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碗林風眠的蔥油拌面，理直氣壯地活下去
我家的偷懶菜最尋常不過，一碗蔥油拌面，一碗紫菜蛋湯。
蔥油拌面的關隘不在蔥油，而在最後那一點醬油。
那醬油用的是林風眠的配方。
這是我在香港功德林學到的。香港功德林開在銅鑼灣的告士打道，老闆說起來鼎鼎有名，是當年上海灘國泰影業公司老闆柳中亮的公子柳和清和他的夫人——著名電影明星王丹鳳。聽說前幾年，夫婦倆已經把功德林賣給他人，歸隱鄉里，不過那碗拌面，卻依舊好滋味。
王丹鳳夫婦在功德林
柳和清和林風眠是共過患難的至交好友，林風眠在吃上並不講究，他家對面有一家規模很小的米店，他經常在那兒買五分錢的麵條，這是他每天中午的午餐。柳和清去看他，他就拿出自己的拿手菜——菜乾燒肉，這道菜的好吃，秘訣源自他自己加工製作的獨家醬油：將買回的醬油加上白糖、生薑，煮沸後冷卻。柳和清記住了這個味道，到香港開功德林時，也用這樣的醬油進行調味，這是那道拌面能夠吃出家鄉味的關鍵。
林風眠的美食秘訣還有很多，比如，他很會煮咖啡，他家的咖啡里會放一點白蘭地；他吃西瓜的時候，也會在西瓜里挖一個洞，往裡面倒一點白蘭地，這樣吃起來別有風味。我親測過，確實好吃。
但吃著菜乾燒肉的林風眠，已經顧不上這些風雅了。他曾告訴柳和清，自己「每個月都會煮一兩次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後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乾發黑為止。」
1951年，年過半百的林風眠離開杭州，和法籍夫人及女兒定居上海，住在南昌路53號一幢新式里弄的住房裡。
1936年，林風眠和妻女
天天吃五分錢麵條的林風眠，那時候已經捉襟見肘到連房租都沒辦法支付（每月津貼80元人民幣，房租則為160多元）。為了減輕生活負擔，他的太太愛麗絲和女兒離開上海去巴西定居，他把樓下的房屋退掉，一個人住樓上的一層。
生活的窘迫並不是林風眠心中最大的哀傷，他吃著發黑的菜乾燒肉也頗為自得，他為了另外的事情傷心——沒有人欣賞他的畫，那是每一個畫家最大的心痛。他的知音米穀寫了《我愛林風眠的畫》發表在《美術》雜誌上，卻有人突然批判這篇文章，並指責林風眠的畫作不為社會主義服務，思想感情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是「黑畫」。柳和清回憶，「這對林先生來說是極大的打擊……有一次，他甚至無奈地對我感嘆道：『今後，我的畫恐怕只好掛在自己家裡孤芳自賞了！』」
林風眠，似乎是生來孤獨的。
林風眠《雙棲圖》
1900年，他出生在廣東梅縣的一個小山村裡，爺爺是石匠，這似乎是家族職業。後來他到法國第戎美術學院求學時，校長楊西斯先生和他交談，他毫不避諱自己的出身，楊西斯校長誤把「石匠」理解成「雕塑家」，林風眠非常堅持地對校長說：「不不不，我是個石匠，不是雕塑家。」
林風眠的一生，總在與人告別。第一個是母親。災禍的源泉來自村上的那家染坊，年幼的林風眠每天陪著祖父上山雕刻石頭手工後，常常喜歡去那裡，看那些天然的顏色。回到家中，他還不忘告訴母親，那些神奇的印染，氤氳在大染缸中富有層次的藍色，母親和他一起去看，也喜歡上了那些顏色，同時喜歡上的，還有染坊老闆。
這樣「有傷風化」的事情當然不能被容忍，鄉里的人們把母親捆綁在林家祠堂前的屈辱柱上拷打示眾，商議要將她浸豬籠。因為少年林風眠的再三呼救，母親倖免一死，但當夜還是被逐出家門，賣到了異鄉，這是他和母親的最後一面。後來，他畫了很多沉香救母的題材。
林風眠作品《寶蓮燈》，畫的是沉香救母的故事
除了母親，還有妻子。1923年，在法國學了三年繪畫的林風眠，和好友林文錚，還有學雕塑的李金髮，去柏林遊學。在那裡，他認識了德籍奧地利姑娘羅拉。羅拉出身貴族，畢業於柏林大學化學系，兩人一見鍾情。雖然他的德語很糟糕，但絲毫不影響兩個人的眉來眼去——他們用字典談情說愛。婚後不久，羅拉因產褥熱去世，孩子也沒有留下。半個世紀之後，林風眠重回巴黎辦畫展，曾去尋找過當年的墓地，人們看見他坐在那裡，坐了半日，一句話也不說。
1926年，蔡元培邀請林風眠回國。在新加坡中轉上船時，林風眠與徐悲鴻不期而遇。徐問林風眠回國什麼打算，林老老實實地說，還在找工作，沒有著落。林風眠哪裡知道，蔡元培已經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只是介紹信寄去時他已上了輪船。他們的船剛在上海抵港，就看見岸上大紅條幅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一名學生擠上船喊著：「我們來接林風眠校長，誰是林校長？」林風眠連忙躲開說：「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年僅26歲的林風眠，就這樣稀里糊塗地被「架」到北京，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
23歲的林風眠（中）在巴黎
林風眠上任後請了齊白石任教，那時齊白石65歲，還未真正成名，是正統國畫家譏笑的「野狐禪」。藝專國畫系教師群起反對，說齊白石這個木匠從前門進來，我們就從後門出去。齊白石也自嘲是個鄉巴佬，不肯到洋學堂教書。但林風眠一再堅持，並且一次次登門勸說老人來學校上課。齊白石上課的時候，林風眠專門準備了把藤椅讓他坐著，下課，林風眠親自送他出校門，齊白石握著他的手說：「林校長，我信得過你了。」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一年之後，林風眠的同鄉好友、一同留學歐洲的熊君銳在中山大學被暗殺，深受刺激的林風眠深抑制不住憤懣，揮筆畫下了他的名作《人道》。他組織學生到民間寫生，了解民間疾苦，舉行北京藝術大會，提出美術是改造社會的利器。
有「槍斃部長」之稱的教育總長劉哲十分頑固保守。他認為人體藝術有傷風化，更揚言林風眠是「共產黨」，向張作霖建議把他抓起來槍斃，幸虧張學良為林風眠說了句公道話：「林風眠一個畫畫的，沒什麼了不得的，放他一馬吧。」一句話的救命之恩，林風眠記了一輩子，1989年，他去台北開畫展，還專程去看張學良，那一年，距離林風眠逝世，還有兩年。
林風眠《白衣仕女》設色紙本
不過，林風眠確實不適合當校長，他沒有要主持畫壇的領袖慾望，歷任藝術教育界要職，卻最討厭在社交場上應酬。有作家去拜訪他，回來後寫道：「一隻白木桌子、一條舊凳子、一張板床。桌上放著油瓶、鹽罐……假如不是泥牆壁上掛著幾幅水墨畫，桌上安著一隻筆筒，筒內插了幾十隻畫筆，絕不會把這位主人和那位曾經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的人聯繫起來。」他只想畫畫，醉心於水墨和油彩的交合。
林風眠（中）在巴西和女兒林蒂娜
1931年，林風眠在北平辭職，到杭州籌建藝術院，這一次的恩人還是蔡元培。為了給林風眠壯大聲勢，蔡元培親自主持開學典禮，並題寫校名，介紹自己的長女、油畫家蔡威廉來當老師。典禮結束後，蔡元培當晚住在林風眠西湖邊的小木屋，而不去住已給他安排好的豪華旅館新新飯店，杭州的各界名流要拜訪蔡元培，都得到林風眠家，成為一時的大新聞。
林風眠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畫家：吳冠中、李可染、趙無極、董希文、席德進、蘇天賜……他鼓勵學生釋放天性，口頭禪是「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後來成為美學家的洪毅然在藝專上學時繪畫拘謹，林風眠勸他作畫前先喝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林風眠欣賞趙無極的才情，遂勸說潘天壽：「趙無極上課逃課，考試不認真，是要嚴肅處理，但念其年幼無知，先由吳老師批評教育，看看態度，如果能認錯，我看這次就不必開除了。潘先生你看行嗎？」這番話既照顧到了老師的尊嚴，又保護了值得培養的學生，息了事，寧了人。
1937年8月，日軍鐵蹄南下，終結了林風眠在杭州建設「調和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重鎮的夢想，也擊潰了他安穩美好的生活。他托陳布雷在政治部設計委員會謀了個虛職，領著微薄的薪水維持生計，隱居在嘉陵江邊軍政部的一座倉庫里。
這倉庫是土牆黃泥地，與他西湖邊的小洋樓天壤之別，在這裡他生活了近七年，自己買菜、生爐子、燒飯、洗衣、打掃，屋裡只有一張木桌，菜刀、砧板、油瓶堂皇列於畫紙毛筆之側。國民黨中央委員劉建群來拜訪林風眠，見如此陋室，感慨道：「住在這種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您得道了。」林風眠事後對人講：「在北京和杭州當了十幾年校長，住洋房，乘私人轎車，身上一點人氣幾乎耗光了。你必須真正生活著，能體驗今天中國幾萬萬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徹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林風眠作畫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林風眠十分興奮。他雖然從不參與政治，但對共產黨抱有天然的信任和好感。跟他乘同一條船去法國的蔡和森、蔡暢、向警予後來都成了中共早期領導人，在法期間，他還認識了周恩來，兩人結成君子之交。林風眠與中共高級將領葉劍英的關係更不一般。他倆是梅州同鄉，讀中學時坐同桌，還一起辦了詩友會。林風眠激動地對學生們說：「共產黨來了，葉劍英肯定會支持我，說不定這個學校就能按我們的理想辦！」
現實很快證實，林風眠太naive了！
學校很快被改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原有教學體系一概推翻，把「線描形式，宣傳畫題材」當作唯一信條，甚至掛出石膏像讓林風眠當場寫生作為「考試」，這和林風眠原本的方針背道而馳。
「與其受批判，不如早辭職。」林風眠攜眷回到上海，他沒有任何職務，只靠賣畫為生。
山雨欲來風滿樓。
林風眠20多年的摯交傅雷夫婦在家中雙雙自盡，林風眠受到的打擊很大，他決定親自毀掉自己幾十年來所有的畫。
這是中國美術史上多麼諷刺而殘酷的一幕：林風眠先用火燒，後來怕煙囪冒煙被人發現，又改成先撕碎再泡成紙漿，然後從馬桶衝下去。這一切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來幫忙的學生捨不得其中的精品，林風眠毫不猶豫：「我不要連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張可以作為證據的作品，我要親手毀了它，我還會再畫……」
畫還沒毀完，抄家的紅衛兵就到了，櫥櫃都被貼上封條，林風眠被送到上海美術館進行政治學習，接受審查。1968年，剛剛從美術館放回家住了幾天的林風眠被公安人員帶走。直到預審，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特務」。
林風眠拒不承認「罪行」，他的雙手被反銬起來，手腕腫得厲害，手銬都嵌進了肉里。吃飯時也不給解銬，他把嘴湊到飯盆，向牲口一樣吃飯，儘管每天都聽到朋友們自殺的消息，林風眠說，「我絕不自殺。我要理直氣壯地活下去。」
林風眠《山村秋色》設色紙本
1974年，林風眠的畫作《山村》受到嚴厲的批判，處境幾近絕地。有一天，忽然接到「上面」通知，要他參加會見外賓。匆匆趕去，外賓竟是三十餘年未見面的學生趙無極。在眾多造反「首長」的眾目睽睽之下，林風眠正不知如何應對，趙無極已疾步來到面前，長跪不起。
林風眠老淚縱橫，這一生，總算有人還記得他。
無名氏與林風眠、趙無極的合影，文字為照片背面的說明
再次見到妻子家人，已經是文革後。他被允許帶走34幅舊作，換得一張從香港到巴西的單程機票的外匯，轉機四次，飛行40多個小時，到巴西看望妻兒，這時他們已經分別22年。
臨行前，他把帶不走的畫全部送給朋友。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鷺鷥圖》，這幅畫至今掛在上海武康路113號巴金故居的客廳中。學生吳冠中收到的是蘆塘和歸雁，吳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離群，不禁潸然淚下。
然後，他便一直客居香港，深居簡出，憑記憶重畫在「文革」中被毀掉的作品，一直畫，畫到生命的終點。1991年7月，心臟病突發住在醫院裡的林風眠，應傅聰之約，題寫了「傅雷紀念音樂會」幾個字，落款林風眠。這是他留給人世的絕筆。
山河小歲月
（ID：shxs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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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太太的廚房》
李舒 著
2016年8月
編輯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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