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王陽明 貫道溪
從貫道溪上看白鹿洞書院
幽靜的廬山白鹿洞是我比較喜歡去的地方。不僅因為白鹿洞是天下書院之首，這裡的枕流潄石的景緻，狎鹿盟鷗的意蘊，垂綸釣澤的歸旨，足已令人生髮「予與點也之意」的遙想與遐思。500年前，王陽明也曾在貫道溪畔，獨對亭邊，與諸生體悟良知之學。
書院之富不僅在建築，還有大量歷史遺迹。包括王陽明的「大學古本」石刻在內，白鹿洞有眾多令人艷羨的摩崖石刻。在貫道溪畔，卻赫然刊刻著一處以「欽差鎮守江西御用監太監董公讓」的名義，給書院捐了十斤白銀用於幫助辦學的石刻。這筆捐款數量不多，也未必真正出自董讓的腰包，但足以讓人感到不悅。聖域賢關本是潔雅之地，卻讓一名太監廁身其中，刑餘之人也明白到這裡來附庸風雅，現在看來是自取其辱罷了。但在當時，皇帝身邊的人來這裡視察指導工作，對於地方來講卻是莫大的榮幸。
有一句話說，宋朝皇帝與文人共天下，明朝皇帝與太監共天下。
這句話的意思，明朝總共276年歷史（1368－1644）當中，一半左右的時間是太監把持或深刻影響著國家命運。在皇帝眼中，文人們擔任的大臣是在外朝任事的「外臣」，身邊自幼相隨的太監們在內廷行走，朝夕相處，則相對應稱為「內臣」——從這個稱呼上就知道，皇帝把自己治國理政所依靠的力量，已按內外親疏分得很清楚。從中央到地方，這些「內臣」們無處不在，左右著明朝政治的發展方向。不說別的，有一條制度就讓現代人震驚：在將近130－150年時間裡，各省的一把手，不是巡撫，不是監察御史或布政使，而是鎮守太監。
以江西為例，自從天順元年（1457）向江西派出第一任鎮守太監之後，到明末為止，除了中間經歷了全國統一行動短暫召回過各省鎮守太監之外，僅江西在180年間至少被迫接受過葉達、劉倜、鄧原、董讓、姚舉、王嵩、黎安、許滿、畢真、王寵、崔和、丘得、黎鑒、李道、潘相等15任鎮守太監（後幾任為隆慶、萬曆年間任職）。如果不是嘉靖版《江西通志》只記載到嘉靖年間的話，這份名單還要更長。在地方志中，鎮守太監的地位遠比巡撫要高，不但放在「命使」一節靠前的地位，也恭恭敬敬把他們的履新榮調時間開載詳細。雖然撫、按二院名義上代天子巡狩，但這些以御馬監、御用監太監身份空降到地方來的太監們，更能代表皇帝的意志和利益。在民權和君權發生衝突的時候，這些太監們堅決維護的是統治者的利益，所以在地方上，督撫與鎮守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的。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些鎮守太監或盤踞省會之關津，或駐守軍事堡壘之衝要，除了無事生非之外，別無多用。我們從江西鎮守太監或駐省會幹政，或駐景德鎮督陶擾民，或駐湖口稅關抽課就知道他們尋常所為何事。
名義上是領導捐款，真正出錢的是地方政府。
王陽明對此十分清楚。在自己與各種政治勢力的博弈當中，他與太監們的鬥爭充斥著整個政治生涯。本來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嚴厲禁止太監干政，以免重蹈東漢和唐末的覆轍，但他兒子朱棣卻是靠太監造的反，「靖難之役」太監們出力最多，以致他成為永樂皇帝以後，一刻也離不開太監政治。大臣與內臣相互牽制相互鬥爭，反而被皇帝認為是最好的制衡。這一政策沿習到明末，一直成為一大痼疾，雖然後世一些大臣們曾努力使當朝皇帝廢除過這一惡政，但最終的結果我們都看得到，就是太監們幫李自成打開了通往內廷城門，崇禎自殺。
劉瑾就是第一個讓王陽明吃大虧的大太監。這位權傾一時的閹黨領袖把一大批反對者下獄或發配，王陽明只是其中眾多的彈劾者之一。劉瑾對王陽明的迫害後來被王的弟子們誇大，以表現自己老師的堅毅果敢，其實當時劉瑾打擊的重點人物不是王陽明，三十齣頭的一個小小兵部主事入不了大太監的視線。王陽明也並非有意與劉死磕，只是當時的局勢使他不得不讓自覺站在反對者的立場，導致自己被杖下獄，遣戍龍場。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王陽明從龍場驛赦還，還得到了廬陵知縣的實職，時間發生在劉瑾被誅之前，這比大多數受害者平反的時間要早得多，說明他在劉瑾眼中的地位，並不如那些永不敘用的官員重要，達到懲罰的目的以後，這批「情節較輕」的官員任滿還可以照常遷轉。
曾經領受太監淫威的王陽明沒有表露出屈服的神色，何況與劉瑾的鬥爭中大臣們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儘管他像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從內心當中非常鄙薄這些閹豎，但他在行事方面會變得更加小心一些。
在新的一次與太監的衝突中，他仍然獲得了主動。
1417年他破平橫水、桶岡賊寨，獲得了在江西南部剿匪的重大勝利，受到皇帝高度的讚揚和表彰，卻引發了江西鎮守太監的嚴重不滿。前御馬監太監畢真向皇帝控訴說，按照鎮守太監的職掌，凡是地方上的軍事行動與民政事務，都要鎮守插手，如果不事先向太監請示彙報，則是對皇帝的藐視。對此畢真還援引先例：
先年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等處，一遇有警，會同鎮守太監黎安動調人馬。今都御史王守仁不行會同鎮守太監許滿，誠非舊規。
兵部看了畢真的報告感到十分棘手。如果完全依著畢真的來，無異於作繭自縛，還會貽誤軍機，但表面對太監不順著來還不行，所以兵部尚書王瓊考慮再三，拿出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意見：
本部行文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今後遇有江西、湖廣、廣東腹里地方盜賊嘯聚，應該會合剿除，或動調腹里府衛州縣軍兵錢糧，應與各該鎮巡官會議者。仍照原奉敕旨，計議而行。其南、贛地方一應軍機事務，遵照節次題奉，欽依事理，徑自區畫施行，不許推託，因而失誤軍機，罪有所歸。
在王瓊的意見中，我們看得出他耍了一個滑頭。王瓊首先認可江西鎮守太監的申訴，要求王陽明與畢真要加強溝通，緊密配合。但王瓊話鋒一轉，避重就輕地說，地方官一定要嚴格按聖旨上寫明的管轄權行事，不能越權，也不能避事，否則依法依規追究責任。實際上他的意思是，王陽明你當初拿走的聖旨上沒有向鎮守太監事先請示這一條，你按原計划行事就行。
最後，沒看明白的正德皇帝對兵部的意見表示認可：
是。今後南贛二府如有盜賊生髮，還著調兵撫剿，仍馳報江西鎮巡官，隨宜策應施行。其江西有別府賊情，南贛巡撫官亦要依期遣兵策應，俱毋得違誤。各寫敕與他。欽此。
王陽明不願意與歷任鎮守太監有什麼熱絡的聯繫，他從心底厭惡這些刑餘而多事之人。但他私下與王瓊一直保持著熱線溝通，他苦心經營、精心呵護著這條關係。幾乎每有重大行動，或者是內心獨白，都願意向這位前輩彙報或剖白。所謂「朝中有人好作官」，與兵部主官良好的情誼，保證了他在地方上軍事行動的順利展開，這是王陽明獲得眾多成功的前提之一，對這一點他自己也並不諱言。
如何面對鎮守太監對於地方事務的干涉，二王商量的結果，就是虛與委蛇應付他們，不讓他們插手實質工作，但在表面文章上要做足。所以南贛之捷，王陽明補充了許滿、黎真調度有方，指揮若定的功績。這樣一來，遠在南昌、不曾參與一兵一卒徵發的許滿，在離任後仍然獲得了「蔭他子侄一人」的待遇；而剛到江西履新不久就告黑狀的畢真，「賞銀三十兩」，以示優褒。這樣才暫且滿足了這些太監們的虛榮心，儘管內心肯定憤憤不平。
這位要與王陽明爭功的畢真本非善類。他在江西期間與寧王緊密勾結，為朱宸濠出謀劃策。如果不是寧王造反前碰上換屆調到浙江，寧王搞事情的時候畢真一定追隨左右。從另一方面看，鎮守太監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起事當晚，寧王把王府太監萬銳封為江西鎮守太監。他同時寫信給在杭州的畢真，要求他作為浙江的內應，事成之後，讓他做地方鎮守最為重要的南京守備太監——當年鄭和下西洋之前就是這個尊崇的職務。叛亂平定之後，畢真並未受到追究，因為他是皇帝的人；而一些跟寧王泛泛之交的地方紳士如熊蘭等人，卻受到事後的嚴厲追究和嚴肅查處，朝廷選擇性辦案，令人頭疼。
地方官員頭疼歸頭疼，但鎮守太監的地位沒法撼動。包括平定寧王之亂以後，王陽明給朝廷上的捷報，就因為沒有提到太監張忠等已趕到南昌的一批邀功人員，所以報告屢次被退回，他們還散布了很多不利於王陽明的謠言。王陽明的倔強，使自己屢次失去了與正德皇帝見面的機會，他與利益集團前後僵持了近一年的時間。最後王陽明不得不屈服，重新修改了文字，把功勞首先歸於威武大將軍朱壽，也就是那位正德皇帝，說是「遵奉大將軍鈞帖」，然後再把那批太監、都督張忠、朱暉、朱泰、江彬之流猛誇了一頓，接著再說自己是怎麼破敵擒王。想到這裡，我們才會明白他為什麼會藏到廬山開先寺寫下平叛真相，因為他擔心歷史會掩蓋了事實，而讓謊言大行其道。
今天，我們重讀正德十五年七月十七日王陽明《重上江西捷音疏》，這樣的文字遊戲讓我們讀來啞然失笑。但在當時，就必須這樣寫才是講政治的表現，哪怕是大家都揣著明白裝糊塗，還要認認真真地講假話、空話、套話，不要說是王陽明，整個明朝當時都是如此。
在那種專制的體制之下，預言只能用謠言來掩護，真相只能用謊言來包裝，明朝結局最後如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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