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識 | 「一戰」期間在中國的奧匈戰俘

原標題：讀史識 | 「一戰」期間在中國的奧匈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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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本文節選自《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7年第5期，第42-48頁。作者馬加什（Matyas. Mervay），匈牙利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研究生；江沛，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圖片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繫本號予以刪除。因微信體例所限，注釋從略。文末有部分學生的讀書心得，歡迎大家留言交流！~

「一戰」期間在中國的奧匈戰俘

[匈] 馬加什、江沛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歷時四年有餘，給參戰的同盟國與協約國人民均帶來深重苦難。戰俘是戰爭產生的特殊群體，亦為審視戰時國家內政外交的窗口之一。本文以在中國的奧匈戰俘為研究對象，通過論述其來源、安置、救濟等問題，考察戰俘個體的迥異命運，旨在從一個側面展現戰爭影響下的政治社會變遷和歷史複雜面相。

一、俄國政府對於奧匈戰俘的處置

一戰爆發後不久，沙俄軍隊就在加利西亞（Galicia，當時屬奧匈帝國，今位於烏克蘭）俘虜了超過10萬的奧匈戰俘。隨著東線戰事愈演愈烈，俄軍俘獲的奧匈戰俘日益增多，至1916年「勃魯西洛夫攻勢」（Brusilov Offensive）結束後已逾40萬人。據統計，整個一戰期間，共有277萬奧匈帝國官兵淪為沙俄的俘虜。如何處置這一龐大群體，成為沙俄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按照當時的通行方式，這些戰俘必須從前線步行三四個月到俄國境內的火車站，由火車送往位於基輔或莫斯科的中心收容所（central assembly camp），再被遣送至各地戰俘營關押。前往車站的路上，戰俘們只能以微薄給養和沿途居民的救濟為生。奧匈帝國軍隊中民族成分複雜，斯拉夫和猶太裔戰俘往往因獲沙俄境內居民的民族認同而得到較好的救濟；相比之下，德意志、奧地利和匈牙利裔戰俘則處境悲慘。經過數月跋涉，抵達車站的戰俘大都意志消沉、飢餓不堪。乘火車前往中心收容所的旅途也不輕鬆，三四十人擠在一節被稱為「暖廂」[1]（warm wagon，俄文теплушка）的狹小車廂，裡面只有一個火爐、兩三排床鋪和一個馬桶，戰俘們還須忍受斑疹傷寒和跳蚤的折磨。

[1] 儘管車廂被稱為「暖廂」，但據戰俘們回憶，實際是冬冷夏熱。

一名失去了奧地利戰俘，被囚禁於俄國的拘留所。據稱，在這裡奧地利人得到比德國人更好的待遇。

抵達中心收容所後，戰俘首先要進行註冊。他們根據不同民族被分為幾類。其中，斯拉夫人（約佔奧匈戰俘的一半）、阿爾薩斯人（被認為是德國境內的法裔）和義大利人（主要來自奧匈帝國的南蒂羅爾、伊佐拉和達爾馬提亞）、比德意志人、奧地利人（約佔奧匈戰俘的1/4）和匈牙利人（約佔奧匈戰俘的1/4）要享有稍好的待遇，但也僅是相對而言。例如，捷克戰俘的境遇就令其十分失望，並未感受到太多俄國人所宣揚的「斯拉夫兄弟情誼」。註冊後，戰俘名字被匯成表單提交國際紅十字會，由紅十字會來告知其親屬，這項工作實際開展得也不順利。

在中心收容所完成上述工作後，沙俄政府開始將戰俘送往境內各地的戰俘營。《海牙公約》對於沙俄政府1914年10月在彼得堡的戰俘政策制定影響甚微。俄國對戰俘採取區別對待的方針，境內歐洲部分的戰俘營條件最好，中亞次之，而遠東—西伯利亞的條件最差，當地自然環境尤其惡劣。不過，實際情況更加多樣。戰俘們並不都生活在由鐵絲網包圍的集中營，其住宿地點多種多樣[2]，包括工廠、學校、戲院、民房、軍營和酒廠等等。在人煙稀少的西伯利亞和濱海邊疆區（Primorskaya district），民用設施有限，戰俘絕大多數住在條件惡劣的磚砌軍營。在那裡，被俘軍官待遇較好，無需勞動，而士兵卻缺乏相關法律保障，被作為勞動力大量使用於當地的工農業生產，如摩爾曼斯克（Murmansk）和彼得堡（Petrograd，今聖彼得堡 Saint Petersburg）間的極地鐵路即由其建設。儘管1916至1917年戰俘的生活條件略有提高，但整個一戰期間，在俄關押的戰俘死亡率高達17.6%，僅次於塞爾維亞的 25%和羅馬尼亞的23%。

[2] 儘管俄政府制定了統一的戰俘政策，但各戰俘營的實際落實程度差異很大。

1917年初俄國爆發二月革命，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臨時政府廢除了區別對待奧匈戰俘之政策，卻同時提高了他們的勞動強度，加強對戰俘營的紀律管控。新戰俘政策收效微小，反而使各戰俘營的狀況進一步惡化。十月革命之後，奧匈戰俘的境遇發生轉機。蘇俄政府為了儘快跳出一戰泥潭，決意徹底解決戰俘問題，宣布境內戰俘重獲自由。

捷克軍團的武裝列車

出於對結束戰爭和返回家鄉的渴望，絕大多數奧匈戰俘歡欣鼓舞。還有少數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和紅軍國際師。當時的中國報紙稱這批人為「過激派」。可是，奧匈戰俘的苦難並未就此結束，蘇俄內戰和協約國的干涉，使其大批滯留俄境。更嚴重的是，由捷克裔和斯洛伐克裔戰俘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兵團於1918年5月發動叛亂，迅速成為反對蘇俄勢力的急先鋒。他們四處破壞鐵路交通，阻止奧匈戰俘回國，並強迫其中的捷克裔和斯洛伐克裔戰俘加入兵團，因而聲名狼藉。

二、吉林和黑龍江的德奧戰俘收容所

隨著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等處戰俘增多，戰俘營內生存條件愈益惡劣，加之俄方的戰俘管理比較粗放，常有俘虜藉機脫逃，與俄接壤的中國吉林和黑龍江兩省成為很多奧匈戰俘的逃亡之地。逃至中國的戰俘在當時有一個專有名詞——「東北逃俘」。其選擇來華，一方面由於俄羅斯領土廣袤、氣候寒冷以及敵國政府的控制均使自西伯利亞和遠東啟程的西行歸鄉之路艱險漫長。另一方面，大多數戰俘知道他們臨近中國邊境，且民國北京政府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不僅如此，遠東地區有的戰俘已經同中俄邊境的華人有了一段時間的交往。中國境內的非政府慈善組織也不斷接濟逃亡戰俘。這更促使戰俘逃向中國。有的人先到中國，後轉道日本、美國，最終重返歐洲故鄉，其流亡經歷類似冒險的「奧德賽故事」。

1915年初，從沙俄戰俘營脫逃的德國和奧匈帝國戰俘已出現於中國東北邊境。這年1月，吉林省當局接到東寧縣報告，一些凍傷嚴重的德國戰俘從綏芬河對岸入境。東寧縣一面給予伙食，一面請示應如何回應俄方已提出的關於遣返逃俘之要求。吉林巡按使孟恩遠指示：「德俘即入我界，應照中立慣例由縣看護，不能交給俄方，並且命令東寧縣將該德俘等凍瘡速為治療，加以相當待遇，同時縝密看守，勿令逃亡。」同時將此情況呈報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到孟恩遠報告後不久，外交部也收到俄國駐華公使關於逃俘問題的照會。經過交涉，外交部指示吉林方面：「1907海牙保和會陸戰中立條約中有關中立國收容逃亡俘虜的相關規定，是中方處置德人之事確之根據，極為緊要，務祈遵守縝辦，萬勿夫之輕忽。」隨著逃俘不斷增多，吉林方面不得不在吉林市西門外設立一座俘虜收容所來安置他們。

當年黑龍江省龍江德奧戰俘收容所

一戰爆發後，黑龍江地區的外國人也驟然增多，其中就有不少「逃俘」。黑龍江當局為安置他們，在海倫和龍江（今齊齊哈爾市）分別開設了戰俘收容所。其中，海倫收容所設立於1917年3月9日，剛一建立就收容了德奧兩國戰俘300餘名，還接納了一些來自奧斯曼土耳其的逃俘。龍江戰俘收容所成立於1918年9月15日，共收容戰俘456名。在所有一戰時期中國設立的德奧俘虜收容所中，此處收容的奧匈戰俘數量最多。

三、天津德國助賑會與戰俘救濟

1915年秋，奧匈帝國當局著手解決他國戰俘收容所裡衣物、食品和藥品短缺等戰俘救濟問題。基督教男青年會（YMCA）和丹麥、瑞典的紅十字會等非政府組織也參與其中。在天津，一個名為天津德國助賑會（Tientsin Hilfsaktion）的組織也在積極救助德奧戰俘。該會創始人艾爾莎·馮·漢納根夫人（Frau Elsa von Hanneken）是曾任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之女、德國商人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之妻。1914年她聽說有從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逃亡的德軍戰俘經中國東北逃至天津。為了救助這些同胞，她前往北京請求德、俄、美三國公使館為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返津後，她又建立了一個救濟委員會，即天津德國助賑會，專門募款來救助中國境內的德奧逃俘。

助賑會很快募集到約八萬金馬克的善款，並委託兩名美國人將三分之一的資金送往俄國西伯利亞的赤塔和濱海區的戰俘營，同時讓他們記錄戰俘名字，製成名單反饋給委員會。據漢納根夫人所述，1917年天津德國助賑會所施救助最多，總計向俄羅斯境內110個戰俘營郵寄六萬筆匯款，還為約十八萬名德奧戰俘送去了軍裝、棉衣、長靴和書本等物品。

助賑會的成員全是德奧公民，漢納根夫人親自擔任委員長和秘書，其他職位也都由天津德奧租界里的德國和奧匈帝國公民擔任。1915年，助賑會的員工已達60人，並且有了專門的辦公地點，其工作得到廣泛支持。天津德奧租界里的女士和孩子為戰俘們縫製衣物，亞洲多地的德國和奧匈帝國公民積極為助賑會捐款，各同盟國也積極支持在天津的救濟活動。此外，1917年美國對德宣戰前，美紅十字會一直是天津德國助賑會的有力助手，而瑞典和丹麥兩國的紅十字會也幫助賑會援助德奧戰俘。

天津德國助賑會因有濃厚的同盟國背景而成為協約國的仇視對象。先是有人縱火焚燒助賑會辦公室，後來該會又被趕出位於英租界的辦公地。據其成員Olga Fischer-Togo 夫人（奧地利人）記述，中國參加一戰前，當局對同盟國公民尤其是德國公民比較尊重，並為他們提供必要幫助。但是1918年3月，迫於協約國的壓力，中國政府的警察部門還是勒令天津德國助賑會關閉辦公地點，並將文件全部沒收。協約國當局還視漢納根夫人為同盟國間諜，但是她並未放棄自己的救助事業。

四、在北京的繳械奧匈戰俘

在北京收容的奧匈戰俘與「東北逃俘」不同，實則為中國參加一戰後就地繳械的北京奧匈使館和天津奧匈租界之駐軍。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同盟國宣戰，與德奧兩國驟然成為敵對關係。民國北京政府專門出台處置中國境內奧匈帝國軍事人員的辦法：「在北京奧使館之衛兵或租界之奧國商團及其餘有武裝之奧國軍人，均應自動解除武裝，由中國陸軍部或各省區軍事長官派員點驗收容，送往指定收容地點。」對此，奧匈帝國駐華使館最初採取拖延戰術，通過荷蘭駐華使館與北京政府外交部交涉，並利用荷蘭的中立國地位來庇護奧匈駐華軍事人員。荷蘭方面提出：中國宣戰後，奧國軍人自願歸荷館保護，已由荷蘭使館令其解除武裝暫行收容。荷蘭理由是：按照海牙和平會議公約規定，交戰國的軍隊可以往中立國境地內尋求其保護……但考慮到中國的地域主權，荷蘭認為必須要給中國以實行參與的權利。

北京西苑收容所，這座曾經的皇家寺院山門上方，猶留有清順治二年（1645年）御賜的石匾「敕建護國萬壽寺」。

但是經過談判，荷蘭方面最終妥協。9月13日，奧匈使館衛隊在30名荷蘭人、一營中國警察和兩個騎兵連的押送下，徒步前往中國政府指定的西苑收容所。1918年1月，又被遷往萬壽寺。士兵戰俘被安排在三個大殿和四周房屋內居住，軍官戰俘則住到該寺過去為慈禧準備的房間里。寺院前面是負責看守的中國軍人宿舍，「最後一個院里住著主持和尚及他的弟子們。再後面有一塊600平米的平地，成了俘虜們踢足球、打網球的場所」。荷蘭公使對萬壽寺非常滿意。一位當年被收容於此的戰俘後來表示「樂意回顧」這段時光。奧匈帝國駐華公使羅斯托恩（Arthur von Rosthorn）也承認：「我從沒遇到一個（在華的）奧地利人叫苦，他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雕樑畫棟，古木參天，藤蘿纏繞，光影婆娑，這是舊日的帝王行宮，卻也是現實中的戰俘收容所。按照規定，俘虜們平時可以在收容所中隨意走動，不受限制，正如圖中三名西苑俘虜收容所的戰俘這樣享受美妙的戶外生活。

奧匈使館衛隊被遷至萬壽寺之後，西苑收容所成為天津奧匈戰俘的住地。1901年，奧匈駐華公使根據《辛丑條約》，提出在華劃定租界的要求。 1902年中奧兩國簽訂協定，奧匈帝國在天津獲得了一塊一千餘畝的租界，並在河東二馬路設兵營（位於今民主道上），駐軍40餘人，由一上尉軍官統領。1917年，中國參戰消息哄傳，天津奧匈租界情形不穩，甚至出現兇殺命案（即後文所談密謀進攻租界一事）。駐北京奧匈帝國使館衛隊派32名水兵，赴天津奧匈租界彈壓。中國對奧匈帝國宣戰當日，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派中國軍警進駐租界，接管行政權。臨時來津的奧匈使館衛隊水兵就地繳械後，於17日被送往北京西苑收容所。天津奧租界原駐軍後來也集中到北京管理。

五、謀划進攻租界

——逃俘對奧匈當局的反抗

1917年7月31日下午兩點，一名奧匈海員在天津英租界維多利亞路乘坐洋車，打算前往德租界的天津德國助賑會。行至麥加利銀行（Chartered Bank）時突遭一人阻攔，隨後又出現三人，共同持槍將海員挾持。在前往德租界的路上，海員趁機逃跑。綁架者在追逐過程中開槍，錯殺一名中國警察。最終海員順利逃入德租界，四名綁匪被英租界警察逮捕。經過審問，綁匪的目標正是奧匈帝國在天津租界內的領事館，其中三人是來自西伯利亞的奧匈逃俘。

一戰期間，不少奧匈戰俘逃至中國東北後，因身體虛弱、不堪嚴寒而向奧匈領事館求助，希望能在天津租界居住。而奧匈當局懷疑這些人中混有俄國間諜，對他們保持懷疑警惕。不僅如此，一些逃俘還被奧匈在華駐軍強行徵召，不少人心懷不滿，暗地組織反抗活動。

英租界綁架案的綁匪頭目Josef 是一名已在中國生活12年的奧匈冒險家，因未能獲得在奧租界的居住權而一直怨恨租界當局。據訊問筆錄，在其貿易生意被取締後，他曾用手槍威脅過領事館人員，因此被驅逐出天津。1913年，Josef 從日本輾轉俄羅斯遠東地區後回到中國，一戰爆發時在陝西龍山法比鐵路公司（Société FrancoBelgie）任職。據其後來在上海會審公廨（Mixed Court）的證詞，他反對奧匈租界當局的緣由是因反感其對帝國臣民的惡劣態度。據他講，北京奧匈使館關押著不少政治犯，「東北逃俘」的求援也往往被領事館人員拒絕。

出於類似不滿，反抗者們集合在一起，密謀武裝佔領奧匈租界和領事館，解散駐軍，宣布奧匈租界共和，並擁立一名義大利裔奧匈海軍軍官為「共和國總統」，與協約國結盟。

此項密謀的參與者包括「東北逃俘」、駐京奧匈使館衛隊逃兵、奧匈船運公司（Austrian Lloyd）海員和英、法、日三國的情報部門。按照密謀計劃，一旦中國介入此事，日本會立即出兵干涉。

但是，由於上述那位「總統」和部分參與者向奧匈租界當局告密，奧駐京使館及時派兵鎮壓，使攻佔租界的計劃破產。不過，反抗者們繼續謀劃在協約國的幫助下對上海奧匈領事館發起攻擊，同時奪取上海港口隸屬於奧匈船運公司的三艘商船轉交給英國。這個計劃最終也以失敗告終，一名密謀者在追捕行動中被槍殺。

六、鄔達克——

從逃亡者到上海建築業先鋒

鄔達克

鄔達克（1893~1958，László/Ladislav·Hugyecz/ Hudec）出生於奧匈帝國的拜斯特爾采巴尼亞（Besztercebánya，今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 Banská Bystrica），父親是建築工程營造商（mas-ter builder），母親是路德教會牧師之女。他曾在布達佩斯的匈牙利皇家約瑟夫技術大學（Hungarian Royal Joseph Technical University）建築系攻讀學位。1914 年應徵入伍，1916 年在前線被俄軍俘虜。 最初，鄔達克與 3000 名同伴一起被送往哈巴羅夫斯克軍官戰俘營。1917 年，又轉至紅列奇卡（Krasnaya Rechka）戰俘營。在此期間，他學習了波蘭語、俄語、法語和英語。由於他是斯洛伐克族，在戰俘營中被認為是「斯拉夫人」，故受到比其他同盟國戰俘更好的對待。

1918年4月，在丹麥紅十字會的保證下，鄔達克被允許搭乘火車回國。由於俄國內戰，境內鐵路交通陷入混亂，其所乘火車被迫停於貝加爾湖附近。當時正逢捷克斯洛伐克兵團叛亂，叛軍在俄國各地強迫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戰俘參加，不從者就地槍決，鄔達克既不願參加叛軍又不願坐以待斃，最終選擇逃往中國東北。幾經周折抵達哈爾濱後，他在當地丹麥外交官的幫助下，於1918年10月來到上海。

藉助自己的建築專業背景，鄔達克很快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擔任克利洋行（Rowland A. Curry）助理建築師。1922年，他與德國富商的女兒結婚，婚後設計和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幢住宅。1925年，他在橫濱正金銀行（Yokohama Bank）大廈成立事務所，開始獨立創業，其業務不僅面向西方客戶。中國政府就曾委託他設計和建造西門婦孺醫院。

原鄔達克自宅，今上海鄔達克紀念館

1929年，鄔達克前往美國，在紐約和舊金山等地考察摩天樓的發展近況，著手設計上海國際飯店（Park Hotel）。國際飯店是他建築師生涯中的經典之作，曾享有「遠東第一高樓」之美譽。從這時起到 1937年，是鄔達克的多產時代。其間他設計了上海一系列赫赫有名的建築，例如大光明大戲院（Grand Theatre）、斜橋弄巨廈（P.C. Woo"s Resi－dence）和達華公寓（Hubertus Court）。

上海德國禮拜堂

上海國際飯店

1942年，鄔達克被任命為匈牙利領事館駐上海的榮譽領事。他雖沒有實權，但卻不顧個人安危，直率抨擊法西斯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蠻侵略。1947年初，看到國民黨政府已經出現衰亡徵兆，鄔達克帶著家人離開了自己生活和工作近30年的中國。之後他定居美國，告別了自己傾注半生心血的建築事業，進入加州大學潛心研究宗教和考古。1958年，在伯克利的家中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享年65歲，依照其遺願，遺體最終歸葬故土。

綜上所述，一戰期間奧匈戰俘出現在中國，與戰爭的進行及中國戰時國際身份的變化密切相關。這一群體雖處歷史之邊緣，卻依然能夠折射出那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變遷。身在中國、來源不同的兩類奧匈戰俘，儘管遭遇大不相同，戰俘個體的境況也存在天壤之別，但作為戰爭的產物，戰俘整體的命運無疑是不幸的、悲慘的。在戰亂頻仍的歲月里，他們不僅寄居異鄉甚至流離失所，還要遭受交戰國政府的利用與懷疑，多數人生存在國家間政治博弈和軍事對抗的夾縫之中。不過，中國多處戰俘收容所的人道幫扶，天津德國助賑會等組織和個人的善舉，以及鄔達克之輩身處逆境仍奮進不已的事迹，還是令人透過戰爭陰雲看到一絲光亮，感受人性的純美。而以上種種所引發的，更是今人反思戰爭、品味歷史的心靈拷問。

讀史心得

自古以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是戰爭的必然結果，對於戰俘的安置，隨著歷史車輪的前進，也變得越來越人性化。在本文中，俄國政府對於奧匈戰俘進行轉運安置，戰俘所處環境條件惡劣，當戰俘逃離至中國的吉林和黑龍江，中國在遵守外交公約的前提下，對「東北逃俘」進行人道主義的照顧，並修建收容所。再到後期所進行的助振會與戰俘的救濟，為各國戰俘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

作為戰爭的俘虜，本已經受生活的流離，再加上戰敗失利，待遇可見一斑。中國對待俘虜與俄國對待俘虜進行對比，更顯中國當時對國際外交的尊重，對於各國公民生命的尊重。

——阮江紅

離戰爭越遠，越容易將戰爭視為宏大的、轟轟烈烈的。而離戰爭越近，才會發覺其實不然，其間的殘酷、血腥已遠遠超出我們所能感知和理解的範圍。戰爭中的死傷不計其數，而這些戰俘們也只能在夾縫中苟且生存。

從本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奧匈戰俘在俄國與中國的待遇可謂大相徑庭。在戰俘們來到俄國的初期，便被區別對待，而重獲自由也是因蘇俄政府為了儘快跳出一戰泥潭，決意徹底解決戰俘問題。而來到中國，戰俘們卻受到了「中國多處戰俘收容所的人道幫扶，天津德國助賑會等組織和個人的善舉。當年的奧匈帝國駐華公使羅斯托恩（Arthur von Rosthorn）也承認：「我從沒遇到一個（在華的）奧地利人叫苦，他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戰爭固然殘酷無情，但無論如何，當年的中國給予戰俘的人道幫扶，依然體現著對生命的尊重以及人性之中向善向美的一面。

——張欣怡

本期編輯：張欣怡

《中國德奧戰俘營》

李學通、古為明 編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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