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臣良吏的應有之能 ——姚崇之「能」給當代的啟示
原標題：干臣良吏的應有之能 ——姚崇之「能」給當代的啟示
干臣良吏的應有之能
——姚崇之「能」給當代的啟示
姚尚書
作為開元賢相，姚崇名滿天下，載譽深厚。司馬光評價說：「姚（崇）宋（璟）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賢相，前稱房（玄齡）杜（如晦），後稱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資治通鑒》）肯定了姚崇為唐朝的四大賢相之一。作為救時宰相，姚崇敢於面對現實，勇於衝破傳統觀念，堅忍不拔，政績可觀。他歷經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幾朝，位及宰相，善改革通變，為開創開元盛世局面起到關鍵性作用。司馬光的評價堪稱公允。
作為唐代的中興干臣，姚崇的治國能力，無人能出其右。正史言之鑿鑿，至於閭里傳說，民間佚事還有許多，不勝枚舉。僅從姚崇傳的記述即可得到一個鮮明的印象，治世能臣，素質出眾。筆者以為，姚崇之「能」僅僅刻寫於青史是不夠的，對於當代各級官員來說，重溫姚崇之能，對於治理一方，擔當大任具有非常好的借鑒意義。
概而言之，姚崇之能體現在大義、大勇、大智、大信這四個方面，綜合在一起便成為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大凡有志於建功立業者，從中都可以得到非常有教益的啟示。
一、姚崇之「大義」
熟知唐代歷史的人都知道，武則天執政初期採取鼓勵天下人舉報不法，以革除中宗時言路堵塞之弊，與此同時，任用酷吏治國，周興、來俊臣之流大行其道。此舉雖然收到約束官員的客觀效果，對於鞏固武則天的統治具有作用，也極大地枉殺一大批好人，以至於朝官人人自危，戰戰兢兢。姚崇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走上政治舞台的。
當時的姚崇不過是一個兵部郎中，因為處理事務井井有條受到武則天的賞識晉陞為侍郎，得以接近武則天。此時的武則天剛剛開始反思酷吏治國帶來的問題，指出：「從前周興、來俊臣等多次奉詔承辦獄案，朝臣互相牽連，都承認反朝廷。我怕有冤情，派近臣複查，都得他們親自寫的服罪書，並不冤枉。我沒有什麼懷疑了，就批准周興、來俊臣等的奏請。自從來俊臣等被誅殺後，竟沒有反朝廷了。那麼，過去被來俊臣等以反朝廷罪論處的人，該不會有冤枉的吧？」
武則天此言是跟侍臣們說的，並不是專門說給姚崇。面對武后發問，姚崇立即接茬說：「自垂拱以後，被告發者大多被迫自誣。那時候，以告發別人反朝廷為有功，所以天下人稱告發行為是『羅織』，這比漢朝鉤黨之害更為嚴重。雖然陛下派近臣去重新審問，但近臣們自己尚且不能自保，又怎麼敢去違背來俊臣等酷吏的意向去否定案件呢？況且，被審者如果不承認便會遭受慘酷肉刑，自得違心招供。」姚崇這一番言辭還只是說出了冤獄產生的原因，而接下來的話則體現了他敢於擔當的大義：「現今仰賴上天的聖靈，啟發陛下的智慧，兇殘小人被消滅乾淨，朝廷太平安定。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擔保，朝廷內外官員再也沒有謀反者了。陛下完全可以把告密言論置之不理，以後如果有謀反事查實，我情願接受懲處！」
敢於以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打下這樣的包票，實在是大丈夫所為，可謂大義凜然！須知此時仍然是酷吏橫行的高壓時期，姚崇以小小的兵部侍郎之職，冒死進諫，申述酷吏迫害，構陷冤獄的種種實情，實在是風險巨大。正是他的大義無私，深深感動了武則天，下令廢除嚴刑峻法，為開創一個新的吏治時代奠定了基礎。
姚崇不是一個魯莽之人，敢於仗義執言自有他的理性判斷。一方面反映了他年少任俠所養成的個性，也反映了他對於武則天執政方略的轉變具有清晰的洞察。這固然是很強的個人能力，但真正打動武則天的還是他的大義之舉。畢竟，擔當精神是一種可貴的品質，敢於擔當大任，必有過人的能力。建立在能力基礎上的大義，與官德是密不可分的。官員最容易形成的是集體無意識，就是「唯上」思維，這樣的思維模式必然帶來「上有所好下必盛焉」的結果，習慣於對上言聽計從，對下欺壓哄騙。沒有大義必然不敢提當，出了問題輕則敷衍塞責，重則公然違法，失去做人的基本準則與良知。
心存「大義」才能執政為民，否則，不是謊言便是高調。這就是姚崇「大義」之能給我們的啟示。
二、姚崇之「大勇」
直面困難、敢冒風險迎難而上是一種勇氣，敢於碰硬的果敢與堅持是一種毅力，建立在能力基礎上的勇氣與毅力則是一種「大勇」。姚崇的為官生涯中，處處可以見到這樣的大勇。作為一名中興名相，他要處置的難題比比皆是，他要面對的挑戰也是層出不窮。姚崇傳之中的滅蝗一事則可以顯現出他的務實與大無畏精神，這就是一種「大勇」。
開元四年(716年)，山東發生大蝗災，飛蝗蔽日，危害日益劇烈。然而蝗蟲姓「蝗」，「蝗」與「皇」音同。由於蝗災往往突發，蝗蟲來無蹤去無影，自古以來出於對皇權的敬畏，人們把蝗蟲看作具有靈性的動物，認為蝗災是天譴，不敢觸動它。當蝗災來襲，人們往往束手以待。這一次的蝗災來勢凶猛，百姓紛紛設祭膜拜，坐視蝗蟲嚼食禾苗而不敢捕殺。
滅蝗，實有冒犯皇權之虞；任由蝗災泛濫，必將導致民不聊生。何去何從？姚崇的選擇是直面挑戰，堅決滅蝗。他一面上疏唐玄宗，引經據典申明滅蝗早有先例，不僅《詩經》有記載，而且漢光武帝曾下詔滅蝗，由此證明滅除蝗蟲是應該的。另一面指出滅蝗是可行的，因為田地有主，只要破除迷信，救護自己的莊稼，百姓一定很賣力。夜間點火誘殺，挖坑在其旁，一邊焚燒一邊掩埋，蝗蟲才能滅盡。於是派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指揮滅蝗。
滅蝗的阻力很快就出現了。汴州刺史倪若水認為：「消除天災應靠修德，過去的後趙皇帝劉聰沒能消除蝗災，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表明蝗是不能滅殺的。」因此，倪若水拒絕御史指揮，不聽命令。如果僅僅是一個地方刺史還倒罷了，朝中不少大臣也紛紛質疑，甚至連玄宗皇帝的態度也發生動搖。面對這樣的壓力，姚崇絲毫沒有退縮，首先是寫信責備倪若水，並嚴厲警告他說，如果眼看蝗災流行，不採取救災滅蝗措施，將來造成饑荒要追究責任。倪若水不敢繼續硬抗，發動官民齊上陣，汴州一個地方就撲滅蝗蟲十四萬擔，災情緩和了下來。其次，姚崇面對朝臣的質疑和皇帝的動搖，態度鮮明。他把朝臣的反對視作迂腐的書獃子行為，指出：「做事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講老規矩。過去魏不滅蝗導致饑荒，出現人吃人的慘劇；後秦不滅蝗導致草木被食盡，牛馬相互啃毛。現在飛蝗遍地，蝗災日甚一日，河南河北，家無隔夜之糧，一無收穫百姓就要流離，國家安危也繫於此。況且滅蝗即或不能盡滅，也比留下來成災患為好！」最後，姚崇表示，滅蝗救人，如有禍殃，我願一人承擔！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所謂「大勇」當是一種政治勇氣，是一種擔當精神，也是建立在能力基礎上的自信。姚崇敢於滅蝗，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有挑戰皇權之嫌。但是姚崇深知，蝗災不滅，人民流離失所，必將導致國無寧日。在當時的條件下，土法滅蝗並無絕對成算，風險之大可想而知。然而，一人榮辱與天下人的生死存亡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這樣的政治勇氣是可貴的，一個封建官吏都能做到的事，值得我們深思。
當今，雖然不乏勇於擔當的時代先鋒，但明哲保身的思想在官場盛行也不是個例；遇事缺乏擔當勇氣，相互諉過的現象也並不少見；而敢於面對上司力陳己見，敢於負責的風氣需要大力弘揚。勇氣與能力是密不可分的，有勇氣也要有能力，建立在能力基礎上的勇氣才能帶來預期的績效，這與盲動蠻幹是有本質區別的。因此，姚崇的治世能臣「大勇」精神十分可貴，對現實社會具有非常正面的借鑒意義。
三、姚崇的「大智」
姚崇的智慧是卓爾不群的。他可以輔任四朝而安如磐石，他的政績眾所周知。甚至，史書還給了他「詭譎」的評說。所謂「大智」一定不是為了一己之私所表現出來的奸巧，而是建立在為國家強盛、百姓安康而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基礎上的社會責任，並由此而顯現出來的政治智慧。站在這一基點上去考量，姚崇的「大智」則表現得可圈可點。
最突出的要數他在出任玄宗朝宰相之前的「十事要說」。熟知姚崇歷史事迹的人都知道，這是姚崇對唐玄宗所提的十條建議，分別是：施政以仁恕為先、不邀幸於邊功、嚴格執法從近臣做起、禁止宦官參與政事、禁止行賄受賄、皇親國戚不得任台省要職、皇帝待臣以禮、允許大臣犯忌直諫、停止修建道觀佛寺、不得任用外戚。姚崇的十條疏奏條條都是針對時弊所提出來的，作為一朝宰輔，提出這樣的建議是份內之事，本無可特別圈點之處。所特別的是，姚崇的「十條建議」具有「要挾」之嫌，提出的方式特別。
史載，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713年），即位第二年的唐玄宗出巡新豐驛，方圓三百里內的州郡牧守官員，都要到皇帝行宮朝見。姚崇時任同州刺史，得到玄宗的秘密召見。姚崇獲准與玄宗一起打獵馳逐，迅緩自如，不遜年輕之時，玄宗喜歡極了。狩獵以後，玄宗詢問天下大事，姚崇侃侃而談，不知疲倦。說到高興處，玄宗說：「你正好做我的宰相」。對一般人來說，這是天賜良機，自會欣喜若狂，叩頭謝恩。然而姚崇並不是這樣，而是藉機提出自己的十條建議，並以此作為擔任宰相的先決條件。敢於「要挾」皇帝提出先決條件，實在是不多見的。姚崇敢做並且做到了。這時候的唐玄宗胸懷大志，一心要復興李唐江山，重振開貞觀之治氣象，姚崇的「十事要說」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大政方針，條條切中時弊，堪稱救世良方，得到唐玄宗的全部採納。「十事要說」也是姚崇的施政大綱，憑著「要挾」唐玄宗得來的應允，姚崇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啟了「開元盛世」的大門。
「十事要說」當是姚崇的大智慧的一個典型案例，綜觀姚崇一生的政治建樹，利國利民之舉比比皆是，無不體現了他的政治智慧。甚至被後人譏為「詭譎」的避免政治危機的一些手段，比如假裝跛足而向唐玄宗預先「打招呼」致使張說被貶官的做法，把它放在姚崇一貫勤政為國的舉措之中來看，也是無可厚非的。
胸懷全局謀大事，始終不忘自己的責任與道義，在制定大政方針的過程中，立場堅定，目標明確；在執行具體決策的過程中，不忘目標訴求，能夠想辦法，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把決策落在實處。姚崇特別長於從政，辦事決策思路明晰。三次任宰相，常兼職兵部，不僅熟練處理政務，對邊哨、軍營分布、部隊械儲，都能夠爛熟於心。沒有大智慧是斷然不可能的。姚崇的「大智」從政，對於當今各級官員來說，同樣具有借鑒意義。懷大義，行大道，成大事，靠的是智慧和能力。之所以稱之為大智慧，就是心裡裝著大目標，而不是為了自己的個人目的不擇手段。從執政的基本目標出發，最終實現為民執政的具體目標。擁有這樣的大智慧必然獲得人民群眾的擁戴。
四、姚崇之「大信」
人無信不立，只有誠懇待人，才會取得信任；只有講信用，才會有信譽。大信，對於一個位高權重的宰相來說是十分必要的素質。中國歷史上習慣於把重臣貼以「忠臣」或「奸臣」的標籤，擁有治世能臣口碑的姚崇自然可以位列「忠臣」，他的「大信」不僅代表他個人，人們也會通過他的言行對他所在的那個統治階層做出評判。
作為宰輔，秉公辦事是建立信譽的首要條件。姚崇在睿宗朝擔任中書令時，憑藉其大刀闊斧的吏治改革贏得了普遍信譽。這一場艱苦的政壇博弈。眾所周知，睿宗李顯的登基與太平公主有的斡旋有著很大關係，由於太平公主有恩於睿宗，而太平公主集團也是一個腐敗的集團，利用睿宗的信任經常干預朝政，特別是賣官鬻爵，不通過中書省、門下省，只憑皇帝的敕令直接任命，兩省長官都不敢過問，只是將任命文件向有關部門傳達而已。由於敕書是斜封著交與中書省的，所以這類官員被人們稱為「斜封官」。姚崇擔任中書令以後，大膽行使職權，與侍中宋璟一起整肅吏治，罷免了幾千名靠花錢買來的「斜封官」，整頓了上萬名超編的吏部候補官員，通過考試，僅僅錄用不到二千人。
太平公主不是一般的人物，敢於對抗太平公主是需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的。但是如果任由吏治腐敗下去，必然導致國家的敗亡。為了取信於民，姚崇索性建議請太平公主遷居東都洛陽，上疏提出「諸王外刺」，令宋王李憲等出為各州刺史，結束了中宗以來八年動蕩不安的歷史，贏得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姚崇此舉得罪了太平公主，自己遭到貶謫，對於大唐中興盛世的開創具有決定性意義。姚崇所為，一時「人服其公」。民謠說「姚宋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是姚崇秉政為公的寫照。
姚崇之信還表現在其對待兒子的態度上。東都洛陽吏部尚書魏知古是姚崇所提拔的官員，當時姚崇有兩個兒子在洛陽做官，曾通過賓客向魏知古請託，魏知古向玄宗做了彙報。於是玄宗招見姚崇，詢問其兒子的人品及才學，姚崇據實回答說：「我兩個兒子在東都洛陽，他們為人貪慾而很少節制，他們一定去麻煩過魏知古。」玄宗本以為姚崇會袒護兒子，姚崇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姚崇又說「知古是我引薦的，我兒子以為知古看重我對他有恩，因而向他有所請託。」由於姚崇的坦誠，更加贏得了玄宗的信任。
誠實守信也是一種能力。誠實是公正的前提，一個不能公正對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是不可能奢望他會有公信的。姚崇的坦誠還體現在他對武則天的態度上。武則天退位以後，被遷往上陽宮，中宗率同百官去問安。大臣們為罷武后權力而相互稱慶，只姚崇一人流淚。他說：「我臣事則天后很久，現在為離舊主而流淚，是為人臣應有的節操，因為這樣而獲罪我是心甘情願的！」果然，姚崇因為此事而遭貶，但並沒有損及他的人品。相反，人們更為他的坦誠而感動。事實證明，一個表裡不一、言而無信的人，可能矇混乃至得勢一時，但決不會長久，到頭來還是讓虛偽害了自己。
姚崇的「大信」在於公而無私，在於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襟懷坦白。作為一個朝廷的干臣良吏理當如此。姚崇之信的現實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作為當代的官員，必須具有誠實守信的品格。這種品格也是能力的體現，是建立在能力基礎上的自信。歷史證明：不講信譽的人是沒有前途的人，不講信譽的民族是墮落的民族，不講信譽的社會是混亂的社會，不講信譽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國家。
能力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綜合素質的反映。大義、大勇、大智、大信，正是綜合素質的體現，這就是能力。具有這樣的能力，有責任，敢承擔，講誠信，有操守，處理事務胸有大局，思路清晰而富有辦法，始終知道自己的位置，獨當一面而堅忍不拔。在過去，具有這樣的能力，才能成為干臣良吏；在今天，具有這樣的能力，才能贏得人民的擁戴與信任，才能在改革發展中保持清醒認識，發揮聰明才智，建功立業，有益社會，有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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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姚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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