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身份》不能給予昆德拉「身份」
筱敏說，記憶是一種精神疾病。
昆德拉在上個世紀從容地滑過我們的視野，那種倨傲與滄桑遠勝於一場疾病，更像一種行為藝術的展示。這位捷克作家有寬闊的額頭，花白稀疏的頭髮，深深的皺紋，堅定上揚的嘴角，和一雙深邃向前凝視的眼睛，與他所塑造的托馬斯大夫的形象全然不同，他是那些巨大的敘事機器和紛繁主題的締造者，挺身佇立在卡夫卡的土地上，遙望西方。
這種遙望充滿思辯和探索。1985年，他在耶路撒冷發表的獲獎演說，闡釋了自己獨特的歷史觀和小說觀，點亮了自己作為賦予中歐小說、乃至中歐文化新的世界性意義的一個傳奇。他鑄就了一個以小說為核心的歐洲視野，在這片視野當中，最充分的要件有兩個：一是捷克的地域，歐洲的地域，二是捷克的歷史，歐洲的歷史。這一框架的誕生，大體提示了昆德拉本人敏銳的知覺能力，以及對歐洲文化、歐洲文化的世界性延伸最充分的判斷和實踐，其結果就是，昆德拉帶著他的小說，走出了捷克的土地，踏進了西方的文化視野，承載起了一部分的歐洲文化「存在」。
把昆德拉的創作大致劃分為兩個周期是很常規d的提法。這種劃分也是他在自己的歐洲視野中行進的軌跡。昆德拉是完全屬於現代藝術範疇的人，本人的現代性藝術修養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他是音樂家，師從斯特拉文斯基，繪畫上學習畢加索，悟性極高，有許多作品，頗具超現實主義風範。現代藝術中，常用的手法是具象與抽象之間的轉換，是維度的變異，昆德拉精於此道，並且悉數用於小說創作，這樣，他的兩個周期「捷克周期」、「法國周期」，都表現出在強調和突出一個建立於具象基礎上的精神支點——「自我」之上，這一支點也是歐洲精神所認同的方向，成為他以小說為藍本，在與歐洲精神文化相認同後，個人歐洲文化身份的驗證之旅。
囚室里不停敲打牆壁的囚徒，是為了等待一種回應，是為了尋求隔絕中對個人生存的支撐。這一點上，昆德拉是孤獨的，他處在一個世界的高度，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被眾人仰視，卻很少有人能夠聽見他的敲擊聲。歐洲的文化精神給予了他的小說走向世界的途徑，也成為他小說創作中無可迴避的精神內核與指向標。他的小說附著了強烈的捷克地域和歷史的遠距離與高瞻迥異，為西方文學所接納，繼而認同與標榜，成為大小說。但是，隨著第二個周期——「法國周期」的到來，這一切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慢》和《身份》是昆德拉用法文寫作的兩篇小說，是他的歐洲視野下小說創作的新探索，卻因為選用不同的題材遭遇了不同的境遇。《慢》的發表掌聲一片，昆德拉精準地把握了對面讀者陣營的心理，以新鮮深刻的法語表達，俯就法國傳統文學的外來者姿態，贏得了浪漫的法國人的自矜和好感。而《身份》這部小說寫得異常平靜，撇開歷史，撇開時代照應，甚至社會面貌；內容也簡單，緊縮筆墨，寫一對戀人，寫他們在現實與夢境的錯綜交織里，不斷地界定著自己的身份，往往又無法界定，徒勞掙扎。昆德拉對小說這種文體藝術的理解和駕馭是難於企及的，同時也很殘酷，因為它像一面歐洲生活的真實鏡子，顯示了真實中的平庸、無聊，洞穿了歐洲精神掩映下的生活真實。這裡，昆德拉扮演的角色不再是他的歐洲視野給予他的身份，《身份》打破了作為讀者的歐洲和作為作者本人的昆德拉的一個童話。
也許昆德拉的問題在於不甘於重複，但是他所做的又只是在歐洲精神的指引下，把自己內心關注的那些人物放置於自己所設置的「存在」意義的事件當中去，他想做到什麼?無論對捷克，還是對歐洲，他想做最深沉的歷史延續。歷史不是靜止的，歷史的延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重複，如堂吉訶德的無畏，喬伊斯的抽象，卡夫卡的剝離，他的小說中隱隱作現，他本人似乎卻並沒有顯示出對矛盾性的了解和解決。
有人說，20世紀東西方出現了村上春樹和昆德拉是小說和讀者的幸運。其實，昆德拉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偉大的小說，更是他的文化視野和小說中的觀念。《身份》幫助我們脫掉了昆德拉的一重身份，我們得以從另一處瞻望，避開嚴肅和認真，他只是普通的精神記憶，在一定的時期分割了我們的感覺，我們的經歷，甚至我們的理念。由此，想起法國心理學家雅克·拉康說的：語言是契約，個人由此走進合同。
（原載於2013年《北方文學》第二期）
TAG:清風有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