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宰相機構共同構成了宋仁宗時代的行政核心

原標題：皇帝和宰相機構共同構成了宋仁宗時代的行政核心

皇帝和宰相機構共同構成了宋仁宗時代的行政核心

三權分立，或曰「憲政」，在中國最完備的時期，當屬宋仁宗朝了。宋仁宗時期，有大臣曾勸過他：「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台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什麼意思？就是有人勸宋仁宗收攬下放的權力，以免有人弄權。仁宗卻說，處理天下大事，若都是出自皇帝，如果都處理得當，當然好；如果處理得不好，要更改就難了。不如交由公議，命令宰相執行。施行時，如果天下認為不適宜，則由御史台奏其失誤之處，於是，更改便容易了。這就是皇權、相權與台諫（御史）的三權分立。

皇帝旨意「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宋之「二府」，指政事堂與樞密院，即為宰相機構，由是，皇帝下旨說：沒有經過二府批准的詔令與奏章，不能施行。

不但皇帝承認「凡批降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宋承唐制，設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工部、刑部、兵部、禮部、戶部、吏部）、樞密院（宰相機構）。」，而且臣下也認為：「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意思是說，如果皇帝繞過政府，直接向下發號施令，則是不合法的，對這種不合法的「詔書」，臣下有權力進行抵制，「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這些並非說說而已，宋朝官員也是這麼做的。譬如，仁宗朝的宰相杜衍，對皇帝私自發下、要提拔某人的詔書，一概不予通過，「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皇帝拿他也沒辦法，還稱讚他「助我多矣！」

類似的例子在宋代不勝枚舉。就連後來的南宋，也貫徹了這一政策，當時，內廷國手趙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職隨便授予人是有違法度的，因此，趙鄂想要宋孝宗法外開恩。宋孝宗說：「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讓他求宰相，可是宰相「堅執不從」，並且表示：「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宋孝宗唯有一聲嘆息：「書生難與他說話！」

趙鄂屬於終日陪皇帝下棋的人，與孝宗關係極好，按說是頗有隱權力的。但宋代比較健全的權力結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禦皇帝私臣的隱權力，連皇帝本人也不敢肆無忌憚破壞這一權力結構。

皇帝是接受政務信息的核心，所有有關政務的章奏、上書、案牘，都彙集於皇帝的面前，由皇帝做出處理安排：或直接批複，然後下發有關部門；或留中不發；或無法給出直接處理意見，下發有關部門討論研究。這三種處理方式，在制度上同樣使宰相機構不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直接指揮政務，這保證了皇權對行政權的控制。

另一方面，中書門下作為宰相機構，是政務處理的核心。所有的政務都要以各種形式經過中書門下，即便是皇帝的詔令，也需要中書門下通過敕牒札子等文書形式得到合法化。如果沒有中書門下的參與，皇帝的詔令便不能成為合法的正式文件。儘管臣僚和有司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政務，但從制度上來說，皇帝是不允許直接批複個人意見，並直接命令有司執行（即內降）的。有司接到皇帝的內降後，需要通過中書門下覆奏批准。因為內降本身沒有效力，不具合法性。這保證了宰相對行政權的掌握，從而杜絕了皇帝為所欲為。

皇帝和宰相機構共同構成了仁宗時代的行政核心，他們的關係是：「大權在人主，政本歸中書。蓋權在人主，下無專政之嫌；政由中書，則上無自用之私。君臣之間，兩盡其道」。

從中書門下下發的詔旨敕命，要經過獨立的銀台封駁司（封還皇帝不適宜的詔令，駁回大臣有錯誤的奏章。銀台司：給事中之職，隸屬門下省），如果部門長官覺得詔旨有問題，可以中止其下發，進行封駁，繳回重議。同時，作為監察系統的御史（台諫），如果對某項政令有意見，可以對皇帝進行諍諫，甚至彈劾宰相。「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台諫也。」台諫的存在，給行政權又加了一道制衡，從而形成了仁宗朝君主、宰執、台諫三者之間的相互制衡的格局。

台諫（御史）根據規定，台諫官必須身世清白，與所有官員都無怨無恨，如果素有嫌隙不和，並且直面講出的話，兩者必須有一人迴避。在仁宗朝，宰相與台諫勢力相當，「其言是，則黜宰相；其言妄，則黜台諫。」「（宰相）凡所差除，（皇帝）多便從允，而使台諫察其不當。」皇帝重用宰相與台諫，自己則無為而治。宋仁宗進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議」，「忘己而用人」；「推委執政，一無所疑」，「而使台諫察其不當」，「不勞而治」。三權制衡效果好，「台諫不敢矯誣，而宰相不敢恣橫」；「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紀綱自正」。

台諫對皇帝毫不客氣，仁宗朝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御使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張堯佐過於平庸。張堯佐是宋仁宗寵妃張貴妃的伯父，這讓仁宗有點為難，但還是想辦法讓張堯佐去當宣徽使（相當於節度使）。一日，宋仁宗正準備上朝，張貴妃送仁宗至殿門，拉著仁宗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結果在殿上，宋仁宗正準備下達任命張堯佐的詔書，包拯便站出來上言，並帶領七名言官與宋仁宗理論，陳述不應給予張氏任命的理由。包拯長篇大論，言辭激烈，唾沫都濺到仁宗臉上。仁宗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七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也毫不客氣地回答道：「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最終宋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張貴妃遣宦官探問，得知包拯犯顏直諫。等仁宗回到宮中，張貴妃迎上前去，想為其伯父美言幾句。宋仁宗用袖子擦著臉，不耐煩地說：「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濺到朕臉上了。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

後來到了南宋度宗朝，由於皇帝「今日內批，明日內批」，老是繞過宰相機構，下發「批示」，破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政治慣例，御史劉黻便上了一道奏疏，在奏疏的開篇，劉黻不客氣地告訴皇上：政令「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奏疏的最後劉黻總結：「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這樣完全級別對等的批評，皇帝也只能接受。

宋代之所以基本無女主、外戚、宦官竊柄亂政，沒有出現「身邊人操控」的亂象，當然應歸因於國家能夠始終保持「權歸人主，政出中書」這樣一個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這種三權分立類似憲政的政治架構，難道不應引起後人的深思和共鳴嗎？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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