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美國有一個地方曾被台灣當局視為「淪陷區」，楊思澤為你講述風雲年代的故事

1975年9月初，秋風颯爽，在第三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上，當台灣省代表團進場時，全場掌聲雷動。在台灣省代表團里，有一個來自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年輕人楊思澤，他以台灣省游泳運動員的身份，參加了此次盛會，並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會見。

運動會結束後，楊思澤隨團參觀了許多地方，從城市到鄉村，從工廠到公社，還有學校、部隊，北到黑龍江大慶油田，南到廣東，東到渤海灣、台灣海峽，西到四川重慶，足跡遍布20多個城市。在參觀大好河山的過程中，他記下了滿滿6本日記，親身見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情形。

1975年底，在離開北京回美國前，楊思澤鄭重地將「回國工作申請書」提交給北京國際旅行社陪同人員王世雄，表達了畢業之後想要回國工作的心愿。

台灣省籍運動員參觀祖國大陸（第一排右二為楊思澤）

心繫祖國，傾向進步

為什麼楊思澤會提出「回國工作申請書」呢？這必須從他的人生經歷說起。

楊思澤祖籍福建省泉州市，1947年2月出生於台灣省台北市，小學就讀於台灣省基隆市東信小學，初中就讀於台北市大同中學，高中就讀於台北市建國中學，1964年至1968年，在台灣省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攻讀本科學位，1968年至1970年，在台灣省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

服完兵役之後，他在台灣省原子能委員會工作。1972年8月，楊思澤離開台灣，赴美留學，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核子工程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

楊思澤到美國之際，由於台灣過於依賴美國和日本，楊思澤與當時不少留學生一樣，油然而生對台灣國民黨政府不滿，因此積极參加「認識新中國」與「認同回歸」運動。在接觸到祖國大陸許多方面的報道和介紹之後，他發現與過去在台灣時所聽所讀的大不相同，於是，他漸漸對新中國、社會主義有了一些自己的認識。

20世紀70年代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素以開放、激進的校風與學生運動舉世聞名，甚至被台灣當局視為「淪陷區」（吳建國著《楊思澤與李遠哲》）。美國的反越戰遊行示威，伯克利是最大的聚集點。楊思澤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與思潮的影響下，與思想接近的朋友們一同成立「左傾」的柏城國是研究社，出版刊物《柏城青苗》，並且積極開展校園活動，了解新中國，並與國民黨特務展開鬥爭。

成立組織，出版刊物

1974年春夏之交，楊思澤結識了一批愛國朋友，常常在一起討論社會主義新中國各方面的成就。1974年秋，楊思澤與同學一起，在校園裡組織了柏城國是研究社。這是一個成功的、左派立場的社團。先後參加柏城國是研究社的成員有：趙先國、陳治利、王肖梅、陳蓉、李乃義、董敘霖、楊貴平、傅運籌夫婦、廖秋忠、趙家齊、范樂年、王僑生、楊思澤、梁志華、陳讚煌、劉虛心、游鶴月、郭松年、彭春懋、胡比樂、李德寧、何啟明、黃瑞琪、游輝立、宋宗德、柏蓓敏、陳立人、李慧儀、林亦華、陳麗珍等人。

柏城國是研究社是一個組織完備、目標明確的學生社團。它採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並沒有固定的社長，成立的目的是「團結一切愛國及贊成統一的學生」，希望「提高社員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思想上的改造」，組織如何通過工作、鬥爭及學習來達到目的。國是研究社的成員通過加入其他社團的方式，來團結群眾，與其他社團聯合舉辦活動。他們認為，這是「愛國」統一戰線的具體表現。研究發展組是國是研究社的領導核心（楊思澤是主要成員），在研發組之外，分設若干工作小組，如電影小組、電台小組和柏青小組。他們有嚴格的紀律要求，不僅要求開會準時，而且會員個人對外不得自行使用國是研究社的名義。據不完全統計，在1974年到1978年期間，楊思澤參加了69次會議，每次會議都做了筆記。

為了認識新中國，學習、了解社會主義，他們組織了國是學習會和讀書會，每兩周一次，以自學為主，每次用1/3的時間講參考文章摘要，15分鐘左右時間講時事報告，其餘時間討論。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後，柏城國是研究社聯合美國北加州華人協會、加州旅美台灣省同胞體育會，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學生中心主辦了毛澤東主席追悼會。

第三屆全運全入場式

自尼克松宣布訪問大陸以來，世界局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崛起，尤其在恢復聯合國席位以後，對中國人而言，更有特別的意義。在《柏城青苗》第一期（1974年10月）「我們的話」里，編者指出，海外的留學生開始重新認識隔離了20餘年的中國。在發行《柏城青苗》的過程中，一度「曲高和寡，嚇跑了同學」，楊思澤與同學們不斷反思，感覺到文章調子太高，用的術語太多，在台灣同學裡容易產生負面效果，於是改變策略，突出每一期的重點，系統地介紹新中國，介紹意識形態和觀念上的問題時，兼收並蓄不同意見，談論台灣問題時，就事論事，避免「拿自己的感想當政策」。該刊一直堅持到1979年6月（第37期），後來就不再發行。

柏城國是研究社還為伯克利的KPFA電台做節目，介紹中國大陸節目，面向當地的美國人，一周1至2小時。1977年9月，國是研究社決定將電台的中英文節目分開，英語節目的對象是美國人，中文節目的對象是中國人。從1977年11月1日起，電台節目被KPFA減半，時間為周六下午5點半。

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傳到美國後，加州大學中國同學會聯合華裔教職員陳省身、葛守仁、趙元任、田長霖、蔣勻田、項武義、湯乃文、沈元壤、項武忠等，向國務院發去慰問信，表達對地震災區人民的關心和支持。

開展校園活動

國是研究社是一個政治「左傾」的社團，傾向大陸一點，有些人怕被貼標籤，為了團結更多的同學，楊思澤他們就以中國同學會的名義做事情。

在楊思澤上學期間，中國同學會的骨幹成員有會長梁志華、黃宇宙、黃健偉、黃劍雄、李頌儀、鄺永恆、劉傑華、陳國通、劉俊生、程亮瑜、余金原等。他們舉辦介紹新中國展覽會、新年聯歡會、中秋晚會、郊遊聯誼活動等。通過各種社交、文娛活動，增進同學間的了解與友誼；借著這種活動的參與，培養他們服務的精神；通過討論與學習，提高他們對社會的認識。

1969年秋天，「加大中國合唱團」誕生，可惜在1972年中止了一段時間，到1975年1月，合唱團練習再度恢復，致力於通過音樂與文化，來促進與鼓勵來自港台的1000餘名中國學生，以及大約500餘名在外國出生的加州居民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並鼓勵他們在社會與經濟領域進行鬥爭。不論國籍、種族、語言，凡是對中國地方民族歌曲有興趣者，都可加入合唱團。

合唱團由馬葆齡指揮，每星期排練一次，他們每周二晚上練唱中國各地（含台灣）民謠，以及抗日歌曲，在附近學校和電視上演出。排練過的台灣民歌有：《盼望早日出頭天》《透早就出門》《台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台灣島》《漁歌》《恆春民謠·耕農歌》，還有電影主題曲《望春風》。除了常規排練外，他們還組織過「年度中國之夜」「中國新年音樂會」等活動。

由於加州伯克利大學具有獨特的「地利」優勢，校園裡有太平洋電影檔案館，當地有美中人民友好協會的總部。美中人民友好協會成立於1974年，其目的是促進和加強美中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了解，協會總部在加州洛杉磯。它收藏了大量有關中國的電影，以低價租給本地的會員或機構。楊思澤他們曾經以國是研究社（SBUC）的名義，播放了《第二個春天》《「大學生」本事》《難忘的戰鬥》《南沙群島、成昆鐵路》《紅旗頌》《百花爭艷》《創業》《白毛女》等多部影片。中國駐美聯絡處有很多關於中國的電影與書籍，也經常提供給他們。楊思澤記得曾經跟東亞圖書館的陳治平館長、華埠的謝僑遠聯繫過借用電影帶的事宜。他還曾經跟本校民族學系亞美研究部、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太平洋電影檔案館合作，播放英國紀錄片《西藏》等跟中國相關的電影，甚至還有每周五中國紀錄片連映活動。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國是研究社放映了紀錄片《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

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在留學生運動的推動下，海外學生、華僑對於祖國新生事物、對僑居的社區動態、對自身境況都有重新探討與認識的需求。除了雜誌、報紙、演講會、座談會等溝通意見的媒介之外，文化活動如戲劇、音樂、電影、文藝等更能深入細緻地反映生活和思想的狀態。他們認為，「文藝工作要為政治服務」，不是為演戲而演戲，也不為適合個人興趣或追求「純藝術」表現，而是以了解中國、宣傳社會主義，促進美中人民友好、配合留學生愛國運動，反映社區工人鬥爭為宗旨。在取材方面，盡量配合實況，避免脫離時空而生硬移植，鼓勵集體創作，結合群眾性運動的鬥爭，走群眾路線。

在王正方、戈武等人的導演下，日齣劇社在伯克利、舊金山演出了不少話劇，有《日出》《雷雨》《過客》《將軍族》《桂蓉媳婦》《放洋》（廣東劇）《瞎了一隻眼》（國語劇）等。楊思澤在《將軍族》的演出中擔任過配角，王正方是主角。

1974年楊思澤主持「陳省身、田長霖、沈元壤三教授訪華觀感」報告會。這三位教授都任教於伯克利加州大學，都曾兩度回國。1974年11月16日，柏城國是研究社邀請陳省身、田長霖、沈元壤三位教授，跟同學們一起談訪華的觀感。演講後還放映幻燈片，同時提供免費的照顧幼兒服務。

在伯克利的台灣國民黨同學吳建國眼裡，每次演講會或座談會，楊思澤都是來得比人早，走得比人晚。事實上，從在校園中張貼海報、布置會場到收拾善後，也都是他在負責。有時校園中放些大陸的宣傳電影，也都見他扛著放映機來來去去。而伯克利校園的「左傾」學生刊物《柏城青苗》，每期也是由他負責撰稿、邀稿與印刷、發行。由於楊思澤的實幹精神，吳建國與他雖然立場不同，卻有惺惺相惜的微妙情誼，這在當年左右派尖銳對立的海外校園中，也算是一個異數。

與國民黨特務鬥爭

楊思澤在海外的愛國運動，並非一帆風順。在保釣運動中，一些台灣學生由於從小受台灣教育的原因，無法接受左派學生對台灣政府和領導人的責難，一部分人成立了「反共愛國聯盟」，吳建國到伯克利之後，成立了中國同學聯誼會，跟左派社團與學生針鋒相對。楊思澤回憶：「左右兩派留學生在海外鬥爭的處境，非外人所能感受，大家都面臨課業、家庭和經濟的壓力，彼此文鬥武斗相當激烈」。

1977年3月，一份「揭發特務，請大家告訴大家，提防他們」的海報，貼在了楊思澤他們放映電影的會場。這份名單來自《台灣人自助會通訊》第11期（1977年3月），台灣人自助會用了不少時間，收集全美國民黨的特務網，並且把舊金山國民黨特務人員公布出來。自助會認為「只有把這些特務組織公布出來，大家才能認識敵我，才敢把自己的感想表示出來。」

據《台灣人自助會通訊》介紹，國民黨在美國的特務系統總部設在華盛頓，國民黨在舊金山灣區的特務系統主要活動在伯克利和斯坦福，其中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特務達11名，楊思澤回憶，當特務同學看到名單被公開時，他們自己都感到很驚訝。

1978年4月份，為了聲討蔣經國「繼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國是研究社聯合舊金山的新華書店、新風書店的華僑，以及伯克利、斯坦福大學的留學生，發起「舊金山灣區聲討蔣經國罪行行動委員會」。

1978年5月20日，舊金山灣區的台灣、香港愛國留學生，華埠的愛國華僑和華人200餘人在華埠花園角舉行集會，結果遭到國民黨特務棍棒毆打。楊思澤在遊行的隊伍中，被一名打手對著額頭猛然一擊，當場倒地昏迷，左眼角留下了一道半寸長的傷口，「一剎那間鮮血像泉水般地湧出來……濺滿了他的半個臉」（方方《血染的日子》）。他傷勢嚴重，被緊急送往三藩市總醫院，昏迷不醒達18小時之久。這個傷口導致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後遺症，除了偏頭痛之外，左頸與肩部經常疼痛，讓他徹底對國民黨政府失去了信心。

楊思澤等人在遊行中受傷，徹底激怒了愛國華僑和留學生們。一周以後，約500人重新在華埠花園集合，聲討這一罪行。這一次遊行參與者的群體擴大了許多，有愛國華僑、台灣同胞、留學生、美籍華裔、工人、商人、教授。他們喊出了憤怒的口號：「打倒蔣幫法西斯政權！」「一個中國，人民的中國！」「蔣幫勢力滾出華埠！」「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國民黨反動派滾出華埠！」「人民團結，常勝不敗！」

幸運的是，楊思澤的傷病在回到祖國大陸之後，經北京宣武醫院、北京中醫醫院等多家醫院治療，得以痊癒。

回國四十載，無悔人生

1978年9月25日，楊思澤再一次提交「回國工作申請書」，獲得了批准。從1979年楊思澤進入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以後，他一直工作到退休。楊思澤不僅培養了一大批國家棟樑之才，而且與同事進行了大功率電子迴旋波共振加熱實驗研究，這是我國首次成功用國產設備進行大功率電子迴旋波共振加熱實驗的研究。中科院核聚變研究重點轉移到合肥後，他開始從事等離子體應用研究，將等離子技術應用到工業、農業、生物醫學、環保等領域。

為促進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1981年，楊思澤與林盛中、廖秋忠、夏平生、鄧之久等人一起，籌備成立台灣同學會，並多次擔任副會長、會長等職務。同時，歷任四屆(第8至11屆，共20年)全國政協委員，三屆北京市人大代表，三屆北京市海淀區人大常委，台盟中央委員、常委，為促進與台灣港澳和國外的學術交流，為促進祖國統一做出貢獻。

自2008年起，楊思澤就將自己參加海外學生運動的資料，包括期刊、報紙、幻燈片、會議資料等，全部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豐富了國內學術機構的收藏。

用楊思澤的話說：「那是個激情的歲月！我們青春無悔！因為這體現了我們每個人的愛國情操！」

時隔數十載，當年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同學吳建國，也是當年的對手，給予楊思澤的評價是「堅持理想、始終如一」。這種畢生堅持的愛國精神，值得當代年輕人敬仰與學習。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此文是清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17年度青年項目「一九七跂年代海外保釣運動研究」的一部分，項目編號：201730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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