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意圖和目標/專訪方漢明

2018年7月25日，在美國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右）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出席聯合記者會。圖/視覺中國

特約作者 薛思帆 《財經》記者 肖舒妍 施智梁 / 文

施智梁 / 編輯

7月25日，特朗普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會談後，發表了共同致力於「零關稅」自由貿易區、減少補貼、減少貿易壁壘等內容的聲明，並稱雙方都將暫緩進一步的關稅行動。7月17日，歐盟和日本簽署了一份內容廣泛的自貿協定，雙方將逐步取消對對方99％商品的關稅。

假如美歐日三方真的實現完全的零關稅、一體化的貿易融合，這是否意味著新的全球貿易體系即將出現？

「正如當年朱鎔基總理為了加入WTO而主動進行國企改革一樣，這一次的中美貿易摩擦同樣可以成為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絕好機會。」7月27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系講席教授、上海科技大學創業與管理學院院長方漢明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

他認為，許多人之前覺得特朗普「貿易戰」的目的就是以提高美國的貿易壁壘為手段來實現他「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讓工作流回美國。現在看來，更有可能的理解是他其實是想降低其他國家的貿易壁壘，以達到增加美國出口的目標。這個理解對中國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有很大的啟示。

方漢明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公共經濟學和勞動力經濟學。除了貿易問題，本次採訪中他還對中國的社保制度和房價問題進行了闡述。

中美貿易摩擦可以成為深化市場改革的契機

《財經》：有觀點認為美國覺得過於開放吃虧，所以特朗普政府要降低一些開放度，您對這種觀點持何意見？

方漢明：從這兩天的事態來看可能有新的視角。特朗普的「貿易戰」不僅針對中國，他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都很強硬，這兩天美國和歐盟已經表達出希望大家都能做到零關稅的意願。所以特朗普揮動關稅大棒的目的也許是為了降低歐盟、日本等對美國徵收的關稅。

許多人之前覺得特朗普「貿易戰」的目的就是以提高美國的貿易壁壘為手段來實現他「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讓工作流回美國。現在看來，更有可能的理解是他其實是想降低其他國家的貿易壁壘，以達到增加美國出口的目標。

這個理解應該對中國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有很大的啟示。

《財經》：本國的就業機會是特朗普當選時的承諾，也是他要實現的目標之一。

方漢明：首先，部分媒體使用的「貿易戰」這個字眼值得推敲，我覺得用「貿易摩擦」更加合理。要想真正了解特朗普在貿易方面的政策，就需要了解特朗普是怎麼當選的。

特朗普的當選是反全球化大趨勢在美國的表現，和英國公投脫歐是類似的。為什麼會在發達國家出現反全球化的浪潮呢？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對美國經濟的總體福利是有好處的，這個在理論和實證上都沒有爭議，但是全球化對不同人群帶來的福利分布不均。

美國的「鐵鏽地帶」工人失去了工作，但資本擁有者的回報率提高了，因為他們的資本可以進行更有效的全球配置。政府理論上應該從得益的人群提高的福利中拿一部分去彌補福利受損的人群，但是很多國家沒有做好這類收入再分配，或者說做得不夠，所以在國內產生了很多覺得自己在全球化中沒有得利的群體。

這個群體的存在是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的原因，特朗普代表的很多選民是美國中西部、全球化過程中受損的工人。上台以後面臨的國內政治環境讓他立刻認識到，他能繼續執政的唯一可能是做出努力實現他對選民的承諾，也就是說，他想要的是讓就業迴流美國，給這些人重新提供就業機會。

為實現這個目標，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減稅，特別是企業收入稅。

第二，減少監管，因為他認為很多監管是增加企業束縛的，使得企業家運營成本很高。他有一句話是「每一個新的監管條例的提出都要減少十個已有的」。

第三，國際方面的政策就是貿易問題。特朗普認為，美國是非常開放的經濟體，美國的貿易夥伴，包括日本、加拿大、中國、歐盟相比美國來說都有很多貿易壁壘。這個觀點不是空穴來風。1987年他在接受奧普拉採訪時，就針對日本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他覺得美國人很愚蠢，把自己的市場向日本完全敞開，但日本卻沒有這麼做。他覺得只有他這樣的「商人」，才能跟別的國家談判，改善這種情況。做了總統以後，他確實是這麼做了，當然現在他眼裡貿易摩擦的最大目標成了中國，所以2018年他對中國有動作。

《財經》：此輪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影響何在？

方漢明：這是中國深化改革的機會。當然，特朗普政府現在對中國貿易和經濟政策的指責讓中國人很反感。特朗普掀起的貿易摩擦不是通過國會立法，而是通過301和232條款（分別為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和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這兩個條款授予總統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為理由來採取單邊行動的權力，在目前美國國內政治形勢下指望國會通過貿易立法是非常困難的。

面對美國強硬的關稅威脅，我認為一些應對措施有待商榷。比如「對等地提高關稅」，實際上不可能對等。因為中國每年對美國出口大約5060億美元，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只有1300億美元左右，這子彈是要打完的。國內還有人說，可以威脅對美國在華的企業動手作為談判籌碼。我認為這些做法是不明智的。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讓工作迴流美國，如果我們在應對貿易摩擦的過程中危及在華的外資企業的投資和運營環境的話，它們反而就更有動力撤回到美國。這不就是特朗普想要達到的目的嗎？

《財經》：那麼中國的應對措施應該是什麼？講到改革，哪些方面需要深化？

方漢明：中國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最好辦法就是深化改革。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要從出口和投資為主導的粗獷式增長模式轉型為以創新創業為引擎的、高質量的增長模式。

但增長模式轉型知易行難，必須要有對應的深層次改革措施。比如說，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提高資金配置有效性。金融市場改革很難，因為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比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激勵創新。比如取消國有企業在部分行業不合理的壟斷權，扭轉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的國進民退的趨勢，讓民營企業平等競爭。比如發展保險市場，滿足企業和家庭對風險規避的需求。這些改革其實大家都知道是對中國的長期發展來說是有好處的，但是改革中遇到了很多阻力。

我認為現在中美貿易摩擦換個角度說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眾所周知，中國的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貸款方面的優惠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導致國企規模很大，民企融資艱難。這種金融資源的錯配很明顯地表現在Fortune 500的中國企業上。中國企業在Fortune 500上的數量已經是全球第二了，但是上榜的中國企業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

此外，這個排名是按照銷售額來排的；如果按照回報率來排，那麼中國的國有企業很多都排不上了。這就是說中國的國有企業規模很大，但效率不高，這是與中國金融體系的資源錯配息息相關的。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但是改革非常難。

外因有時也能促進改革。比如朱鎔基總理在1998年做國企改革也非常艱難，但他當時就認識到，中國想加入WTO就要做國企改革，這是遲早的事情，要麼自己主動做，要麼到時候不得不做，因為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在加入WTO以後只有倒閉一條路。

當然，今天的國有企業和1998年那時候已經不一樣了，但還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比如國有企業享有很多從經濟學原理來說不合理的壟斷權。國有企業應該涉及的行業應該限於涉及到國家安全，以及市場由於外部性，或信息不對稱等原因而失敗的行業。市場失敗與否應該是由經濟學家做研究以後來判斷的，而現在有些國有企業所在的行業並不具備這樣的要求。

我們不能忘記，中國40年改革成功最重要的秘訣就是兩個：一是深化市場的作用，二是對外開放。我們必須以中美貿易摩擦為契機,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必須繼續擴大對外開放。

《財經》：中國勞動力市場會否因為這次外部性影響受較大衝擊，抗壓性如何？

方漢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有很強的調整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比較接近自由市場的，因為企業在僱傭、解僱部分員工方面都比較自由，政府的干預比較少，可以說接近教科書上經典的競爭性勞動力市場。

雖然名義上有一些戶口的限制，但是實際上跨區域的勞動力流動還是比較順暢的，勞動力的工資信息也比較透明。別的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比中國多很多，它們監管的初衷也是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但是實際上也對企業用人、解僱人築起了很多壁壘，使得它們的勞動力市場不像中國的這麼靈活。

當然，我們也面對一些問題。比如說，最近部分城市推出了「清理外來人口」的政策。我認為這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壁壘。所謂「外來人口」，其實是願意來某些城市尋求工作機會的外地人員；他們自願地來到大城市做一些他們能做的工作，為什麼要清理？清理外來人口更像是政府官員的形象工程，而不是優化資源配置的需要。

另一方面，以自動化和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一輪的科學技術革命也會對今天勞動力市場產生影響。中國很幸運，在自動化大的浪潮出現之前有了大概40年的時間解決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就業。接下來機器人浪潮可能會對生產力低的人群就業產生衝擊。

應對方式有兩種：第一是對受到機器人浪潮影響的人進行新技能的培訓，政府必須從財政上來支持因為自動化而失業的人的再就業的費用。第二是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人的差異性很大，有些人在未來的勞動市場上會出現問題，政府就有必要保護這些人的生活水平。經濟發展歸根到底是為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因為社會總體財富會因為自動化而提高，政府就應該做好再分配。可以說，自動化也可以讓中國更接近社會主義的目標。

《財經》：勞動力市場彈性大是不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產生的附加值相對較低，調整的壁壘不高？

方漢明：實際上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出現都會對部分職業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比如，美國1990年人口普查數據里有大概25萬左右的打字員；在汽車業出現之前馬車夫和養馬人都是很大的行業。這些職業今天都沒有了。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也會帶來相似的衝擊。自動駕駛的出現，肯定對司機這個行業有大的衝擊。

我們一方面希望勞動力市場有彈性，技術較低的工人能有辦法先去其他的行業就業，但更希望這些新的技術革命能帶來新的工作機會。比如機器人會替代工人，但也會帶動很多附加行業，這些附加行業可以僱傭大量的人。

問題是，這些新的附加行業需要的技術含量和被替代的行業的技術是不一樣。儘管中國人吃苦耐勞，可以在某些情況下做他們並不很喜歡做的事情，從政策上說更重要的還是給他們提供新的技術培訓，引導他們轉移到那些新的行業。

比如美國有一種Trade Adjustment Subsidy（貿易調整補貼）。美國政府意識到國際化會對某些就業產生影響，因為企業在國際化中會進行外包。這些外包企業是要給美國勞動部交錢的，它們交的錢就被用來作為培訓因貿易而失業人口的培訓費，當然這些補貼顯然不夠高。我們可以採用類似的政策來幫助工人克服自動化浪潮可能帶來的就業衝擊。

目前社保水平的提高不會使人們失去勞動的激勵

《財經》：您主要研究社會保障，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什麼是最優的社會保障水平？

方漢明：如果社會保障水平太高，會產生社會保險的道德風險，人們會失去激勵；如果太低，那人們的生活水平會因為一些和他們本身沒有什麼關係的風險而受到很大的影響。在經濟學學術研究中，需要對兩者做權衡。這個最優水平需要做很多實證研究。

對於中國來說，社會保障水平目前是偏低的，還處於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的初級階段。絕大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再分配的功能：你收入低的話則社會保障會多分配一點給你，你收入高的話會少分配一點給你。在發達國家，用稅前收入計算的基尼指數會比用稅後收入計算的基尼指數高，因為稅收是累進位的，高收入人群交更多稅，低收入人群甚至會有補貼，這也就是社會保障體系、稅收體系能讓不公平指數降低的原因。但是學者們發現，中國是稅前收入的基尼指數還低於稅後收入的基尼指數。所以現在不僅社保水平偏低，而且這個體系的不平等情況值得關注。

中國社保體系還有一個問題是碎片化的區域性管理，也就是說不同省，甚至同一省下不同縣，都有自己的社會保障水平，而不是全國統一的。這一方面導致區域差異，特別是富裕和貧困地區之間的社保水平差別很大，另一方面也對人口、勞動力的流動產生了很大的壁壘。比如在上海工作交了醫保、養老保險的人，想去深圳工作，該怎麼辦？沒有全國統一的社保體系，就算這個人在深圳有了很好的工作機會，也可能會因為社保不方便隨人轉移而放棄深圳的工作機會，這就導致了勞動力市場配置的無效。

至於社保水平的提高會不會使得人們失去勞動的激勵，我的判斷是：目前的社保水平還沒有到達這個程度，這兩個權衡因素，即減小消費水平波動的風險和減小社保體制帶來的道德風險之中，還是應該偏向於前者。

《財經》：在醫保領域，分配不平衡的問題怎麼解決？

方漢明：中國的醫療資源，最優質的都聚集在一線城市。人口老齡化對衛生、養老、老年護理等產生很大的挑戰，尤其是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國在養老、老年護理這類行業上發展不夠健全。獨生子女很難在他們的父母老年時照顧他們，必須要通過市場來解決。

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是會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美國17％的GDP花在醫療，整個發達國家除了美國以外，平均是8％左右；接下來整個醫療行業會有很大的發展，應該在考慮如何配置新增的醫療資源的時候，避免把新增資源都增加在大城市。絕大多數人口住在二三線城市，他們也需要優質的醫療資源。

這就涉及到怎麼激勵醫護人員去這些二三線城市，而不是都留在一線城市。其實澳大利亞、美國也有這樣的問題，醫生不願意去小地方，因為大城市病人多、收入高。澳大利亞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醫生如果去小地方工作三年以上，那他讀醫學院的費用則由政府補償一部分。中國也可以考慮類似的措施，總之就是要考慮更加全面的布局，把醫療資源相對更均衡地分配在全國各地。

應該要讓退休後的上海老年人能放心地去更適合退休的城市，比如海南養老。這就要做到社保體系的全國統一，醫療資源合理的分布。如果上海老人退休後去了別的城市，那他們的房產資源就可以流通給新進入的年輕人，形成一個房產的生命周期。美國有很多著名的「退休區」，在佛羅里達、亞利桑那這些溫暖的地方。美國如何吸引老年人前往這些地方呢？就是通過醫療的市場行為來吸引他們。很多私立醫院知道老年人願意去佛羅里達這樣的地方，它們就會去那裡建設很好的醫院；但如果私人醫院不能接受公共保險的話，也會出現問題。在美國沒有公立私立醫院的區別，拿著政府保險的老人也是去私立醫院看病。

中國有一件事情做得不錯，就是給全民的最低醫療保障。雖然城鄉之間的差距還很大，但是正在慢慢完善。

《財經》：引導醫院構建更合理的布局，您認為政府來配置資源是合理的嗎？

方漢明：這涉及到一個協調問題。比如好的醫院一般和好的醫學院在一起，政府可以起一些引導作用，克服一些「協調失敗」。如果老年人知道海南有很多好的醫院，那他們願意去那裡生活；但醫院又必須知道有很多老年人會去那裡養老，才會願意去那裡建醫院。所以這就涉及到協調、時間的問題，是一個市場無效性的表現。政府就可以幫助市場解決這個協調性問題，起到一些引導作用，當然主體還是居民和私人醫院。

有的時候也可以通過公立醫院來起集聚作用，比如把公立醫院、和醫院相關的醫學院，建立在某個地方，通過集聚效應，吸引退休者和私立醫院去那裡。這些是政府應該做、可以做的事情。

政府還可以做的就是指導，通過指導來改變其他市場參與者的預期。比如央行有些貨幣政策就叫作「窗口指導」。如果政府表態說將來希望在某地建立一個養老基地，就能改變市場參與者的預期。私人醫院就覺得，雖然老年人現在還沒去，但是既然政府在做這個指導，將來老年人一定會去，那它就會去建醫院；老年人也會類似地來思考。

《財經》：這種指導需要政府公信力。

方漢明：首先中國政府的執行能力非常強。一方面是個好事，如果真的知道該做什麼，那麼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能做的中國政府也一定能做到。但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執行能力太強，可能會帶來「朝令夕改」的現象。政府不斷地改變自己的政策，讓市場沒法建立長期的預期。

中國政府的有些政策是很有公信力的，如五年規劃。這種深思熟慮的經濟規劃，不是輕易能改變的，修改也要到五年後的下一次會議才能發生。我們要改變的就是拍腦袋，缺乏深思熟慮的政策。

刺破房價泡沫需謹慎

《財經》：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房價？

方漢明：房價高肯定和供給需求都有關。在供給方面，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非常獨特的，土地都是政府所有的。在中國，國有土地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用於居住用的城市供應土地太少了。有人做過調查，中國的城市建設土地佔國土面積只有0.7％，這遠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當然，中國造的多數是高層公寓而發達國家造的更多的是別墅。

在美國，一般地區房價上不去是因為什麼？比如一個二線城市，在城市邊緣的土地原先是農田，一旦房價上去了，開發商就會去向這些農民把土地買下來。只要房價超過建造成本太多的話，城市邊緣就會迅速出現新的小區，自然對城市中心的房價產生調節作用。中國的土地供給不是這樣的。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土地規劃，不管城市的房價有多高，新增土地的供應都很少。

在需求方面，中國有兩個問題。一方面，中國老百姓可以用來投資的金融產品非常有限。在美國，投資一般是一個資產組合，年輕時可以多擁有一些高風險資產，年紀大了可以多擁有一些低風險產品。在中國，低風險產品大多是銀行存款，銀行存款利率很低，股票市場運營又不規範，老百姓不知道怎麼投資。於是剩下的就是房子了。

另一方面，由於供給的原因，大家覺得房子的價值很穩固，因為土地由政府控制，而政府又依賴土地財政，老百姓就認為只要地方政府還需要土地財政，地價、房價就不會跌，預期就形成了。1998年，中國引入房貸20年來，房價非常穩固，讓大家覺得他們的預期是合理的。

《財經》：您怎麼定義房價泡沫？

方漢明：現在中國的房價有沒有泡沫？我個人認為，如果中國最好大學的畢業生即便找了份很好的工作，還是覺得靠他們自己積累買不起房的話，那麼房地產市場就一定是有泡沫的。現在房價是讓很多受過高等教育、有良好工作的人買不起房，這說明房價和經濟發展水平是脫鉤的。這種脫鉤主要是在一線城市。

過去20年，中國居民平均收入增長很快，年均增長超過10％，但一線城市房價增長速度更快，超過了收入增長速度；二三線城市的收入增長和房價上漲實際上是基本吻合的。這主要的原因是一線城市在2005年以後，新增居民用房面積由於土地規劃而大量縮水。一線城市房價畸高也和不合理的公共資源配置有關。最優質的公共資源，大學、醫院、公共交通、最好的就業機會，都在最好的城市。這導致中國城市出現了「馬太效應」，越是有著好的公共設施的地方，發展越是快；後面的城市趕超的機會很小。

長期來說，中國要建立全面發展的和諧社會，不能就靠這麼幾個有限的大城市，而是需要每個角落都有幾個相近的城市。美國的各大城市就相對比較均衡，都有很好的大學、醫院，都是區域性中心；比如紐約市不是紐約州州府，賓州的首府是哈里斯堡，並不是它的第一、二大城市。城市之間的差異性比較大，比如紐約適合單身的工作者居住，而有些城市適合有小孩的家庭居住。

《財經》：怎麼消化這樣的泡沫？通過房產稅提高持房成本能行得通嗎？

方漢明：我認為一種比較合理的方法，是通過自然的通貨膨脹來消化泡沫。如果名義房價保持穩定，並保持正常的大約是2％－3％的通脹，過五六年慢慢就把泡沫消化掉了，這是最好的方式。

有幾個中國政府應該關心也正在努力的問題。

第一是給地方政府提供它們可以支配的稅種，比如房地產稅。徵收房地產稅是個很嚴肅的問題，要考慮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我認為，如果開徵房地產稅，那麼別的稅要降下來。新增稅種，不能提高老百姓的稅收負擔，增加某個稅，就要降低其他稅來平衡。稅收是一個總體工程。

第二，政策的實行必須要謹慎。房產稅使得持房成本上升，也會改變老百姓的「房價只能漲不能跌」的預期，讓他們意識到政府不一定需要通過賣地來解決地方政府的收入問題。居民不僅會因為持房成本提高而減少投機需求，也降低了他們對政府維持房價的預期。

政策如果太猛，可能會刺破泡沫。關於刺破泡沫，我認為在個人房貸方面，20％以內的房價下降不會對金融體系產生系統性風險，因為居民的貸款比例不高。怕的是企業方面，包括房地產開發商、生產類企業，它們的貸款比率很高，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為此，政府就必須要做一些「壓力測試」，銀行監管部門必須去銀行具體地調查，一旦房價降低比如20％，對企業、居民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在推出任何房地產市場的措施之前，一定要做這類工作，以便保證在開徵房地產稅後短期內不出現金融危機。

（本文首刊於2018年8月6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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