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改變了漢語詞典的生態隨筆

在視覺文化日益佔據優勢地位的時代里，有關文學死亡的預言越來越頻繁地出現。文學似乎是一種行將過時的事物，一個即將在博物館找到歸宿的古董。雖然說出這種觀點的人常常誇大其詞，但道出了一種普遍存在的質疑：文學到底有什麼用？對此，我不想直接給出答案，而是首先指出一個事實：站在你面前的我曾經用寫作改變了詞的用法，剔除了漢語中的歧視性表述，催生了新的意義空間。這是我曾經親歷的過程，是我曾經造就的因果關係，而它至少證明了一個問題：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寫作影響這個世界，關懷他/她之外的生命。為了產生更好的效果，我引入了創意寫作（creative writing）的一些手法。或者說，我的生態寫作就是創意寫作。

原文 ：《生態文學，創意寫作與現實關懷》

作者 |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王曉華

圖片 |網路

一篇改變了漢語詞典的生態隨筆

1995年春季，剛剛從事生態寫作的我翻閱漢語詞典，不經意間發現了這樣的詞條：「［天鵝］鳥名。像鵝而較大，頸長，羽毛多純白色。主食水生植物，也吃魚蝦。肉可食，羽毛也可利用。」 它使我想起了發生在北京的一件舊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兩隻天鵝在北海公園的水面上游弋，相親相愛的身影引來無數遊客欣賞的目光，但某個青年卻暗中產生了想吃天鵝肉的強烈衝動；於是，獵槍響過之後，一隻白天鵝應聲落下，剩下的那隻整日哀鳴不止，最終殉情而死。青年的舉動引發了市民的憤怒，最終被判處數年徒刑。令我震驚的是，詞典作者對天鵝的看法竟然與偷獵者完全一致：天鵝的肉可食。顯然，按照詞典的尺度，偷獵天鵝者根本不應該被判刑，因為天鵝對人的用途本來就是「肉可食，羽毛也可利用」。

這個發現引燃了我進行生態創意寫作的衝動。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先後發表了《槍殺天鵝事件與漢語詞典》《詞典編撰應有生態意識》《詞典中的文明演進》等生態隨筆，大量使用了陌生化手法。譬如，將當時詞典中有關野生動物的詞條定位為「狩獵指南」。此類說法可能略顯誇張，但卻具有超乎尋常的力量。隨著相關雜文先後在《雜文報》《南方周末》《芒種》《咬文嚼字》《中國綠色時報》《深圳特區報》發表和轉載，這種表述產生了較大影響。此後，為詞典糾錯成為民間和學術界的一個常規活動。詞典的編撰者顯然也感受到了來自讀者的壓力，《新華詞典》和《現代漢語詞典》每次再版都會修改一些詞條。進入新世紀以後，渲染野生動物「肉可食」的解釋基本上消失了，漢語詞典開始輻射「生態意識」。

在我的生態寫作史上，這是個用創意改變意義空間的經典案例。事實上，這僅僅是牛刀小試。在此後的生態寫作生涯中，陌生化手法被不斷運用，文學在我的個體實踐中日益顯現出關懷所有生命的力量。

陌生化手法展現了屢試不爽的神奇效果

從寫作《詞典編撰應有生態意識》一文開始，我頻繁運用陌生化手法。從最初的下意識運用到後來的有意識運用，陌生化手法幾乎出現於我的每篇生態隨筆中，形成了一種個體敘事層面的鮮明特色。隨著它不斷出現於「文字的蜂群」中，我持續體驗到了生態創意寫作的力量。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個文學理論術語，指的是喚起新奇感的創作手法。它可以揭示事物不尋常的一面，震驚沉迷於常識的讀者，起到出奇制勝的效果。對此，布萊希特進行過清晰的表述：「把一個事件或人物陌生化，首先意味著簡單地剝去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理所當然的，眾所周知的和顯而易見的東西，從而製造出對它的驚愕和新奇感。」在我從事生態寫作的過程中，「驚愕和新奇感」不斷出現。當然，這個過程具有接受美學意義上的背景。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閱讀《醜小鴨》雜誌上的一篇小說時，一個陌生化的表述如電流般擊中了我：「你想沒想到，我們都靠吃動物的屍體過活。」此前，我很少在「食物」和「屍體」這兩個辭彙之間建立鏈接，但這句話卻揭示了二者的聯繫。這種表述對我來說影響如此深遠，以至於今天我還沉迷於類似的修辭學實踐。在我剛剛從事生態寫作的九十年代，環境保護這類說法還剛剛興起，大多數人還沒做好接受它的心理準備。此時，平鋪直敘的生態言說很難奏效。要想異軍突起，生態寫作就必須運用各種創意。正是由於這種深層邏輯，我的生態寫作一開始成形為生態創意寫作，而陌生化手法則展現了屢試不爽的神奇效果。譬如，在《為動物請命》一文中，我寫下了下面的句子：「人建造了一個屬人的世界，根據人的需要強行賦予事物以屬於人的意義，因此，雞健壯的腿和結實的翅膀並不是雞用來走路和飛翔的器官，而是供人食用的美餚。」再如，在《讚美拾荒者》一文中，我把拾荒者定位為「聖人」：「沉湎於享樂的人類切斷了自然界的循環之鏈，把自然界的精華大量地轉化為垃圾，使自然界日益消瘦和病弱，而拾荒者則把大多數人所廢棄的東西聚集起來，讓它們回到生生不息的造化之流中去。」又如，在《殘酷的邏輯》一文中，我諷刺了當時流行的皮衣熱，強調它不是「高貴的符號而是殘酷的標誌」。 「走路和飛翔的器官」、「聖人」、「殘酷的標誌」與有關食物、拾荒者、皮衣的日常定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陌生化的表述可以喚起讀者的思考，引導他們走出人類中心論的藩籬。類似的例子很多，形成了綿延的系列，展示了我的生態創意寫作的特色。

回過頭來看，生態創意寫作的出現折射出某種內在的需求。當我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播撒生態話語時，當代生態文學還處於發軔期，專門從事它的人寥寥無幾，相應表述屬於稀缺話語。譬如，在1996年出版的散文集《願地球無恙》中，大多數作者都是已經成名的作家，如王蒙、從維熙、韋君宜、馮牧、王安憶等。對於他們來說，生態寫作並非主業。正由於如此，剛剛從事生態寫作的我得以脫穎而出。《願地球無恙》是部不厚的選本，卻收錄了我的兩篇生態隨筆。與其說這是我的榮耀，毋寧說它折射出生態文學的邊緣地位。受制於這種邊緣處境，我不能不設法喚起讀者的注意，而陌生化手法則是一種有效的言說手段。通過對陌生化手法的頻繁運用，日常信念的荒謬之處被不斷揭示和反思。與此同時，寫作者的思路層層擴展，創造性的發現源源不斷，相應觀點最終影響了知識分子和芸芸眾生。

現實關懷功能：所關懷的不僅僅是人，而是所有生命

到目前為止，我發表了屬於創意寫作範疇的生態隨筆五十多篇，作品先後出現於《南方周末》《上海文學》《山花》《天涯》《雜文報》《南方都市報》《深圳特區報》《中國綠色時報》《森林與人類》《文匯報》（香港）《綠葉》《新京報》等報刊雜誌，被包括《願地球無恙》等幾十種選本收錄。通過這些前後相繼的創作，我曾經闡釋了生態創意寫作的現實關懷功能：它所關懷的不僅僅是人，而是所有生命。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當代生態創意寫作初步實現了這個目標。

總的來說，「生態」是個褒義詞，意味著守護、愛惜、敬畏，但這不意味著它具有天然的優勢。當我剛剛從事生態創意寫作時，關懷其他生命尚未提到大多數人的議事日程，相關方案顯得奢侈乃至荒誕。對於在八十年代重啟現代化籌劃的漢語共同體來說，它屬於反思性的思潮，其倡導者似乎來得太早。譬如，徐剛於1988年出版了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表現了過度砍伐森林、水土流失、沙漠化等問題，但他的聲音在當時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生態文學處於邊緣狀態。不過，隨著創意寫作手法的引用，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其理論的顯現，人們逐漸走出了單一物種的坐標系，開始接受更加多元的生命圖景。現在，倡導生態保護的人不再被譏諷、嘲笑、批評，無需再為自己的合法性辯護。相反，他/她會被當作與環境友好交往的典範，被視為當代生活的楷模。這反過來見證了生態創意寫作的力量。現在看來，生態創意寫作主要起了三個方面的作用：其一，它呼喚人們反思人性，引導讀者反思人類中心論，樹立敬畏生命的信念；其二，運用包括陌生化手法在內的修辭學手段，重估自然生命的價值，培育熱愛所有生命的溫暖情懷；其三，在仁民與愛物之間尋求必要的平衡，力圖達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境界。隨著努力的持續，生態文學展示了改變現實的力量。對於從事生態創作寫作的我來說，「文學到底有什麼用」是個偽問題。

進入21世紀以後，生態話語迅速興起，現在已經進入主流文化的殿堂。它幾乎總是佔據漢語文本中的重要位置，直至成為真善美的代名詞。雖然這並非僅僅是生態文學的功績，但後者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於相關隨筆的影響，我曾經先後到美國、瑞士、韓國、英國講述自己的文學生涯，播撒「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生態理念。正如我前面所說，這是一個勵志故事的結果，見證了生態創意寫作的力量。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19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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