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之外的漢語傳播
（北京語言大學 對外漢語研究中心 北京 100834）
[摘 要] 漢語傳播就其目標而言是實現從漢語母語到「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的轉變，而其傳播結果則是：作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的漢語將包容世界多種文化的異質性成分，呈現出和漢語母語不同的形態，並對母語狀態下的漢語提供反饋性影響。漢語國際傳播不是實現漢語從中國向境外的簡單外移，而是需要多種文化背景下的語言使用者的全球性貢獻。漢語的國際傳播提升了漢語本身的社會聲望，使漢語的語言資源獲得增容。漢語國際傳播所展現的漢語未來的語言格局，是中國與世界互動過程的表徵。漢語國際傳播表面看是語言的傳播，實質牽涉到語言之外的多種因素。
[關鍵詞] 語言之外的漢語傳播；「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語言資源
布隆費爾德早就指出，言語事件處於一種完整的生活事件之中，對於實施和完成一定的生活事件構成了貢獻：即替代性連接（刺激-反應）生活事件的參與者,並使之處於合理的社會分工狀態。他把言語事件和生活事件的關係公式化為A：言語行動（act of speech）之前的實際事件，B:言語，C：言語行動之後的實際事件，指出：「一定言語的出現和前後實際事件的整個過程，取決於言者和聽者的全部生活史。」
布隆費爾德的研究對於我們思考當前的漢語國際傳播具有這樣一些啟示：第一，語言交流不是語言本身自主完成的言語事件，而是和語言之外的生活事件處於不可分離的關係之中；第二，語言之外的生活事件是語言交流的目標，而非手段；第三，語言之外生活事件構成了語言交流效果的落腳點，是衡量語言交流價值的尺度；第四，語言研究的結構自主性，不能等同於語言交流的事實性；第五，對語言之外諸維度的考察，意味著對於語言交流的思考從結構走向情景，從體系走向實踐。
一、面向「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
漢語的國際傳播，並不等同於：語言本身具有壓倒一切的傳播有效性，在國際空間大力擴散漢語本身，可以使漢語成為世界上「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
自費希曼提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這一概念以來,從語言傳播的使用幅度來衡量語言傳播的有效性，反襯了語言所依託的社會生活流動性增加的趨勢。流動性的增加，體現為跨國、跨區域人員的更高流動性，也體現為與更高流動性的社會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語言的更大流動性。人員的更高流動性，提升了對於「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的使用要求，也決定了語言交流或傳播，需要採取不同於以往的節奏和規模。這是加速漢語國際傳播的利好條件。但是，流動性和複雜性並舉，使得語言的傳播因指向語言之外，因牽涉到語言人的更大流動性，以及流動社會的更高複雜性，而面臨著更多挑戰。
和一般意義上的母語固著於言語社區內部不同，「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以穿越言語社區邊界，幫助不同言語社區成員之間匯通、攜手為傳播的目標。但是，翻譯的存在，使得不同言語社區成員，在面臨語言屏障進行交流時，實現了溝通的目標。翻譯的存在本身，似乎在實踐上削弱了「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的必要性，但「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的出現，證明了翻譯的不足，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母語對於跨言語社區交流的局限性。
母語是持有者的民族標記、族群身份、文化符號。母語在一定的言語社區內部呈向心型流通，增進了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相互認同，以及民族、族群內在的有機團結，是表達相關共同體經驗的符號體系，是「集體表現」的濃縮和再現。從不同母語之間的屏障性存在，到不同言語社區因溝通需要而出現的翻譯中介，再到超越翻譯，形成不同言語社區之間直接溝通的「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反映了人的「意志統一」的延伸過程。人的意志統一要求驅動著社會交往，建構了社會共同體，而對語言傳播範圍的要求，始終伴隨著人的意志統一驅動，及其社會性發展指向。
指向全球語言目標的漢語國際傳播，體現了中國人意志統一的時代要求，也是當前在全球範圍大力推動漢語傳播的隱性動力。但對這種意志統一內涵的誤解，又具體表現為對於漢語全球傳播的非接納、非參與態度，形成當前漢語傳播的深層次障礙，也是對中國人意志統一限度的設定。參照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存在狀態，是清晰化中國人意志統一邊界，衡量漢語國際傳播隱性限度的關鍵條件。反過來講，突破漢語國際傳播的限度，需要研究國際傳播空間限制中國人意志統一的條件和理由。從實踐角度看，需要減少對於中國的不理解或誤解，與中國形成頻繁、密切的溝通，增加對中國的興趣。如果這樣的實踐行動與世界發生了重要的利益關聯，形成了對於世界存在方式可接納的積極重塑，那麼漢語的國際化傳播就獲得了現實的合理性。
讓作為中國人母語的漢語轉變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把漢語言語社區的意志統一格局輸送到邊界之外，必然面臨著開放和接納的困難。也就是說，一方面，漢語言語社區成員是否願意超越言語社區邊界，包容更多其他言語社區的成員來參與自身的意志統一進程，去延展意志的統一範圍。另一方面，作為意志統一內涵的觀念體系，在輸出漢語言語社區邊界時，是否會使外部成員產生理解的興趣，從而對作為觀念載體的漢語產生進一步傳播的動力。進一步的問題在於：從言語社區內部傳播轉向言語社區外部傳播，是否會形成不同言語社區在意志統一上的不一致，演變為相互間的語言衝突。是否可以通過推廣「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而形成勝出的態勢，或通過對傳播場域的設定，來緩解這種衝突。事實上，科技、貿易、學術、文化等傳播場域對於「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具有較高的開放度，而在政治和日常生活場域，作為附加語言的外來「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極難戰勝母語的力量。
任何一種民族語言，在上升為一種國際語言，成為一門「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的過程中，又總是難以完全超越外國語特徵，而且和其他民族母語形成對峙格局。在不同母語對峙的狀態下，以其中一種母語為通用語，則存在語言人的複雜博弈過程。現實情況是：與其對另一種母語被動接納，毋寧推動自身的母語更大範圍擴散，以一種走出言語社區邊界的政治策略，實行母語之間的境外決戰，以維護自身言語社區的語言、文化安全。母語對峙的結局，往往以不同母語持有者的實力，以及對於各自母語傳播價值的增容結果，來決定傳播的勝負。
上述對峙在方言和通用語的關係中也早有充分的表現。多種方言與基於其中一種方言而形成的民族通用語之間的對峙過程，以通用語的最後勝出為結果，體現了以推行民族通用語為目標的政治意志。對一種區域方言的堅持，表面上看是對一種日常語言習慣的依賴，但實質上，又指向了日常生活習慣所依託的方言社區的意志統一狀態。一個方言持有者總是被直覺地認定為哪裡人，顯示出方言社區背景下特有的精神風貌、性格特徵、行為習慣等內在秉賦。但是，不斷傳播的民族通用語，對於方言個性存在著普遍的兼容。通用語的包容性，是對方言持有者無法清除的母語標記的包容性。這種民族通用語實質是各種方言參與者在一定的語音、辭彙、語法體系規範下，共同參與，共同實施的多聲部語言行為。
從母語上升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需要面對以下規律，這也是漢語國際傳播可能呈現的未來景觀：在提倡語言純潔性的同時，需要更多考慮漢語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是漢語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面向其他言語社區成員，在語音、辭彙、語法等各個層次展現出的對於其他類型的語言要素的接納。漢語擁有語言接觸的悠久歷史，在辭彙資源上吸納了域外的大量借詞和譯詞，甚至在語法的構成上通過複音詞的增加和西洋句法的引進而形成了現代漢語的基本句法特徵。正如王力先生所指出：「漢語中來自國外的借詞和譯詞又可以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西域的借詞和譯詞，第二類是佛教的借詞和譯詞，第三類是西洋的借詞和譯詞。」 「五四運動」以後的現代漢語呈現出「適當地吸收西洋語法；大量地增加複音詞，等等」特點。
今後漢語的對外傳播，不是歷史上面向有限國家、有限地區的傳播，而是面向全球的傳播，是致力於實現全球「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目標的傳播。對於多種文化異質性的容納，甚至做出語言的包容性改變，具有不同於歷史經驗的新特徵。
二、語言資源的改變
如果說母語是一定的言語社區的公共資源，所有言語社區成員都具有先賦性及入資格，那麼「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則表現為不同言語社區之間，甚至多種言語社區之間的公共資產，並且鼓勵各種言語社區成員積極接觸、利用、擴散這種公共資產。和一般的社會公共資產因「搭便車」者眾多而發生公共資源的悲劇不同，「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則因「搭便車」的增加而形成資源的增容。也就是說，語言的「搭便車」，並非一般公共資源的只取不予，而是在取的同時每個人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為這種語言的公共資源做出貢獻，在豐富著語言公共資源的內涵。
將國別母語改變為一種傳播範圍更廣的國際語言，意味著語言價值的幾種變化：語言使用者具有更大、更多的交流可能性，可以通過「傳播範圍更廣語言」的使用，與類型更多、背景更多樣的人群實現社會交往。這種社會交往既發生在基礎母語持有者和外來者之間，也發生在多種文化背景的外來者之間。由於「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使用者類型更複雜、背景更多樣，因此營造的社會生活也更加豐富。通過對「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的參與性使用，基於各自的生活體驗，可以形成角度多樣的貢獻，形成高度的分享機會，而這樣的分享機會實質依託於「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這一平台。
但是，這裡呈現的問題是，作為漢語言語社區公共資源的漢語，與作為國際傳播空間公共資源的漢語，雖然在語言的形態上重疊，但就語言資源的構成而言，實際上處於不同的層級。只是由於語言形態的重疊，遮蔽了不同層級的資源來源。共時狀態下的漢語平面化與漢語公共資源的層級化，反映了無論何處使用漢語，都不過是體現了漢語的一種共時狀態，而對漢語在不同時空中賦予的價值，則對漢語的資源構成動態的累積，形成漢語資源的層級。平面化的共時傳播與層級化的資源累積，是漢語國際傳播所面臨的深層次難題，也是漢語國際化過程中逐步面臨的傳播複雜性。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本身就是對維護漢語母語資源的保證，而漢語全球範圍的傳播，由於多種文化背景使用者的參與，又構成更大範圍的語言資源的擴充。作為母語的漢語資源構成了「傳播範圍更廣語言」的基本資源，但後者又對前者形成反饋性影響，形成異域的外來者與漢語社區內部成員共處於漢語社區的語言生態，或走出國界的中國人與異域語言人共處於使用漢語的社會場景的事實。就當前的漢語國際傳播而言，隨著資源比較尺度的變化，即使在經濟硬實力方面弱於中國的民族或國家，也有可能對漢語構成語言資源輸出，形成資源增容中的漢語變化。這種情況不同於漢語發展史所展現的歷史經驗。
當不同言語社區成員之間發生交往需要，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種不同言語社區成員之間因流動性的提高而發生頻繁交往需要的時候，作為先賦性資產的母語，反而成為外向型溝通的障礙。「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成為克服這種障礙的自然要求。但是，任何一種世界「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只能誕生於一種母語，也必然以母語持有者作為其基本的交流對象。母語持有者成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參與者的對話對象，成為語言標準的來源，也因語言格局的變化而產生了語言身份的轉化，獲得了言語社區內部所沒有的新的語言優勢身份。事實上，當一種世界「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和一種母語發生重疊時，這種母語言語社區成員在信息獲取、無形聲望、學習成本，乃至話語權的建構等多個方面，都處於比較優勢地位。從這一意義上講，一種「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對於其基礎母語形成重要的資源貢獻，使得母語持有者的語言先賦性資產獲得全面增值。
漢語的國際傳播，或者講，把漢語母語改變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的傳播行動，自然會經歷上述語言價值的增容過程：中國人會與類型更多、背景更多樣的人群形成更加複雜的社會交往，並且對漢語母語成員的交往方式、交往內容、交往規則形成影響。同時，中國人作為漢語母語持有者進入「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的交往空間，又將數千年歷史傳統的要素傾注到共時的交往實踐，對國際範圍的人際交往活動賦予濃厚的中國色彩。漢語的傳播，是中國文明的傳播，是中國人的行走，同時也是交流資源的移動和增容。
反過來講，漢語作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其使用者包括世界多種文化背景的語言人，各自攜帶其母語的意義，進入漢語體系，成為超越狹義語言純潔性的多元資源。因此，漢語資源的增容是雙向的，其受益者也處於雙向狀態。漢語資源的雙向增容，不僅是漢語語言上的變化，而且也是使用漢語的中國人，以及世界各國使用漢語者的語言能力的增容。漢語成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帶來的不僅是變革中的漢語，而且更重要的是，帶來了變革中的中國語言人和世界各國語言人的變化。
語言的基本功能是交流，而語言資源的增容過程是通過語言的交流實現的。語言哲學透視語言本質所發生的重要語用轉向，就是從人和世界的關係，即客體化關係，向人際交流關係，即主體間關係的轉向。把語言的交流性設定為語言的先驗條件，決定著關於世界的認知活動處於何種位置，而且更主要的是，決定了處於語言中的人，唯有通過語言的交流才能建立起主體間關係。
這種語言交流的有效性主張，構成了漢語傳播過程中資源增容的理論條件。關鍵在於，漢語傳播出去，需要更多的人處於漢語交流的實踐過程之中。任何懸置式的單向漢語國際傳播，或者換句話講，不考慮語言交流的社會場景，不考慮語言交流者的在場，而只是藉助大眾傳媒進行漢語國際推廣，那麼，漢語國際交流的基本條件還不具備。只有在具體的人際交流過程中，才能形成交流的有效性。在漢語言語社區內部，這種交流有效性的確立，是每一個母語成員的日常功課。彼此在語音、辭彙、語法等各個層次明確或隱含的批評或匡正，維護著漢語母語與中國人觀念體系的對應，維護著交流過程中人際關係的法則，確認著交流主體的意向，鞏固著漢語交流的有效性。
漢語母語資源的豐富性和充沛性，為向外傳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對一種充沛和豐富的語言資源的接觸和掌握，又使語言學習者面對很多困難。「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實質意味著：對於其使用者，應該具備國家、民族、人種、年齡、社會階層、交流場合等最大程度的覆蓋性；對於其在世界上的流動，應該具有跨國、跨區域、跨人種、跨年齡、跨社會階層、跨交流場合的擴散性；其使用應該具有較高的頻度，而非針對特定的場合、有限的語境。如何使豐富、充沛的漢語母語資源轉變為更多非母語地區、民族、國家共享的語言資源，吸引更多的人參與漢語的交流，是漢語國際傳播的基本目標所在。
設想一種更易掌握的語言，無非是為了減輕非母語學習者的困難。薩丕爾提出的簡潔性、規則性、邏輯性、豐富性、創新性四原則，具有較高的理論合理性。然而，由於任何一種「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都不得不來自一種母語，而任何一種母語資源的豐富性和充沛性，又證明了薩丕爾提出的理想語言原則的實踐難度。漢語等級水平考試，實質訴求的就是解決這樣的漢語學習悖論，測試的就是漢語對外傳播的交際層級。掌握漢語的水平，實質上起始於日常工具性交流，上升為思想、情感的溝通，而思想、情感的溝通，牽涉到傳達的精細性和結構的複雜性。交流層級的劃分，體現了漢語由表及裡的複雜性、精細性，是對漢語傳播難易程度的劃分，同時也是對漢語資源分布狀態的區分。漢語交流有效性的實現，是檢驗漢語國際傳播效果的尺度。漢語國際傳播，不能停留於問路、吃飯、關燈、睡覺這樣的日常生活信息的傳播，而應是關於中國人對生活的哲學體悟，對人際情感的微妙體會的深度傳播。
薩丕爾曾經指出，人類交流可以分為基本過程（語言、體態、外在行為模仿、社會提示）和二級手段，初級過程人類共通，而二級手段只是發生在文明更高的階段，是促使人類交流的輔助手段。薩丕爾對人類交流的基本過程的論述實質揭示了，交流以語言傳播為基礎，但不限於語言的傳播，而是以語言的傳播指向人際間體態的觀察和體會，更進一步把握語言傳播者的心靈世界，實現雙方的深度溝通。
進而言之，以語言傳播為基礎，以對傳播者內心世界的把握為行動信心，使中國社會法則，包括傳統習俗、當下規範等，實現超越時空的傳播，是漢語國際傳播從語言之內走向語言之外的傳播要義。但不可忽視的是，這一複雜傳播過程以語言為始終，丈量著語言溝通的程度。離開了語言，所謂對體態的體會，對外在行為的模仿，對社會提示的把握，都成為毫無意義的啞劇式模仿，根本談不上交流的進行。語言傳播的複雜性來源於語言之外的人際之間，但又和語言須臾不可分離。這種交流始於漢語，終於漢語，但又不限於漢語。顯然，漢語的傳播是從漢語之內到漢語之外，但又不脫離漢語這一貌似簡單實質複雜的過程。
三、從語言轉向社會
確實，一種「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使用者的絕對數量應該多於傳播範圍更小的語言，其傳播的地理空間應該更大。漢語作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是跨越漢語言語社區邊界，面向第二語言習得人群的傳播。這種傳播是對文化、民族、種族、傳統等方面異質性的偏重，顯然不同於漢語言語社區內部在上述方面相對同質的交流。
傳播對象的異質性實際上賦予了漢語傳播過程的新奇性。這種新奇發生在漢語言語社區成員傾聽異邦人群言說漢語之時，也發生在異邦人群直感漢語之時。漢語國際傳播從這樣的新奇性出發，從語言的新奇，指向新奇的人群。語言的這種新奇性往往是語言使用者之間跨越言語社區開展交流的觸發點，是語言學習者初步接觸母語之外第二語言的感覺和態度，並且和語言學習行動聯繫在一起。
正如喬姆斯基所指出：「任何一位優秀的教師都懂得，激發起學生的自然好奇心，刺激其自身探索的興趣；與此相比較，教學方法和概述的教學材料都是微不足道的。學生對被動學習的東西快速遺忘。學生在自然好奇心和創造性衝動被啟發起來時進行的探索和發現將獲得銘記，並成為進一步探索的基礎，可能構成關鍵的智力貢獻。」因新奇而產生好奇，啟動了人際交流，派生出交換意見、相互理解、達成共識的交流過程。對新奇性本身的符號化，恰恰是人際交流語言基礎的符號化，而從新奇的符號進入新奇的背景，走進新奇符號的依託者，即交流對象，則是人際溝通的基本過程。
但是，語言的新奇，不過是語言交流的起點，並不等於語言交流的整個過程。一個常見的事實是，不少語言學習者大多從新奇出發，但又僅僅停留於新奇階段。從語言的新奇，進入交流過程，臻至思想和情感的溝通，則是語言交流的必然歸屬。語言交際實踐很大程度上指向語言在不同社會場域的運用。漢語國際傳播，無法迴避這樣的語言交流規律。從新奇到興趣，再從興趣到實踐，是漢語對外傳播的遞進過程。漢語學習興趣的維持，需要和漢語交際實踐結合起來。
對於漢語在不同社會場域風格特徵的掌握，指向了語言之外的社會構成，尤其是語言人的社會屬性、社會職能。但是，漢語的國際傳播，發生在非漢語言語社區，其社會場域的構成，表現出不同於漢語言語社區的特徵。語言的吸納不等於社會特性的同步移植。漢語向國際空間傳播，其原初的社會場域特徵，事實上很難同步輸出到對象國社會。即使輸出去，也有可能遭遇到語言之外的阻力。但是，通過漢語學習，獲得漢語資源，漢語學習者或許獲得一種現有社會特性之外的聲望標記，擁有更多參與中國話題、中國事務、中國交流的機會。這樣間接豐富著傳播對象國的基本社會特徵。這是漢語傳播所實現的語言之外的社會功效。
漢語成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通過漢語使用者在不同地區、國家的社會實踐，其產生的社會特性，是否能成為其社會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考察漢語傳播語言外功效的隱含線索。在改變其社會特性的同時，改變著傳播漢語的語言人，從而和中國人形成意志統一、立場一致、話語協調、溝通順暢的格局，則是漢語國際傳播的力量所在。
漢語國際傳播的語言外力量改變著漢語使用者。這種改變的結果存在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是對漢語的追捧，一種是對漢語的抵制。表面看，是對一種語言的追捧或抵制，實質是對漢語傳播所實現的語言外社會影響的追捧或抵制。這是對於漢語作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形成的兩種極限態度，和漢語傳播地的社會心理因素存在著深刻的聯繫。了解對象國對於漢語傳播形成的基本心理態勢，相較於對學習行動的把握，更加困難。心理狀態模糊於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成為把握漢語傳播地心理態勢的較大障礙。然而，在漢語國際傳播中，社會影響和心理作用，又是考察漢語傳播功效的深層落腳點。僅僅從講漢語人數的多寡很難測定對於中國、中國人的態度，很難衡量漢語傳播所形成社會影響的實際效果。在無法對漢語傳播的社會影響和心理作用做出科學評估之前，無法僅僅依據漢語學習者的數量，或漢語課程的開設規模，來衡量漢語國際傳播的功效。
意志統一構成了漢語轉變為「傳播範圍更大的語言」的心理文化動因，而漢語語言資源的增容構成了這種轉變的經濟社會動因。至於傳播對象國漢語社會實踐場域的增多，以及對於「傳播範圍更大的語言」漢語的接納程度，則是衡量漢語國際傳播效果的社會心理落腳點。漢語的傳播，關鍵是語言，但傳播的成效，取決於漢語學習者和使用者的社會心理因素。單純認為對外傳播漢語本身，可以將漢語轉變為「傳播範圍更廣的語言」，形成天下漢語大同的格局，似乎過於簡化了漢語國際傳播行動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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