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諸葛亮布了一個怎樣的局，死後二十年劉禪依然無法掌權

文/桓大司馬

琅琊諸葛氏的家風親近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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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們談了漢初經典君相體制的優點和漢武帝以來皇帝對這種體制的持續破壞。

諸葛亮對漢武帝以來皇權擴張的積弊其實看得十分清楚，他的理想是重建西漢初年的經典君相體制，這樣東漢以來的一系列政治弊端就可以解決。

從他《前出師表》里的語句里，也可以看出他對兩漢的褒貶：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出師表

其實東漢的社會是比西漢要自由多元的，文化水平也比西漢發達得多，但諸葛亮仍然推崇西漢而貶斥東漢，與琅琊諸葛氏的家學有關。

諸葛亮的遠祖諸葛豐做過漢元帝時的司隸校尉，雖然通曉經術，但是行事風格卻是法家的剛猛苛酷一路，很多人以為諸葛家是多麼了不起的家族，其實不是，從諸葛豐以來琅琊諸葛氏的家學就是儒法參半，因此在東漢無法像儒學世家那樣躋身第一流家族。

諸葛豐死後，琅琊諸葛氏直到諸葛亮的父輩也沒有出什麼知名人物和大官，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當到了泰山郡丞，但畢竟不是二千石高官，他叔父諸葛玄雖然當上了二千石的豫章太守，但那時袁術私署的，而不是朝廷的正式任命，含金量不高。

所以琅琊諸葛氏並不是東漢高門，其家風與東漢主流的儒學世界觀也有一定距離。

琅琊諸葛氏最親近的其實是西漢儒法並用、「霸王道雜之」（漢宣帝語）的那種較開明的秦制帝國及其經典的君相體制，而不是東漢以儒學為主、含有貴族色彩的政治，曹操也好，孫權也好，對豪強大族都有相當程度的依靠，都不是諸葛氏最理想的主公，唯有顛沛流離的劉備因為沒有豪族支持，反而更適合建立諸葛氏理想中的秦制帝國，這才是諸葛亮與劉備君臣相知的基礎。

這與諸葛亮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與完美主義者也有關係，所以他不會像兄長諸葛瑾那樣投吳，也不會像族弟諸葛誕那樣投魏，即便在荊州士族圈混得風生水起卻不肯出仕劉表，找到稱心如願的主公劉備才願意出山。

所以，諸葛亮所謂的復漢，復的是西漢而不是東漢，要復興的不但是漢室之名，更重要的是要復興西漢早期的經典君相體制。

中國進入大一統帝國，從秦開始算，到諸葛亮這會兒也不給過四百多年，秦制帝國的運行邏輯還沒有被人們完全發現，諸葛亮並不知道這種經典君相體制的弱點所在。

他認為只要重建經典君相體制，並且想辦法維護下去，就可以讓秦制帝國走出死局，重現輝煌，而不用像魏吳那樣變異為帶有貴族制色彩的國家。

諸葛亮給劉禪定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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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君相體制中的宰相有兩個特徵，一是大權在握，二是竭誠奉君。

所以諸葛亮一方面以丞相兼錄尚書事的身份，掌握全部的軍政大權，一方面則真誠的尊奉劉禪為君，他的心跡和行為得到了蜀漢國人的認可，被評價為「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

對於國事，諸葛亮當仁不讓，內選賢才，外修戰備，凡軍政大事都由自己決斷。

他不但是超凡的政治家，而且是傑出的軍事家，還是有遠見的外交家，蜀漢在他的治下雖然屢屢興兵北伐，但百姓的負擔並沒有太大的增加；在北伐戰爭中，諸葛亮則從最初的軍事經驗略有不足，迅速成長為一代名將，五次北伐越打越好，以一隅之兵力打得優勢魏軍龜縮防守；對東吳的外交則處理得十分得宜，包括承認和祝賀孫權稱帝等措施，使得吳蜀聯盟成為歷史上少有的持續數十年的鞏固聯盟，東吳也對蜀漢的北伐也多有策應。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同時，諸葛亮秉持法家「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把自己也當成體制的一部分，對自己的功過，諸葛亮也嚴格按朝廷制度來獎懲，絕不徇私，全無後世權臣能進而不能退的樣子。

第一次北伐失敗後，直接責任人馬謖雖然深得諸葛亮器重，仍被秉公治罪，同時諸葛亮還自劾用人不當，貶官三級，以右將軍行丞相事，直到第三次北伐獲勝，取得武都、陰平二郡後，才因軍功官復原職。

對於皇帝劉禪，諸葛亮則對法家的主張進行了修正，在法家觀念中君權是至高無上的，想怎麼弄臣下就怎麼弄臣下，但經過秦亡的反思和漢初的政治實踐，諸葛亮已經找到了最好的君相相處的辦法：

他將皇帝劉禪的地位推高到至高無上，即便自己是經天緯地之才，對劉禪這個黃口小兒也禮敬周全，同時他又剝奪了劉禪的一切實權，無論是政府的丞相，還是宮中的尚書台，都抓在自己手上，避免皇帝以及跟他一夥的宗室、外戚、宦官、佞幸肆虐，危害政治。

於是在蜀國，劉禪是經典君相體制下的皇帝，他是權威的象徵，根據丞相諸葛亮的績效予以獎懲，但不去干涉具體行政；

諸葛亮則是經典君相體制下的宰相，處理軍政事務完全不受皇帝影響，對劉禪他偶爾還會加以教育，如《出師表》中「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等話語，都是教劉禪如何當好自己的角色。

蜀漢真正實現了「政由葛氏，祭由寡人」，只要不站在皇帝的立場上看問題，這句話體現的其實並不是君臣易位，而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魏蜀吳的宰相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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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三國時代，為什麼魏、蜀、吳英雄輩出，跟三國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經典君相體制有很大的關係，但三國的情況又有很大的不同，以蜀漢的經典君相體制實行得最徹底，延續得最久。

按前面的說法，諸葛亮也是權臣，跟曹操似乎沒太大差別，但細究起來兩人的心術是很不同的，諸葛亮對於避嫌十分小心在意，一切容易讓人誤會的事情都掐滅在萌芽之中。諸葛亮從沒有把自家子弟安插到要害部門抓權；蜀漢重臣李嚴為了自己陞官，曾經勸諸葛亮加九錫，稱王爵，也被諸葛亮嚴辭拒絕，這跟曹操大異其趣。

如果單看曹操的霸府政治，他也像諸葛亮一樣獨攬朝權，軍政大事自己做主，不受漢獻帝干擾。曹操所乘的馬踐踏麥田，違背自己頒布的軍法時，也曾經有過割發代首的表現，看起來也跟諸葛亮一樣賞罰嚴明，把自身也納入政治法制的一部分。

但同時，曹操把軍權全部掌握在曹姓、夏侯姓親黨手中，漢獻帝的宿衛兵士也全由曹氏親黨統帥，對漢獻帝形同拘禁；曹操晚年，為了進位魏公、魏王，將有反對之意的荀彧、崔琰等名士迫害至死，這些做法就與諸葛亮完全相反了。

另外，曹操雖有雄才，卻殘忍好殺，他的很多作為樹立了不少仇家，害怕失權後被清算，所以必須把權位傳給子孫，必須進行謀朝篡位的準備；諸葛亮則用法均平，人格偉岸，讓蜀人心服口服，不怕被清算，可以做他的經典宰相，而且他死後不但哀榮備至，兒子諸葛瞻也大大的沾了他的光，得到蜀人的過度讚譽，在蜀漢官運亨通。

因為曹操的這種心術，其子孫曹丕、曹睿當皇帝以後，大力加強皇權的私家化，用曹氏宗親壓制宰相的權力，但這隻能引起大臣的不滿，結果司馬懿在滿朝大臣的支持下掀翻了當權的曹氏宗親曹爽，開始了新的一輪司馬氏權臣當政。

曹操與諸葛亮截然不同

東吳的君相制度也呈現出過跟諸葛亮類似的樣子。孫策臨死時，也對張昭說過類似於劉備託孤的話：「若仲謀（孫權）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孫權少年即位，權威不足，長期將軍政全權委任給張昭、周瑜等名臣良將。到孫權建年號以後，為了得到江東大族的支持，又任命江東大族顧雍、陸遜為丞相，將軍政大權交到他們手中。

從表面上看，東吳的丞相權力也達到了近似諸葛亮的水平。孫權很多事情都派秘書去問丞相顧雍是否可行，顧雍認為可行就會留飯，孫權就根據顧雍是否留飯秘書來決定事情是否推行。後來孫權甚把印信留在丞相陸遜處（陸遜長期鎮守荊州），寫給諸葛亮的文書讓陸遜檢視，如果有不妥的地方，陸遜可以改了直接蓋孫權的章送過去。

但是隨著孫權年歲漸長，威望漸增，他也不甘寂寞，開始不斷的製造事端打擊江東士族，經過暨艷案、呂壹案等多次努力，最終利用廢立太子的二宮之爭，將江東大族或殺或流，趕出權力中樞，把權力集中到自己和孫氏宗親的手上。

孫權死後，孫氏親族孫峻、孫綝等成為宰相，東吳的朝政淪為宮斗，孫氏宗族進入了無休止的自相殘殺，孫吳的政治也敗壞不可救藥。

可見在三國政權（包含政權的奠基階段）的黃金時代，都曾不同程度的出現過經典的君相體制，各政權皇帝和宰相的職能不相混淆，相輔相成，可謂各得其所。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時期，是漢獻帝提供合法性，曹操治政，結果曹操掃滅了包括袁紹在內的諸多強敵，統一北方；蜀漢諸葛亮當政時，是劉禪提供合法性，諸葛亮治政，所以政通人和，國力最弱的蜀漢竟能連年猛攻曹魏，而且頗有戰果；孫權則是自己提供合法性，顧雍、陸遜等人治政，所以作為一個缺乏根基的地方土豪，也能夠擊敗曹操、劉備，虎踞江東。

但是這種經典的君相制度，終究還是以蜀漢堅持得最久。蜀漢既沒有以臣犯君、謀朝篡位，也沒有君要臣死、兔死狗烹，君臣共和的時間較長，所以雖然國小力弱，其政治卻到很後面（確切的說是君權復興後）才開始混亂。

這一切，不能不說是諸葛亮的深謀遠慮和身後遺澤，也不能不說經典君相體制的設計思路確實有其可取性，在理想狀況下可以發揮很積極的作用。

最完美的秦制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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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試圖復興經典的君相體制，帶領大一統王朝走出死局，是琅琊諸葛氏的家族目標，也是諸葛亮的最高理想，在他有生之年也確實成功了。

但諸葛亮並不以此為滿足，他要讓體制延續久遠，絕不能容忍人亡政息，所以諸葛亮未雨綢繆，進行了若干人事和制度安排，以保證自己死後這種體制還能運轉下去。

但是，他的安排能不能長久，秦漢以來的絕對皇權是否那麼容易馴化，皇權對社會和政府的心理優勢是否可逆，都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漢朝的君相制度幾經演變，到漢末已經有了很多新變化，諸葛亮要讓經典君相體制延續下去，必須對這些新變做出反應。

漢朝從漢武帝加強皇權後，原來的一些近侍官員的實權開始大幅提升。

如尚書，原本是掌管宮廷文書流通的小官，現在卻因為皇權上升而處於權力網路的關鍵節點，還被漢武帝設置為中朝官，侵吞了宰相的議政權；

又如侍中，原本是伺候皇帝的小官，掌管皇帝的生活用品，連倒夜壺都要干，因為跟皇帝親近，其地位也隨著皇權上升而水漲船高，也被設為中朝官，也有了議政權。

尚書、侍中原本屬於九卿之一的少府，少府的職責是管理皇帝的私人財產，少府官員權威的加重，體現的是皇帝私人凌駕於政府之上。

從此皇帝在宮中有了一套議政班子，皇帝通過他們來將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政府之中，這套班子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功能越來越完備，到東漢初年，漢光武帝就把這套班子正規化，成立了尚書台，機要之事全部交給尚書台的長官尚書令處理，尚書令侵吞了宰相的一大塊權力，地位大增，在外朝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並稱「三獨坐」，能與三公分庭抗禮。

尚書台雖然還在宮中，卻部分的具有了宰相的職能，皇帝使用起來又不如身邊的人方便了，於是皇帝又要用新的私人來操控尚書台，主要使用的是侍中和中常侍。

侍中在西漢已經成為要職，但地位還不及尚書，因為尚書掌管著帝國行政的關鍵資源文書，到了東漢，外戚經常加官侍中，因為漢光武帝設計的帝室與功臣聯姻的國策，外戚多出自尊貴的功臣之家，侍中一職也跟著尊貴起來，後來外戚更是利用此職對尚書台施加影響，到漢章帝以後，外戚還獲得西漢霍光那樣名正言順的錄尚書事的權力，尚書台更是成為外戚的附庸。

皇權集團的另一股勢力宦官則通過中常侍的官職來攬權，中常侍原名常侍，並非實職，是給貴族子弟或者才學之士的一種加官，得此加官的人士留居宮中，擔任皇帝的顧問，西漢時主要由士人而不是閹人擔任，如東方朔就當過常侍。

漢光武帝因為中常侍留宿宮中，擔心他們跟宮女亂來，就全部由閹人來擔任，當然這些閹人一般也有一定的才能，或者是專門找了有才能的人閹了來當中常侍的，比如改進造紙術的蔡倫當過中常侍。

在宮中任職又跟尚書台有關的官員有兩種，一種是士人擔任的黃門侍郎（黃門即宮門，因為漢代宮門是黃色的），負責傳達宮中的旨意給尚書台，一種是閹人擔任的小黃門，負責整理尚書台的反饋，上報給皇帝。

漢和帝英年早逝，其皇后鄧綏（和熹鄧太后）代替幼帝執政時，不願意跟士人擔任的黃門侍郎接觸太多，以免影響名聲，所以直接用閹人擔任的小黃門給尚書台下旨，後來通過中常侍和小黃門的組合來掌控尚書台就成為了東漢的傳統，皇帝利用宦官扳倒掌權的外戚後，也通過這條通道來行使皇權，處於這條通道上的宦官則獲得了作威作福、為非作歹的能力。

宦官把持秘書機構尚書台

這麼總結下來，可以發現漢朝皇帝的集權其實是悖論，漢光武帝設尚書台本來是為了加強皇權，後來卻因為皇帝出了一些狀況，就被外戚和宦官等宮廷勢力濫用，皇帝反而大權旁落了。雖然說外戚和宦官的權力都來源於皇帝，說起來跟皇帝是一夥的，但漢光武帝設立尚書台的初衷肯定不是讓外姓人和閹人代替自己的子孫行駛皇權。

皇權通過秘書機構來肆虐，並且皇帝的親戚和奴僕也通過秘書機構來肆虐，正是東漢滅亡的重要原因，對於這一點諸葛亮當然看得很清楚，所以作為丞相他不但獨掌外朝的軍政大權，也把秘書機構牢牢掌握在朝臣手中。

諸葛亮從荊州時代就開始培養政治人才，劉備奪取益州後吸收了劉焉、劉璋父子的舊部即所謂「東州人」（多是關中、南陽一帶的人，不是四川本地人），諸葛亮又致力於團結東州派，化解荊州派與東州派之間的矛盾，將兩派融為一體，打造為蜀漢的統治集團，凌駕於本地人之上，從東州派中他也得到不少政治人才。

所以諸葛亮為相期間，用了許多傑出人才擔任秘書機構的官職，如荊州派的陳震、蔣琬，東州派的費禕、董允等，都擔任過尚書令。諸葛亮自己身為丞相的同時已經兼錄尚書事，原本尚書令的政務職權已經在握了，那麼這些尚書令的職責掌管宮中，教育劉禪，讓劉禪按外朝的劇本來行事，諸葛亮所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就是這種制度的真實寫照。

因為巨大的威望和合理的制度設計，諸葛亮死後，無論劉禪何等不願意，他一手奠定的經典君相體制都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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