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合作，能否成為動搖局勢的新力量？

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合作，突出表現在1911年初各地掀起的愛國運動中。1911年1月初，英國派兵佔據我國雲南邊境要地片馬。同月28日，雲南咨議局通電指出，英國此舉「勢將北進，扼蜀、藏咽喉，窺長江流域，大局危甚」，呼籲各界共同抵制。2月7日，雲南咨議局集會，成立中國保界會。此際，英法合辦的隆興公司強索雲南七府礦產開採權，法國借口保護鐵路，而陳兵滇邊，沙俄借修訂《伊犁條約》之機，企圖攫取新疆、蒙古等地的多種權利。因此運動迅速發展為包括拒英、拒法、拒俄在內的具有多重內容的愛國運動。運動得到貴州、江蘇、福建、山西、江西等各省咨議局的響應。5月12日，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在北京開幕，以湖南咨議局議長譚延闓為主席，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為審查長，提議編練民兵，保衛邊疆。6月24日，聯合會通過有湖北咨議局副議長張國溶起草的《通告全國人民書》，全面抨擊「皇族內閣」。

皇族內閣

留日學界一向是近代中國反帝愛國運動的策源地。2月15日，留日學生1200人集會，同盟會員劉揆一等提議竭力設法警告內地及各省咨議局，拒絕俄國要求，同時，動員各省咨議局成立獨立機關，組織國民軍，以防外敵。27日，中國留學生總會致電上海《民立報》及全國21省咨議局，要求召開會議，組織國民軍，以救危亡。3月5日，留日學生成立中國國民會，推派代表分往21省活動。4月18日，代表陸續歸國，聯絡咨議局及商會等民間合法團體，展開活動。例如，浙江留日學生代表俞景朗等歸國後，首先訪問浙江咨議局議長沈鈞儒，動員他與同盟會會員陳佈雷、許炳堃、褚輔成等組織全浙國民尚武分會。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實現了革命黨和立憲派的聯合。

四川保路運動的領導者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都是立憲派，同盟會員龍鳴劍、朱之洪等積极參加了這一運動，他們「外以保路之名，內行革命之實」，將各地的保路同志會作為鬥爭平台，藉以發動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暗中鼓動革命。所以當「七一五」成都血案發生之後，保路同志會立即轉變為保路同志軍，遍及全川的人民大起義爆發。

陳布雷

保路運動紀念碑

革命黨是革命的倡導者，立憲派是地方開明士紳的代表。二者結合，就構成了足以左右形勢的力量。武昌起義，由作為革命黨人代表的士兵發動，由作為立憲派首領的湯化龍支持和襄助。嗣後，各省相繼獨立，在這一過程中，立憲派分子，如湖南的譚延闓，開明的地方官吏，如江蘇的程德全等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四川獨立後，成都社會秩序一度陷入混亂。自同盟會會員、原陸軍小學堂監督尹昌衡被推為四川軍政府都督，立憲派的羅綸被推為副都督後，成都局勢就趨於穩定。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託宣傳

（ 楊天石：《當代學人精品：楊天石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