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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用扭曲的邏輯和錯誤的事實來評價袁隆平

:《請暫時遺忘袁隆平,我們應該認識一下這些給我們米飯吃的人們》里,關於袁隆平的說法是對的嗎?中國人是怎麼吃飽飯的?

文 | 諶旭彬

先說第一個問題。

這篇熱文(以下簡稱《請暫時遺忘袁隆平》)關於袁隆平的描述,大體是這樣子的:

「很遺憾的告訴大家,我們目前吃的大米沒有幾個是袁老爺子的產品,這是真的……這點恐怕大家都沒想到吧……我們也沒想到……我們以為現在吃的大米品種起碼一半是袁老爺子的,事實上並不是……袁老爺子有數據可查的品種只有這幾個。這大都沒有大規模種植。我們甚至還查了老爺子的公司的一些育種,同樣遺憾,大沒都大面積種植,我們可以這麼說,基本上我們沒多少人吃過老爺子的米,是不是和我們大家想的不大一樣?這不該是這樣呀!和我們預期的相差甚遠,然後我們不得不從頭開始查詢。因為我們抱著一絲希望,哪怕這些品種不是袁老爺子的,是運用了袁老爺子的技術呢?但是結果又讓我們很失望……」(原文如下圖,文字格式有所不同)

圖:熱文《請暫時遺忘袁隆平》對袁的負面表述(可點擊放大)

這段敘述,犯了比較嚴重的邏輯錯誤。

第一,袁隆平在水稻研究領域的歷史貢獻,與「我們目前吃的大米沒有幾個是袁老爺子的產品」之間,並無直接關係。

關於袁隆平的歷史貢獻,可以參考1982年出版的《中國科學家傳略辭典》中的相關表述:

「1960年春,他開始了早稻常規育種的試驗,……1964年,開始這項(雜交水稻)研究工作。……終於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水稻。經他耐心培育,這株水稻居然有了收穫。同年冬,他把實驗數據加以整理,寫成論文《水稻雄性不孕性》,在《科學通報》1966年第4期上發表。……1970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李必湖,風塵僕僕來到海南島,尋找野生稻。他們深入農村,四處調查,終於在一片沼澤地里發現了一株奇異的稻子,……他如獲至寶,精心培育,連續幾天蹲在田裡,給「野敗"授粉。終於獲得了少量而珍貴的種子。『野敗不育株』的發現,為三系選育成功,打開了一個突破口。

「1971年春,袁隆平等的科研工作得到了組織上大力支持。農業部和湖南農科院先後把雜交稻列入重大科研項目。中國農科院召開協作會,成立協作組,與湖南農科院共同組織這項研究工作。於是,全國幾十個科研單位,使用上千個品種,做了上萬個雜交組合,與「野敗"進行回交轉育。1972年,首先在江西、湖南取得成功,江西萍鄉農科所育成了第一批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繼之,廣西、湖南科技人員張先程等先後找到了一批優勢強、花藥發達、花粉量大的恢復系。終於完成了三系配套,育成了首批雜交水稻。……隨後,又在全國有關單位協作下,逐步解決了繁殖制種的技術問題。從而為大面積推廣提供了條件。現在,由袁隆平等首先開始,經過全國協作,在世界上首次育成的強優勢雜交水稻,已在全國開花結果,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在短短六七年間,我國累計播種面積已達2億5千多畝,增產稻穀267億斤。」

上述歷史貢獻,與我們目前吃的大米品種是否掛在袁隆平名下,完全是兩碼事。

圖:1982年出版的《中國科學家傳略辭典》

其次,《請暫時遺忘袁隆平》一文,得出「我們目前吃的大米沒有幾個是袁老爺子的產品」這一結論的邏輯,也是錯誤的。

該文得出此種結論,依賴的是國家水稻數據中心關於「中國水稻品種/系譜」方面的統計。具體的依據,是如下兩圖:

圖:國家水稻中心所統計的「推廣面積最大的雜交稻」

圖:國家水稻中心所收入的「選育人」為袁隆平的水稻品種

《請暫時遺忘袁隆平》一文據此得出結論:

「我們以為現在吃的大米品種起碼一半是袁老爺子的,事實上並不是……袁老爺子有數據可查的品種只有這幾個,這大都沒有大規模種植。」

圖中絕大多數水稻品種,國家水稻中心有具體的種植面積統計。具體到「選育人」為袁隆平的五個品種,其審定年份與種植面積如下(1983~2010年的逐年累計):

(1)二九南1號A(1979年):無具體數據。

(2)威優49(1985年湖南審定):超過1881萬畝。

(3)南優2號(1979年陝西審定):超過266萬畝。

(4)威優48(1989年湖南審定):超過1842萬畝。

(5)威優64(1985年湖南審定):超過17796萬畝

「選育人」為袁隆平的威優64,在「推廣面積最大的雜交水稻」中位列第三,說它「沒有大規模種植」,是說不過去的。只不過,相比排名第一的汕優63(超過93963萬畝),二者的種植面積,確實相差甚大(排名第二的汕優64的種植面積超過19370萬畝,略多於威優64)。

真正嚴重的問題,是《請暫時遺忘袁隆平》一文,刻意忽略了汕優63、汕優64這些雜交水稻品種,與袁隆平、李必湖等人所發現、培育的「野敗」之間的關係。

每一個雜交水稻品種,國家水稻中心都為其製作了「譜系樹」。

推廣面積排名第一的汕優63,其譜系樹如下:

圖:汕優63的譜系樹

排名第二的汕優64的譜系樹如下:

汕優64的譜系樹

簡言之,《請暫時忘記袁隆平》一文,關於袁隆平的評價,不但建立在一種錯誤的邏輯之上,而且還存在著對材料的曲解。(該文對水稻領域其他學者的介紹,也存在不少錯誤,限於文章篇幅與個人精力,不再贅述)。

袁隆平在雜交水稻領域的貢獻,究竟有多大,很難具體量化,自可見仁見智,但不該拿錯誤的邏輯,與曲解的材料,來推導得出。

再說第二個問題。

學者胡靖認為,人均糧食供給量不得低於248.56千克/年,才能在理想的按需分配狀況下保證每個人的生存安全,若低於此值,將會發生絕對的糧食危機或者絕對饑荒。

學者胡守溢在綜合考慮了中國的人口比例、膳食營養標準、食物結構、消費習慣等因素後,加權計算認為中國人均糧食的最低安全保障是370公斤/年。

以上數據均屬「最低保障」。另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將「人均糧食達到每年400公斤」作為糧食安全指標之一。

那麼,中國人究竟是哪年吃飽的呢?下面這張圖表可供參考:

原圖表注釋:圖中人均糧食產量是用糧食總產量除以總人口得到;1949~2004年數據來源於《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彙編》,2005~2010年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版。

根據該圖表,可以看出:80年代初是中國人均糧食年產量的一道分水嶺。此前,僅有少數年份的人均糧食年產量略突破了300公斤;此後,人均糧食年產量雖仍有起伏,但始終未曾跌破300公斤這個關口,甚至在多數時候接近400公斤。

這種上升,主要得益於糧食總產量的提升。而糧食總產量的提升,主要得益於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制」(俗稱「分田到戶」)的實施。

下面,是1978年之前,中國人均糧食年產量的幾個重要節點:

1950年,239公斤。

1956年,310公斤。

1960年,217.3公斤。

1970年,289公斤。

1974年,300公斤。

1977年,297.7公斤。

下面,是1978年之後,中國人均糧食年產量的幾個重要節點:

1978年:318公斤。

1984年:390.3公斤。

1998年:412公斤。

2003年:333.3公斤。

2010年:407.5公斤。

需要注意的是:「人均糧食年產量」並不能直接等同於「人均糧食年佔有量」,至少還需考慮到糧食的進出口問題。

比如,1950到1960年,中國連續11年糧食凈出口,年均出口糧食219萬噸,糧食凈出口量占同期糧食產量的1.3%。當時的「人均糧食年佔有量」,是略少於「人均糧食年產量」的。

進入上世紀60年代,中國開始成為糧食進口國,並大體持續數十年。此一時期的「人均糧食年佔有量」,是大於「人均糧食年產量」的。具體趨勢如下圖:

由上表可知,1960~1967年,中國曾出現一個進口糧食的高峰,每年進口的糧食約為400~500萬噸。1973~1976年,也曾以每年200~400萬噸左右的規模進口糧食。而真正的糧食進口高峰,始於1978年,其中某些年份甚至高達1500萬噸左右(進口數減去出口數)。

略言之,中國人之所以在80年代得以漸漸能夠吃飽飯,主要依賴三大因素:

(1)「分田到戶」。解放了之前被禁錮的生產力。

(2)雜交水稻(也包括化肥)等科學技術,帶來了可觀的糧食增產。

有統計顯示,1986年,中國的雜交稻種植面積尚只佔全國稻穀播種總面積的27.71%,但「過去10年(1976~1986)中國因種植雜交稻而增產的稻穀估計達49百萬噸」。平攤到每一年,在年糧食總產量中所佔的比例,約為1.5%左右(以1982年的年產量數據計算。當然,這不是一個嚴謹的計算,1986年之後,雜交水稻的種植面積繼續擴大,所佔比例當更高)。

(3)進口糧食。1982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約為35000萬噸,進口糧食約為1500萬噸,後者相當於前者的4.3%(這裡取了進口峰值,其他年份的比例當小於此數)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進口糧食的4.3%,還是雜交稻增產的1.5%,對80年代的中國人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部分,因為他們意味著:新增了數千萬人的口糧。

當然,因為並未突破脆弱的小農經濟,中國當時的「人均糧食產量」,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具體如下圖所示:

圖表: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人均糧食產量」(部分)

這種差距,迄今仍無實質性的改觀。

注釋

中國科學家辭典編委會,《中國科學家傳略辭典 現代第4輯》,1982年,第1658~1659頁。

以上統計,均見於國家水稻中心。網址:http://www.ricedata.cn/variety/

汕優63譜系樹網址:http://www.ricedata.cn/variety/varis/601174.htm

汕優64譜系樹網址:http://www.ricedata.cn/variety/varis/600587.htm

轉引自:曹寶明等/著,《中國糧食安全的現狀、挑戰與對策》,中國農業出版社,2014,第07頁。

胡守溢,《國家糧食安全形勢估計及成本分析》,安徽農業科學,2003年第5期。

公茂剛,《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問題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第166頁。

表格引自:袁富華,《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137頁。

何桂庭、朱希剛、J·C·弗林、阿曼達·戴、K·帕拉尼撒米、顧煥、張景順,《江蘇省雜交稻和常規稻技術的經濟分析》。

表格引自: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信息中心/編,《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比較統計資料 1990》,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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