宋教仁評孫中山：專橫的野心家革命不會成功

原標題：宋教仁評孫中山：專橫的野心家革命不會成功

1905年初，宋教仁到日本不久，即與革命同志在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他在擔任經理人的同時也承擔了主要的寫作任務。雜誌在草創時期遇到很多的困擾，如經費問題、人員退出等，但宋教仁仍舊極力維持並出版了兩期。正當雜誌難以為繼之時，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隨孫中山多年的宮崎滔天（本名宮崎寅藏）。

宮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紀末就開始關心並參與中國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幾個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團體如華興會、光復會和興中會等於1905年7月30日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號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召開同盟會籌備會議，其中包括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道一、時功玖、曹亞伯、蔣作賓、劉一清、馮自由、汪兆銘、古應芬、胡毅生、何天炯、馬君武、鄧家彥、程家檉、王天培、蔣尊簋、康保忠、王孝縝、張繼等10省代表，加上宮崎滔天、內田良平與末永節三位「日本志士」，到會人數合計79人，革命陣容可謂強悍。

同盟會雖然成立了，但有一件事對宋教仁刺激頗大，一是他辛苦創立的《二十世紀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強制停刊，經多方斡旋仍得不到解決，最後只好將雜誌改名為《民報》，並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發行。日方之所以將《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強制停刊，表面上是因為沒有合法手續，實則是宋教仁編寫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

總體上來說，宋教仁對日本似乎沒有什麼好感，他在甲午戰爭期間曾寫詩：「要當慷慨煮黃海，手挽倭頭入漢關」，到日本時正值日俄戰爭爆發，宋教仁也一直關注著這場戰爭的進程，但他並不是關心日本的勝負而是擔憂中國的命運。從本質上說，宋教仁是一個「不愛朝廷的愛國者」，他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吾人之主義，可大書而特書，曰『愛國主義』」。在宋教仁看來，清廷是國家強大的最大障礙，因而他在雜誌中不用清朝紀年而使用黃帝紀年，以示對立。

據經常在同盟會本部（即《民報》社）碰面的鄧家彥回憶，宋教仁「頗具才識，亦通辭令，喜做高談闊論，因間島問題而嶄露頭角，彼在東京主張對於『間島問題』應如何如何處理，因此頗為引動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老同盟會員楊熙績也曾說，孫中山善於演講，黃興是個實幹家，而宋教仁深沉穩健，又通達計謀，是智囊。孫、黃、宋是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但三人個性的差異也曾惹出風波。

1907年2月，孫中山與黃興因採取何種旗幟而發生了激烈爭執，孫主張沿用當年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以紀念那些犧牲的革命黨人；而黃興則主張用華興會的井字旗，並認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國旗之嫌疑，應予毀棄。孫中山聽後勃然大怒，說：「我當年在南洋鬧革命的時候，幾萬人託命於此旗下，你要想毀棄的話，就先把我給毀棄了先！」黃興當時也被激怒得跳了起來，當場發誓要「脫同盟會籍」。

表面上看，這僅僅是會旗之爭，但其背後隱藏的實際上是同盟會的領導權之爭。作為原華興會主要成員的宋教仁一向站在黃興的一邊，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認為，黃興不快的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於心，以致借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今既如是，則兩者感情萬難調和，且無益也，遂不勸止之。又思同盟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余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遂決明日即向逸仙辭職，慶午（即黃興）事亦聽之。十時回。夜。大風。」

據宋教仁的記載，他在得知了孫、黃爭執後感到心灰意冷，他在《民報》社向黃興提出辭去同盟會職務及《民報》職務，黃興開始不應，過了一會，突然也提出要退會，當時《民報》的諸革命黨人俱在。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如日記中說的那樣向孫中山當面辭職並轉交文件，孫文一直挽留，宮崎滔天也仍舊想撮合他們關係，但此時宋的去意已決。

眼看事情越鬧越大，黃興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讓一步，他事後向胡漢民寫信表示願意服從孫中山的決定。儘管如此，他本人仍舊「意頗怏怏」。「爭旗」事件對同盟會的發展影響頗大，黃興這一退，以後便一直以大局為服從，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與孫中山及他的廣東人馬心存芥蒂了（所謂「燒炭黨人」，即太平軍「粵匪」之譏也）。

宋教仁與孫中山的齬齟由來已久。在日本外務省政務局跟蹤宋教仁的秘密檔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對孫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與日本朋友串戶真左樹的談話中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1910年12月，宋教仁結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在於右任的邀請下，他擔任了《民立報》的主筆並寫下了大量的革命評論。次年3月，宋教仁趕赴香港，參與籌備同盟會的廣州起義，但由於指揮上的混亂與倉促，當宋教仁、何天炯、陳其美這路人馬在4月27日凌晨抵達廣州城時，只見城門緊閉，起義已然失敗。宋教仁等人無奈之下，只好再經香港返回上海。

黃花崗起義的失敗對同盟會構成了沉重的打擊，其不僅損失了數十名寶貴的精英分子，而且革命士氣幾近於摧毀。事後，革命黨內部瀰漫著一種絕望的氣氛，如起義的指揮者之一趙聲不久後即鬱鬱而終，而一向穩重的黃興也不顧自己被炸斷兩根手指而執意要去行刺李准——當時的廣東水師提督，鎮壓起義的罪魁禍首。自始即不贊成暗殺活動的胡漢民，這次居然也表示贊成。

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滿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系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可笑同游們還諷其為「狂生」。鑒於北方的保守勢力過於強大，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於1911年7月31日組織「中部同盟會」，試圖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重點，培植革命力量，伺機發動起義。此時距武昌起義僅有兩個月零十天。

武昌起義後，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到達武漢，據隨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輝回憶，宋教仁當時以留日學生領袖的身份活躍於革命黨人陣營，他「一路行來，從未有疏離之感。且不論革命軍中的高級幹部如上海的陳其美、漢陽的黃興以及他所追隨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學生外，他在武昌都督府眼見留學生如潮水般的從日本趕回內地，晉見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實況也在提示他，這是一場由留日學生髮起的革命」。

北一輝抵達中國後的第一封書函，就是向內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觀察，他發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設在《民立報》，而《民立報》的革命同仁在籌劃各地革命起義時，無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規定的方案執行。按照北一輝的說法，報社內同仁動輒就舉宋教仁之名以為背書，無論行何事，皆稱是宋先生之意辦理。

抵達武昌後，宋教仁最初協助胡瑛辦理外交，之後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為重要的文件，那就是《鄂州約法》，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共和制憲法性文件，之後的《臨時約法》即以此為藍本。但不幸的是，首義地武昌的局勢在北洋軍的攻擊下迅速惡化，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在事無可為的情況下相繼回滬，並協調江浙聯軍於12月2日攻下南京，扭轉了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勢。在新成立的江蘇都督府中，宋教仁擔任政務廳長，並打算推舉黃興為革命政府的新領導人。

對於歸來中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宋教仁似乎仍抱有成見。據北一輝在《支那革命外史》中的記載，宋教仁並不歡迎孫中山的到來，當北一輝從上海到南京去勸說他擁護孫中山時，宋教仁氣得滿臉通紅：「老兄你也學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嗎？你的大元帥主張誤了事，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中山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將怎麼辦呢？黃興食言不來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

後來，張繼等人也來勸他，宋教仁這才回到上海參加同盟會在哈同花園舉行的孫中山歡迎會。但在幾個關鍵性問題上，宋教仁與孫中山等人存在嚴重的分歧，如政權組織形式上，宋教仁主張內閣制，孫中山等多數人主張總統制；在中央與地方問題上，胡漢民主張地方分權，而宋教仁主張中央集權；在定都問題上，宋教仁堅持己見，主張定都北京，他認為遷都南京即為放棄蒙滿，而以他在東北的經驗，對日俄之野心極其明了。

儘管宋教仁在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後，宋教仁僅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很多人為宋教仁未能擔任內務總長而抱屈，但宋教仁卻不以為意：「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共和肇造，非我黨負起責任，大刀闊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舊官僚模稜兩可，畏首畏尾，哪裡可與言革命、講共和？」

清帝退位後，孫中山按約定辭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與總理唐紹儀提名他做農林總長，但這個職位也未能讓宋教仁感到滿意。而且，首任內閣未及三個月，唐紹儀即與袁世凱鬧矛盾掛冠而去，宋教仁與其他同盟會籍的總、次長也隨後辭去了內閣職務。

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會並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促進會合併成立新的「國民黨」的工作，以圖在之後的國會選舉中實現真正的政黨內閣。對解散同盟會的舉動，很多革命黨人都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們耐心的解釋說，「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我們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我們是公開的組織。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的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我們要在國會裡，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在宋教仁與其他革命黨人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在之後的選舉中贏得了空前的勝利，而宋教仁極有可能出任新的內閣總理。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1913年3月22日，就在宋教仁準備從上海火車站北上之時，一顆罪惡的帶毒的子彈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

頗令人費解的是，在國民黨選舉勝利並有望組織責任內閣的「大好形勢」下，國民黨的名義領袖孫中山卻對此十分冷淡，他沒有就組閣問題發表意見，甚至有意與宋教仁避而不見。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漢口沿江東下，於2月15日抵達上海，當時住在黃興家中。最弔詭的是，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孫中山年譜》中竟然沒有1913年3月27日之前的任何行蹤記錄，而1912年的記載幾乎詳細到了每一天。事實上，孫中山系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進行考察訪問，他為何不肯稍作停留等待宋教仁來滬商議組閣問題而非要急匆匆的趕赴日本進行並不急切的考察呢？

據《長沙日報》的報道，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湖南都督譚延闓主持的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演說時，宋談到了黃興、譚人鳳、孫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凱及自己對於辛亥革命的貢獻，而對於名聲在外的同盟會領袖孫中山卻隻字未提。次日，宋教仁在湖南鐵道協會歡迎會上更是對孫中山的「十年十萬里」鐵路計劃予以商善意的嘲諷：「前孫先生髮表六大幹線，有贊成者，有待籌商者，但是孫先生對於內地經歷尚少，必須考驗測量乃能得其要領。」

在宋教仁死去十年後，孫中山派系的人馬（粵系）仍對原華興會的宋教仁、黃興等人（湘系）耿耿於懷，如1923年11月，孫中山在廣州的一次演說中，依然強調自己當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黃興等一般舊革命黨人」所制；而自命為孫中山接班人的戴季陶，其在《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黨魁的道德罪名對宋教仁實施政治清算：「用丟了革命性和主義的一群政治勢力集團為基礎，去與反革命的官僚妥協，以圖在短時期內掌握政權。公平的批判起來，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實在是桃源漁父！」

革命革成了「歷史罪人」，若宋教仁地下有知，豈非啞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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