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時刻〡童道明：幾點記憶與思索
童道明（1937—），著名翻譯家、戲劇評論家，江蘇省張家港市人，中共黨員；1956年赴原蘇聯留學，1960年肄業於莫斯科大學文學系語言文學專業；1963年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曾擔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62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為我國文學界、戲劇界撰寫、翻譯了眾多有價值的理論著作和戲劇劇本，著有論文集《他山集》，專著《戲劇筆記》，隨筆、散文集《惜別櫻桃園》等，並另有多種譯著。
幾點記憶與思索
童道明
一
一九三四年魯迅先生主編的《譯文》問世，雖然刊物僅生存了兩年，但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不可小覷。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一九五三年，中國作家協會復辦《譯文》，無疑有著承繼魯迅《譯文》遺產的用意，直到一九五九年由周揚提議將刊名改為《世界文學》。
我不知道周揚力主改變刊名基於何種考慮，但我能想像得到魯迅當年將此刊定名為「譯文」的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可以在魯迅的《鼻子》譯者後記中找到，這篇署「許遐譯」的譯文就發表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譯文》第一卷第一期上。
《譯文》 新一卷 第二期 1936年
魯迅的譯後記在給小說作者果戈理作了扼要介紹之後，寫了這樣一段話：「他的巨著《死掉的農奴》（即《死魂靈》）除中國外，較為文明的國度都有翻譯本，日本還有三種，現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這一篇便是從日譯全集第四本短篇小說集里重譯出來的。」
果戈理的文學作品，「較為文明的國度都有翻譯本」，咱們的近鄰日本「現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獨有咱泱泱大國中國，果氏文學巨著的譯文還是一片空白。魯迅先生坐不住了，譯完《鼻子》，拖著病體，奮力翻譯《死魂靈》。這讓我十分感動，我在當年日記中也寫了這樣一段感言：「文化人要有文化的擔當——昨讀魯迅譯《鼻子》，想到他拖著病體，拼出老命翻譯《死魂靈》的壯舉。」
魯迅當年創辦《譯文》，是滿懷著一種文化的使命感的。這種文化的使命感就是：即便是在對於域外文學名著的翻譯上，也要讓中國不落人後，能自立於世界上「較為文明的國度」之列。這就是魯迅當年創辦這個刊物並定名《譯文》的一個理由。
魯迅先生（木刻） 趙延年 作
二
《譯文》復刊的一九五三年，我恰好從一個江南的小縣城轉學到了北京城，那年我讀高二，對文學已有興趣，《譯文》自然也成了我的讀物之一，因此記住了刊物隆重推薦的兩個革命詩人的名字——土耳其詩人希克梅特和智利詩人聶魯達（我記得他有首詩的題名很別緻——「伐木者，醒來吧！」）。
這種少年時代的選擇性記憶竟然也能影響到我後來的選擇性閱讀。
《譯文》 1953年7月號
如果不是因為我有對於希克梅特的記憶，恐怕後來就不可能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希克梅特夫人的回憶錄。二〇〇五年我寫過一篇題為《良心的重負》的隨筆，講到法捷耶夫之死，就引用了這篇回憶錄里講述希克梅特在法捷耶夫自殺前一天與死者會面的情景。
而在收進我的散文集《潘家園隨筆》的一篇隨筆里，我還有意識地與聶魯達作了一次呼應，將他引為同調：
「有人曾問智利詩人聶魯達：『您最喜歡哪個俄文單詞？』聶魯達回答：『ХОРОШО』（讀作『哈-拉-曉』！即『好』的意思）。」
詩人住在海邊，他覺得大海彷彿每天都在向他發出「哈-拉-曉」的呼喊。
如若有人問我在俄羅斯留學五年中說的、聽的最多的俄文單詞，我大概也要回答說是「哈-拉-曉」。
三
一九六四年外國文學研究所建所，請來北京大學西語系主任馮至先生出任所長。這個新所由原文學研究所剝離出來的幾個外字型大小的組室與原屬中國作協的《世界文學》編輯部合併而成。這樣，外國文學研究所一下子出現了四位知名詩人——馮至、卞之琳、鄒荻帆、李野光，再加上畫家高莽，以及諸多譯界名流，這個新生的文化單位的文化底蘊一下子豐厚了起來。
馮至先生
一九六四年正值「四清」運動開展，記得《世界文學》編輯部的人員大都下了安徽壽縣農村的。與我在古堆大隊的一個村子裡一起「蹲點」的，就是來自《世界文學》編輯部的忠厚長者方土人。
方老先生（他那時已年過花甲）的姓名，也給睿智的袁可嘉先生提供了釋放他幽默智慧的機會。他好像作了這樣一副對聯——
俄文葉水夫
圖書方土人
四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覆滅，一九七七年《世界文學》著手復刊。編輯部向巴金約稿，巴老很快寄來赫爾岑的《往事與深思》，有三萬來字。
赫爾岑的這部回憶錄，我在大學時代就學習過。但對於它的重新認識，卻是在巴金傾心翻譯這篇文獻巨著之後。
我們知道，在「文革」的煉獄中，幫助巴金在心靈上獲得新生的是兩部文學名著：一是但丁的《神曲》；一是赫爾岑的《往事與深思》。
巴金先生
我曾探究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往事與深思》能在「文革」的苦難中成為啟迪巴金精神解放的文學名著？我在二〇一二年創作話劇《驀然回首》時，終於有機會把我的這個探究之後的發現說了出來。
這個劇本里有一場巴金與曹禺夢中相遇的戲，我給巴金寫了這樣一大段台詞：我還要感謝義大利的但丁和俄羅斯的赫爾岑這兩位作家，在精神上，首先讓我蘇醒過來的，就是寫《神曲》的但丁。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我迷戀上了但丁的《神曲》……後來，我又迷上了赫爾岑的《隨想錄》，我下決心要把它翻譯成中文。當我譯到該書第六卷第九章時，我激動得要流出眼淚，你聽聽赫爾岑是怎麼說的呀！「認知真相，這就是出路，擺脫假話，這就是真理。」「誰也不是不可缺少的，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不可代替的現實力量……人有什麼要說的，就讓他說，有人會聽；他心裡有什麼信念，就讓他宣講。」是的，是的，最最要緊的是「認知真相，說出真話」，以後如果能活到雲開日出之日，我就出來寫文章，不說空話，更不能說假話，我可能說得不一定對，但寫的一定是真話，我的主張是：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頓）我就怕我對不起我在那十年中遭受的苦難……
五
我喜歡自己寫點東西，翻譯做的不是很多，對《世界文學》的貢獻尤其少。有點反響的，是一九八六年給《世界文學》翻譯過俄羅斯劇作家阿爾布卓夫的一個劇本《女強人》。後來大連話劇團把這個劇本搬上了舞台，主演劇中女一號的夏君由於這個角色的出色創造，一九九一年與濮存昕以及宋丹丹一起獲得了中青年演員表演藝術的最高讚賞——梅花獎，而且還是唯一的一位因一個外國劇目的演出而獲獎的演員。夏君後來常感謝我翻譯了這個劇本，其實她更應該感謝刊載了我的譯本的《世界文學》。
二〇〇二年我從外國文學研究所俄羅斯室退休，我的學生蘇玲不久也調到了《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退休之後，我一兩個月來外文所一次，先到俄羅斯室看看，也到蘇玲的那個辦公室小坐片刻。處處感受到青春的力量，於是想說，儘管《世界文學》走過了六十個年頭，但它依舊青春煥發。
原載於《世界文學》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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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變而恆永
文學孤獨卻自由
責編：文娟
校對：邊際
終審：春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