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焱看美國/貿易戰、人才與科技爭奪：國家間較量的小九九

《財經》特派記者  金焱 | 文發自華盛頓 蘇琦 | 編輯

8月7日，我和一位美國律師一起吃飯。他參與包括韓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當天爆冷的新聞是，韓國威脅說，韓國國會將不批准韓美兩國修訂後的貿易協議，除非韓國汽車能夠得到美國擬議汽車關稅的豁免。韓國動用自貿協定來做砝碼的底氣在於，那是特朗普政府唯一重新協商成功的自由貿易協定。

這位律師告訴我，幾個月前美國動用第232條規定對韓國進口汽車加征關稅時，他就給韓國政府出了這個主意，但他們猶豫沒聽，迂迴了很久後別無選擇，匆忙中使出這招。

我問他，如果請你也給中國政府提一條建議，你會說什麼呢？

他並沒有多想，張口說道：特朗普一門心思就惦記著減少貿易逆差，為什麼不迎合他這點心思呢？比如買些不管怎樣都要從美國進口的東西，比如波音飛機？然後通過大訂單把逆差縮小比如1000億美元，給特朗普一個台階下，他就能在美國人面前使勁吹牛，說怎樣靠他一己之力減少了貿易逆差，中國也有機會從貿易戰中脫身，再繼續自己的發展戰略。

我當然知道，這位律師減少貿易順差的辦法只是隨口舉例，貿易爭議冰凍三尺，遠非多買飛機就能化解前嫌。現實很快給出了回應：8月7日晚上，美中關稅第二季較量上演，10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隨之面臨懲罰性關稅。

第二天（8月8日），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L. Rafael Reif在媒體撰文為美國獻言獻計。他說，美國應把重點轉為建立長遠的國家戰略，以維繫美國在科學和創新方面的領導地位，而不再單純被動地應對中國的行動。如果美國尊重中國是一個可為借鑒的、有多重優勢的新興競爭者，這將激勵美國成為無與倫比的最佳國家。

這讓我想起四年前乍暖還寒的初春時節，我到波士頓採訪MIT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黃亞生，我們談的主要話題就是國家競爭力。黃亞生說，國家的競爭能力從歸類上講分兩類，一種是複製能力——生產設備能不能很快上規模；另外一種是創新能力——與實驗室有關的新產品、新科學知識；在互聯網時代，通過各種條件的支持，將已有的不同知識重新組合，創造出全新知識、新領域的能力。

（最近幾十年重大的科技創新進步都出現在美國。國家間的競爭日益取決於創新的實力        圖：金焱）

在L. Rafael Reif看來，除非美國慎重而迅疾地應對中國挑戰的規模和強度，否則在個人通信到商業、健康和安全等領域，不出十年，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國家，以及最先進科技產品的來源，但中國的優勢並非不可避免。

我認識的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智能與社會研究項目的聯合主任Robert Gordon也看到了這篇文章。他說，MIT校長的預測有道理，但美國想要在科學和技術上成為主導，並非是MIT校長所強調的、寬泛的政策原因——投資科學和教育、擁抱人才移民美國、培養鼓勵美國現有的人才。

Robert Gordon說，培養和鼓勵科學人才就要更精準地了解什麼是科學的先天稟賦，或者在更廣的意義上，了解在所謂的STEM領域，即科學（S）、技術（T)、工程（E）、數學（M）等理工科的專業人才需要什麼樣的天資。外界公認，中國有兩個主要優勢，一是人口規模，二是中國擁有亞洲人普遍存在的認知特徵、或者說中國人的數學能力和空間關係的能力要高於其言語能力。在很多人看來，這兩個優勢都支持一個結論，即相對於美國，中國會產生更多的科學家。

一杆子掃到幾十萬人

前兩天我動了去影院看電影的心思，發現阿湯哥的《碟中諜6：全面瓦解》熱映。話說我家門口號稱華盛頓百年歷史的電影院一直門可羅雀，記憶中人們排起甩過幾條街長隊的盛況就出現在《碟中諜》首映之際。經歷了幾代人後，這個諜戰片不但沒有掉入空洞乏味的陷阱，反而以其間諜黑科技，以無休止的謊言與背叛編織起來的敘事張力吸引著一代又一代人。

電影里的衝突之一，是萊恩希望亨特親眼看到他長期以來所維護的世界秩序完全崩壞，還要痛失他心愛的一切，想想這似乎也有些現實的指向。在特朗普心目中，他所要保護的那個即將全面瓦解的世界中，諜影重重。

前段時間突然滿城風雨，說是在奧巴馬執政時，FBI安插了至少一名間諜刺探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前兩天，特朗普跑到俄亥俄州支持共和黨國會候選人的集會上，單挑美國老牌參議員黛安娜·范斯坦，說有一名中國間諜為她工作。

范斯坦是美國參議院最年長的議員，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首席成員。5年前，她是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范斯坦直接反擊特朗普炒冷飯，把5年前的舊帳重提，何況所謂的間諜從未接觸機密信息並立即離職。

范斯坦回敬特朗普說，還是對比一下你的所作所為吧，攻擊聯邦調查局、拒絕自己國家安全團隊的意見。真可悲！

不知道是諜戰片看多了還是看少了，特朗普迫不及待地和世界分享他聽到的永不消逝的電波。8月7日，他在其新澤西州的私人高爾夫俱樂部大排晚宴，邀請了波音公司、百事可樂等大公司的總裁和白宮高級幕僚等15人。在裡脊牛排和大龍蝦的間隙，特朗普也沒忘記要不點名地提到，某國來美國的幾乎每一個學生都是間諜。事後各種猜測推測和論證表明，他說的這個某國，指的就是中國。這頓時引發各方批評。

在美國媒體看來，特朗普說話向來滿嘴跑火車，這是他的所謂個人風格。一位美國朋友說，有時候，特朗普的言論與現實的關聯，說好聽點兒，最多是極簡主義的抽象素描與實物的關係。一句話，不靠譜。

（特朗普與中國的對峙已開始波及美國學術和研究機構             圖：金焱）

但我很快看到許多朋友開始擔心，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如果真的是這樣，其影響就相當大了。根據美國學生交流信息系統SEVIS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在美留學生達382908人。美國的學術機構提供了合作環境，使前沿研究和技術得以公開運作和開發。在此之前，特朗普擔憂美國學術機構易遭間諜滲透，先是收緊限制某些領域對中國留學生或學者的簽證，接著審查部分高校與中國公司間的科研合作項目，發展到現在，他乾脆不直接點名地，把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都污衊為間諜。

這種離譜的說法，雖然發生在私下場合，但並不被認為只是他隨口胡說。事實上，特朗普政府與中國的競爭和較力，已在貿易、貨幣、金融以及人才領域等多個維度展開，留學生的問題，也繞不開。

幾年前，黃亞生以MIT為例對我解讀美國的競爭能力。他說，從2010年和2011年的研究，僅MIT一所大學創造出的全部公司銷售額大概相當於全球第十七大經濟體。MIT的競爭能力說穿了就是學術的絕對自由和人才。MIT一所學校有30多個教授獲過諾貝爾獎，很多教授在創建公司後成為億萬富翁，但照樣進行基礎科研，這種科學精神是競爭的內涵，它很難複製，若沒有大的制度條件、即獨立於政治也根本不能複製。

一方面大學內有學術自由，完全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機制，教授們的政治權利很大；另外人才的流動性很強，它把全球作為一個大市場鱗選人才，MIT的畢業生不能馬上在MIT任職，而要有全球任職經歷，評估也是由全球專家綜合評估。黃亞生總結說，美國的競爭能力在於，有大的制度框架在那兒，有學術自由，有MIT、斯坦福大學這些學校，有很強的私募基金風險投資等支持創新發展。

所以當特朗普充滿種族主義地大嘴一張，把中國留學生全部劃入間諜的隊伍中，他已將美國的競爭力打了折扣，且將中美民間教育交流置於危險境地。如同MIT校長所言，阻止知識產權盜竊和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即使完全有效，也不能讓美國輕而易舉地重回無可置疑的創新領導地位。

在全球人才的競爭中，白宮的政策和言論已經起到了分流的作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去年發表的研究發現，2005年到2015年間，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有近90%打算留在美國。另一個數據是，特朗普更為嚴格的簽證政策已對美國商學院造成了影響，自2016年總統大選以來，國際學生的興趣下降了三分之二。

生而為STEM留學生

前幾天，網路上有人評價美國華人的三種心態：「小農心態」，逆來順受，明哲保身；「過客心態」，不把美國當成自己的家，只看中國新聞，不看美國新聞；「難民心態」，覺得美國什麼都好，能將就就將就。這個評價明顯有其偏頗之處，但在美國有關社交網路上，認同此評價的華人反而挺多。

回想起來，華人確實在美國社會生活中偏向低調，並不經常充分表達意見主張。在美國這幾年中，我惟一接觸到的華人奮起反抗的事例，就是抗議哈佛大學等常春藤盟校在招生中的「種族配額」存在歧視。

低調的華人群體主動抗議，也很好理解，為了孩子。到了美國，我聽到的最多的故事就是中國人如何義無反顧地犧牲自己、成全下一代。最近這個努力見了成果，特朗普政府宣布將會廢除奧巴馬時期留存的有關大學招生錄取的「平權法案」的指導意見，哈佛也被訴招生歧視亞裔，偏袒其他少數族裔。

種族歧視的罪名在美國很大，起碼在種族主義的特朗普上台之前給我這樣的印象。美國社會致力於幫助弱勢種族免受來自於大眾對其臉譜化先入為主的偏見。在大學教育上，為使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族裔順利入學，主動降低了非裔、拉丁裔等大學入學的門檻。結果，學業優秀的亞裔學生和白人反而受到了反向歧視，「擇優錄取」變成了「擇膚錄取」。

這件事引來了很多爭議，比如，私立大學自己是否有決定要什麼樣學生的自由權？大學是否人人適用？雖有爭議，但在現實中，大多數大學還是延續了錄取學生多元化的做法。

Robert Gordon推薦我找到了特拉華大學的Linda Gottfredson教授。他對Linda  Gottfredson的評價是，敢言無畏，在智能和智力測量領域及其政策應用上是真正的專家。Linda Gottfredson這樣回答我的問題：聲稱靠種族配額制就會把不同群體中有能力的個人平等地帶入工作崗位或是大學教育，那可能更像是平等主義小說，受到集體欺妄的支持——許多人聯合起來堅持謊言是真的，若被某個大人物公開認可了，就變成了高尚的謊言，但謊言仍然是謊言，現實很快就會揭曉。

以前在精英學校里也用過配額來限制猶太人的數量，同亞裔一樣，他們在大學學生中占很大比例。比較起來，硬扶植起來的族群難以有上佳表現，他們就聲稱受了歧視。這使得白人（特別是白人男性），亞裔和猶太人受到反向歧視。

我想知道，打造多元化的社會是否要從打造多元化的學生群體做起？我們談的到底是怎樣的多元化？

（美國大學招生考慮種族多樣性，希望幫助底層的天才們脫穎而出                 圖：金焱）

Linda Gottfredson對我解釋說，「多樣性」現在變成了種族比例的代碼或類似的東西。它與思想的多樣性，或英才教育都無關。以前講非歧視（non-discrimination）原則，是指按照相同的標準對待每個人。到了20世紀80年代，人們清楚地意到，非歧視原則並未產生所有種族/族群相同的比例，於是多樣性的說法取代了非歧視原則，宣稱多樣性本身就是對每個人都有利。因此，當種族配額的舊理由被證明是錯誤的，是種族歧視時，多樣性出來站台。這是對經濟效率徵稅。

Robert Gordon對我推薦的另一個學者是David Lubinski，後者在40年多前跟蹤研究了一些數學能力超常的兒童（SMPY 研究計劃）。這些孩子13歲時的數學推理能力位於同齡人的前1%，從學業成就、專利以及論文發表數量、是否成為終身教授、是否是領導等指標看，這些在13歲時數學能力超常的兒童獲得的成就遠超普通人群。他和Camilla Benbow等智力測量專家們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們認知能力的傾向成為他們智力的分野，有些人的認知能力使個體傾向於與STEM有關的職業發展，另外一些則傾向於言語能力相關的職業，如法律和人文學科。

這個推理的特例可能要算英國小說家Charles Percy Snow，他是科學家和小說家的罕見結合體，他著名的「兩種文化」的論斷指出，科學與人文聯繫的中斷是解決問題的一個主要障礙。

回到現實中來，哈佛或其他大學可以不以分數論英雄，但上述的美國智力測量學者研究發現，分數水平是決定職業個人生產力水平的主要因素，高分者的職業成功率就要遠遠超過得分一般的人。Robert Gordon說，這說明在孩子的早期就識別出那些有認知能力的人才，並促進其發展，在決定國家和民族的相對地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回到中國語境，相關統計稱，中國赴美留學生中有16萬餘人是STEM專業的學生，佔比44%左右。特朗普限制中國留學生STEM簽證，並不能限制中國學生在STEM領域認知能力上的優勢。如MIT校長所說，若美國的出發點只為回應中國的野心，想牢牢鎖住美國的大門，就會把美國自己禁錮在平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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