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電影值得看三遍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經濟觀察報觀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周澤雄。虎嗅網獲授權轉載。

《洛杉磯時報》報道過白宮放映廳的一項統計，美國總統最喜歡的好萊塢電影是《正午》（HighNoon）。美國總統大多看過這部電影，二戰英雄艾森豪威爾看過三遍，比爾·柯林頓看過十七遍。

《正午》是一部低成本西部片，攝於1952年，拍攝時間僅為28天

三次很正常，十七遍較為費解。何況，那只是白宮的放映次數，柯林頓入住白宮八年，在白宮之外，他還有大把時間重溫影片。

《正午》是一部低成本西部片，攝於1952年，拍攝時間僅為28天，主演加里·庫珀憑此片摘得奧斯卡影帝。劇情簡單緊湊，只看一遍也不容易忘：小鎮執法官威爾·凱恩五年前抓獲的殺人兇犯弗蘭克·米勒，因陪審團的寬容而逃脫絞架，他出獄後糾集三個幫手，乘坐當天12點抵達的火車前來報仇。巧的是，這天恰逢威爾新婚，又是他卸任公職的日子。

由於米勒的仇家只是威爾（判他入獄的法官聞訊開溜了），朋友和其他鎮民都勸威爾帶著新娘遠走高飛。照他們的說法，只要威爾不在，鎮上就不會流血；而且，依影片提供的信息，他這麼做無可厚非，算不上臨陣脫逃。但是，新任執法官次日才能接任，小鎮將出現24小時的權力真空期，威爾的使命感被喚醒了，他走到中途又執意返回，打算找幾個幫手，迎接四個惡棍的挑戰。

沒想到，除了一個孩子，沒有一個人願意幫助他，新娘一氣之下打算乘那班火車離他而去。影片的結局不難猜：儘管飽受磨難，好漢總能站到最後，威爾最終擊斃了四個惡棍，在悠揚惆悵的歌曲聲中，與妻子駕著馬車遠去——格蕾絲·凱利扮演的美麗新娘最後一刻回到丈夫身邊，助了丈夫一臂之力。

影片結構頗有創意，故事實際發生的時間與影片的實際放映時間同步：一個多小時。伴隨著那根從11點逐漸移向12點的掛鐘指針，決鬥時刻的終極懸念，以一種悲壯的宿命感，嘀嗒嘀嗒地罩上觀眾心頭。當然，這點創意不足以讓人觀摩三遍以上。

因為除了情節簡單，片中槍戰場面也稀鬆平常，編導甚至放棄了美式西部片的常規噱頭，加里·庫珀從未撥動手槍轉輪一次擊斃數人，也不像別的西部好漢那樣熱衷於鬥嘴，與對手比拼拔槍速度。他的舉止神態像一位忍受一切、負重前行的獨行客。加里·庫珀總是抿緊嘴角，在烈日下孤寂地擦著汗水，從未展示胸有成竹的氣概，驚恐之色倒偶有展露。

總之，他迎接挑戰不是身負絕世武勇，而是肩負正義使命。對於槍戰片愛好者，《正午》的娛樂性偏低，加里·庫珀與老牌影星約翰·韋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扮演的西部槍手，不像是同類。所以，《正午》也被稱為「反西部片」。

不過，稍稍回想一下，我還是為個別美國總統的觀影偏好找到了理由——這理由不算難找。

看多了好萊塢電影，會發現一個不成文的禁忌，它不允許否定作為群體的美國人，尤其是白人群體。誠然，觀眾總能在電影里看到惡棍壞蛋，越是政界上層人物，成為惡人的幾率更高，哪怕總統，在電影里也不時淪為通姦犯或殺人犯。

電影《絕對權力》（AbsolutePower）里，影帝吉恩·哈克曼扮演的總統還同時犯下了通姦與謀殺的雙重罪。但是，作為群體的美國人，亦即作為民族或公民意義上的美國人，幾乎不會受到譴責，這與那些熱衷於用藝術手段審視國民性的國家，態度正好相反。

美國電影里的美國民眾，可能一時軟弱，一時缺乏英雄的勇氣和能力，但只需滿足一個條件——某位英雄發出了號召——他們潛在的勇氣和正義就會被喚醒和激發，並匯聚成排除萬難的正義能量。依照美國的立國原則，美國人必須被視為「大寫的人民」，即使事實未必如此，他們也應該被表現得永遠正確。「人民不會犯錯」既是一種信仰，也是政客務必嫻熟運用的一個固定措辭。

電影《絕對權力》里，影帝吉恩·哈克曼扮演的總統還同時犯下了通姦與謀殺的雙重罪

《正午》突破了這項禁忌。

在電影里，人間正義的代表威爾·凱恩無比孤獨。那些按說應該給予他有力支持的人（幾乎都是白人），被刻畫得虛偽、冷漠和膽怯，他們眼睜睜看著主人公孤身犯險。他們清楚正午時分將發生什麼，他們認定威爾難逃一死，卻悠閑地當著看客：男人們躲在酒館裡喝酒打架，扯著風涼話；更多的人躲進教堂，用莊重的神情吟唱著與當前氣氛正相違背的宗教勵志歌曲。他們背棄了眼前的正義，放下了刀劍，卻齊聲高唱：

他可怕的快劍已發出致命的光芒，

哈里路亞，他的真理在前進！

影片的結尾非常犀利，俯視鏡頭下空蕩蕩的街道，閃爍著灼熱的白光，除了三個以命相搏者——威爾夫婦和大惡棍弗蘭克·米勒——沒有其他生命跡象。當最後一下槍聲響過，看客確認大街恢復安全，當務之急已由先前的街頭危機改為爭睹頭條新聞，他們像出欄的羊群一哄而出，圍著屍體，對著威爾吱吱喳喳地表達為時已晚的欽佩和崇敬。威爾心意已冷，他神情漠然地扯下胸口那枚代表政府執法權的星形胸徽，輕蔑地扔在地上，再次坐上馬車，與妻子遠赴他鄉。

影片的寓意很明顯：他不會回來了，他鄙視這些人。為了拯救民眾，匡扶正義，威爾獨自赴湯蹈火，結果，他只是拯救了一群不配得到拯救的人，一群粗糙的利己主義者。最終，與其說威爾在拯救民眾，不如說是在告慰自己孤寂無助的英雄心靈。幸好還有愛情，憂傷的主題曲響起：

不要拋棄我，哦，我的愛人。

記得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都市警匪片《骯髒的哈里》（DirtyHarry）結尾處，也氣咻咻地扔過一回警徽，明顯在向《正午》致敬，但寓意不及《正午》凌厲。干盡臟活累活的警探哈里只是鄙視舊金山的官僚系統，執法官威爾·凱恩則是對包括民眾在內的社會整體表達棄絕之情：危難時刻拒絕伸出援手的除了民眾，還有法官和自己警署的部下，其中一個人還卑鄙地偷襲了他。

我想，世上肯定有一小部分人——如美國總統——對威爾的態度抱有強烈認同，當他們設想的改革方案遭到阻撓，當他們因某件自以為情有可原的醜聞受到輿論廣泛追究，身為資深政客，他們無權公開表達失望和憤懣，不得不把到嘴的垃圾話咽回肚裡。他們還能做什麼呢？

去白宮放映廳再看一遍《正午》吧。既然本意只是安撫身心，影片敘事的簡單反而成為優點，便於他在鬆弛大腦的同時，一次又一次地安頓自己。垂頭喪氣之際，他只要把自己投射到加里·庫珀身上，把反對者的影像疊加到小鎮民眾身上，就可以讓看電影變成按摩，繼而滿血復活。

一位擁有總統地位的人，最大的痛苦莫過於不被人民理解。這種痛苦雖然有時更像是身心膨脹的大人物特有的幻覺，但站在他的角度，一部《正午》的確可以讓他緩解焦慮。所以，他看多少遍都可以。

二

每個人都有自己偏愛的《正午》，我們偏愛電影的理由各不相同。

電影《鐵娘子》（TheIronLady）里，梅麗爾·斯特麗普扮演的晚年撒切爾夫人，在例行體檢時對醫生抱怨道：「現在的人已經不再思考，他們只是在感覺。」我想，假如把退休首相的見解挪到電影上，更加準確。

人們面對銀幕總是感覺先行，思考滯後。我們還未開動大腦，就得先承受視覺轟炸。所謂思考，一般需要你把電影再看一遍乃至多遍，才有可能。大多數電影不配看兩遍，而任何一部還算優秀的電影，只看一遍則幾乎是一種罪過。

試以《刺殺肯尼迪》（JFK）為例。這部電影我看過三遍，每次觀感都有所不同，那也是「思考」和「感覺」的正常波動。

《刺殺肯尼迪》我看過三遍，每次觀感都有所不同

《刺殺肯尼迪》是具有知識分子情懷的好萊塢導演奧利弗·斯通自編自導的名作，攝於1991年。影片以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達拉斯遇刺為背景，講述新奧爾良地方檢察官吉姆·加里森從司法角度追查刺殺內幕的故事。加里森的扮演者是素以銀幕形象「正點」著稱的影星凱文·科斯特納，影片長度達到206分鐘。

第一遍我大概是在DVD碟片上看的，畫質一般，電視機只有29英寸。導演安排了多條平行情節線，再加色調昏暗，我看得懵懵懂懂，諸多關鍵情節沒能準確理解。套用木心先生所謂大多數人只能算「行過」、不能算「活過」的句式，這電影我也只能說「見過」，不敢說「看過」。

若干年後重看，情節已忘掉大半，只是個別細節還能喚回些許記憶。好在，這次我大概看明白了。我還記住了檢察官加里森閃耀著公民光輝的銀幕形象，他是一位純粹的司法英雄，僅有的缺點只是過於堅定和頑強——幾乎與《正午》里的加里·庫珀一致。當妻子責怪他關心已故總統超過自己家庭時，他答道：「我努力工作只是為了讓孩子今後不要生活在一個只有在歷史書中才能見到正義的國家，就像恐龍或亞特蘭蒂斯那樣。」

他固執得不近人情，為避免員工內鬥，他寧可得罪最忠誠的部下，也要保護一名看上去缺乏忠誠度且拂袖而去的下屬。在老部下表示無法與那個打退堂鼓的傢伙共事時，加里森以看上去不無殘忍的表情質問道：「這是給我的最後通牒嗎？我接受你的辭呈。」

當另一名部下提醒他留意安全，他強硬地指責對方軟弱，缺乏戰士氣概，儘管，部下提示的危險正迫在眉睫，加里森下一刻即在公共衛生間里遭遇險情。當官方調查機構查出他們動用了8000美元公共資金且無法說明資金用途時，他召集下屬商議，聲明誰現在退出，自己不會給他穿小鞋，還會幫助他調離崗位。見同僚無一退出，他隨即表示：會從自己的私人保險里拿出6000美元繼續調查，還會通過演講和訪談來募集後續調查資金。

電影中的檢察官沒有絲毫人品瑕疵（依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審美風習及公民健康意識，加里森那隻從不離嘴的大號煙斗，肯定只能理解為男子漢風度），他英勇無畏，向一件雖然關聯著國家正義、卻未必關聯著他的職責範圍的工作，發起戰風車式的挑戰。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各州有獨立的司法體系，肯尼迪遇刺地點在德克薩斯州，加里森只是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地區的地方檢察官，從法律人最為看重的司法管轄權角度說，這事與他的職責不具有明確關係，真要追查總統遇刺，聯邦檢察官才是更適宜的人選。當然，官方認定的刺客奧斯瓦爾多曾在新奧爾良活動過，個別商人也與新奧爾良有關，但他們同樣也在其他地方頻繁出沒。

總之，凱文·科斯特納完美展示了一位令人熱血澎湃的公民英雄，編導讓他說出的台詞，每每令觀眾嘖嘖讚歎。面對記者關於「即使你的證據里包含一部分事實，你是否意識到你已經損害了國家的信譽」的質疑，加里森昂然答道：「如果政府向人民撒謊，這個政府值得我們保護嗎？如果你不能相信別人，也不能說實話，這個國家就變成了一個危險的國家。」

接著，他又引用了美國人最熟悉的傑斐遜名言「就算天塌下來，我也要實踐正義」，導演設計這句台詞時，特地讓檢察官正好走到台階的高處，再輔以一個轉身回眸的姿勢，使其形象更加孤獨高大。加里森還引用了《瓦爾登湖》作者亨利·梭羅的名言：「愛國者要時刻準備為保衛國家，而不惜抵抗政府。」

雖然我大致看懂了電影，但觀影姿態仍是一名單純的「感受」者，在心跳超頻之際，我的大腦低速運行，思考方向只是配合自己的感受，為心跳尋求依據。

待到看第三遍時，我才有所喘息，視線不再為追蹤多頭並進的情節線而奔忙。

我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情感反射器了，我抱著審視態度，留意那些之前被忽略的情節和細節。藉助現代網路視頻技術，我還能用視頻進度條重看關鍵段落。當唐納德·薩瑟蘭扮演的神秘人物「X先生」——一名退休的前五角大樓高官——向加里森大談政府和軍方的陰謀，當加里森為了給一個商人定罪而將肯尼迪遇刺定性為一場由軍方主導的政變，進而勇氣十足地將包括美國現任總統林登·約翰遜、FBI現任局長埃德加·胡佛在內的政界高層暗示為政變共犯，我意外地沒有受到震撼，我甚至覺得片中那位記者的批評值得重視，他說：「加里森的大腦分成兩半，一半用以虛構事實，另一半用以把虛構證明為事實。」

加里森檢察官雖然具有無懈可擊的公民品質，但在衡量公民品質的核心要素即理性能力上，似還有欠缺。為了追蹤真相，他置證人明顯的生命風險於不顧，致使喬·佩西扮演的關鍵證人神秘死亡。

他的妻子問他：「萬一你是錯的呢？」他答道：「我從沒這麼想過。」無論對於檢察官、知識分子還是普通公民，這都是一種不必要的堅定，尤其當你明知眼前充斥著海量迷霧，明知大量檔案只能在遙遠的2038年才能披露。

事實上，早有知情人士指出，《刺殺肯尼迪》「一丁點兒真相都沒有，只是一攤大雜燴，充滿捏造的事實和疑神疑鬼的幻想，缺乏好的新聞報道最基本的原則」。

然而，我如此思考，是否又背離了電影欣賞的方向？畢竟，知識分子電影不等於知識分子著作，電影也從來不是傳播事實或真相的可靠媒介，我不應假定導演對此缺乏認知。也許，正如影片的結尾語「獻給追求真理的年輕人」所示，導演的本意只是通過真實人物加里森檢察官的形象，在銀幕上擺下一場巫師法會，藉以呼喚一種他認為美國人已經失去的公民精神。

精神在真相之上，真相不過是導演展示精神的調味劑，即使該導演是拍過《斯諾登》且正打算拍攝《關塔那摩監獄》的奧利弗·斯通，一名擅長通過銀幕對美國政府進行尖銳質疑的好萊塢大師。

三

當然，如果我對影片再看一到兩遍，認識又會有所刷新。就我的庸常資質，只看兩遍是不夠的。

我們不應忘記，人類遠在攝影攝像技術發明之前，就產生了「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認識。當這種認識在影像時代得到傳承並凝固為一種生理信念，結果只有一個，我們的眼睛正是最易受騙的器官。電影就是藉助視覺欺騙來達成審美效果的偉大藝術。

每一部好電影都值得多看幾遍，便於觀眾在怡然受騙之餘，還能琢磨點別的。思考與感受的共振，會使觀影體驗達到最佳。但到底看多少遍為宜，顯然沒有答案。

義大利文豪翁貝托·埃科曾挖苦那些把《泰坦尼克號》看上三十遍的姑娘，斷言他們由於「永遠不可能擁有莎朗·斯通般的外貌，而只可能擁有溫斯萊特的身材」，才頻繁出入影院，「因為她們可以實現三十次類似的夢想」。

每一部好電影都值得多看幾遍，便於觀眾在怡然受騙之餘，還能琢磨點別的

我為柯林頓迷戀《正午》找到的解釋，也是這個套路，但柯林頓是強勢人物，承受諷刺是他的義務，而埃科所指的「麥當勞女孩」，不應受此奚落。何況，在某些學者看來，看三十遍並不為過。

美國著名影評家羅傑·伊伯特在《偉大的電影》一書中聲稱，書中提到的一百部電影，他大多看過十多遍，「其中有四十七部我曾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研究過」。這態度讓我肅然起敬，因為我做不到。我承認好電影值得多看幾遍，但我同時認為，超過一定次數，你的獲益值會下降。

一部看過幾十遍的電影，會讓你在認知上啟動親情模式，在該模式下，我們甚至會為明顯的缺陷辯護，誰批評它，感覺上就像親人受到了攻擊。一個令人無比親切和熟悉的銀幕形象，會自發生成一隻免於批評的保護罩。我可以想像，假如有人在柯林頓面前批評《正午》，他有很大可能把批評者視為冒犯者。

既然時間是一種公平的定量資源，我們每個人就必須計劃著使用。對我來說，把五部電影分別看上三遍，肯定優於把一部電影看上十五遍。當然，這麼說的前提，是我以普通觀眾自居，我不想假裝對電影中的技術成分具有專業興趣，我只想守住普通觀眾的本分。但是，一名確實對70毫米、35毫米、16毫米、超8毫米還是8毫米膠片的差異極度敏感的專業觀眾，別說三十遍，看一百遍也不為過。有個極端的例子，一位西班牙導演聲稱，「《苦雨戀春風》我已經看了上千遍，仍然迫不及待想再看一遍。」對此我無能評價，何況我沒看過那部電影。

在文學世界，認為偉大作品值得反覆閱讀，早已正確得像一種濫調了。看電影也是如此，如果能勻出時間，就該把好電影看上三遍。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經濟觀察報觀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周澤雄。虎嗅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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