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國人三鞠躬的美國人，毛主席寫文道別，遺言死也要埋在中國

原標題：讓中國人三鞠躬的美國人，毛主席寫文道別，遺言死也要埋在中國

2008年11月17日，杭州西子湖畔，伴隨著低沉的樂聲，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的骨灰被輕輕安葬在杭州安賢園。墓碑上這樣刻寫：「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看來，經過時間的過濾，作為「燕大之父」的司徒雷登已經能被國人所接受。歷史正在一步步地恢復真相，司徒雷登在毛澤東作《別了，司徒雷登》外的故事，那段被遮蔽的傳奇也正在一點點地浮出水面。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下城區，父母均為美國在華傳教士。1908年，他繼承父母的傳教事業，到南京金陵神學院任教；兩年後，就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

1918年，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匯文大學和協和大學合併為燕京大學，決定選聘一位與兩校都沒有關係的人擔任新校長。此時，司徒雷登已是美國教會公認的深切了解中國、才華出眾的人物，再加上他在南京神學院執教多年，成績卓著，自然成為新校長的最佳人選。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學是個爛攤子，規模很小，只有學生94人，教員大多也不具備在大學任教的資格，而且經費嚴重不足。他開始著手改善，同時也策劃著另起爐灶。司徒雷登四處募集建校資金，拜訪了當時中國政界和經濟界的眾多名流，如段祺瑞、張作霖、孫傳芳等。有一次，他去找孫傳芳募捐，孫傳芳不知底細，只給了他100元，後來得知司徒雷登不是普通之人，又趕緊派人送去了兩萬元。

除了在中國募捐外，他還回到美國籌款。美國鋁業大王霍爾去世後，有一筆遺產用作教育基金。得知這個情況後，司徒雷登通過關係獲得了一大筆經費。此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車大王福特兄弟等都是司徒雷登籌建燕京大學的「金主」。從1922年起，他15年內往返美國10次募捐籌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萬美元，這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有了經費後，他決定給學校另選新址。他和同事尋遍北京四郊，找到清華園西邊的一塊地，並找到了這塊地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結果，陳樹藩僅以六萬大洋的價格就把這塊地讓了出來，而且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作為獎學金。

司徒雷登一面拚命籌款，一面在新校址指揮營建，同時還要為擴建後的學校招兵買馬，忙得不可開交。不過，辛勞終有回報，1929年燕京大學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這座校園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對此，他曾自豪地說：「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讚燕京大學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它有助於加深學生對這個學校及其國際主義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學是教會學校，司徒雷登本人也是一名傳教士，但他清醒地認識到，若嚴格遵循教會的辦學思想，不顧中國人的意願，學校將無法生存。因此，司徒雷登聘請教師提倡「兼容並舉」，不問宗教信仰，只看學問高低，對有名望、有真才實學的人都高薪聘用，且中外教師同工同酬。一時之間，燕京大學雲集了當時的一大批名師，其中就有陳寅恪、錢穆、馮友蘭、鄭振鐸、冰心、斯諾等人。

作為「燕大之父」，司徒雷登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影響著燕京大學的師生。新人入燕大，首先受到的就是司徒雷登的禮遇，他努力與每個人建立起密切的「個人關係」：「你添一個孩子，害了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去一個親人，第一封信、短箋是他寄的，第一盆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的微笑、第一句真誠的慰語，都是從他那裡來的。」燕大校友回憶，每一個新學年開始，司徒雷登都會在他居住的臨湖軒小院以茶點招待新生，每次招待會開始以前，他都會站在松牆外迎接學生，並同每一個到會的學生握手。

燕京大學的事業蒸蒸日上，司徒雷登付出的心血得到了豐厚的回報。1936年6月，燕京大學的師生為司徒雷登舉行盛大的祝壽活動，全國許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參與其中。在燕園的慶祝會上，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贈送了錦旗，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中國大使分別代表中外來賓向司徒雷登致祝辭。燕京大學的勤雜人員甚至還敲鑼打鼓地送給他一塊匾，上面寫著「有教無類」。

6月24日晚上，燕京大學舉辦盛大的文藝演出。開幕前學生向司徒雷登贈送象徵「壯心不已」的精美刺繡，全場觀眾起立向他行三鞠躬禮。這一切，司徒雷登在多年後回憶時仍然激動不已。可以說，這次壽慶活動是他事業走上巔峰的一個標誌。

司徒雷登對學生的愛國運動也持寬容態度。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不少傳教士主張對教會學校的學生加以制裁，但是司徒雷登則對學生表示同情。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司徒雷登在學生舉行的反日愛國大會上慷慨陳詞，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同年12月，他還親自帶領學生上街遊行，和學生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佔領北平。日方經常找借口挑釁，逮捕燕京大學師生。司徒雷登常常出面斡旋，奔走於美國領事館和日本駐軍司令部之間。但他並不感到疲勞，反而十分欣慰，因為學生們已在身體力行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北平淪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國，徵得美國託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淪陷也要繼續辦學。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大學裡的學生一時不能轉移到後方，又不願就學於敵偽政權控制的學校，燕京大學就成了他們理想的選擇。為防止日機轟炸，司徒雷登策略性地強調燕京大學是美國的，並懸掛起美國國旗。他還聘請了一位會說日語的燕大校友為校長秘書，與日方周旋，包括保釋被捕的燕大學生。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日美開戰。燕京大學隨即被日軍封鎖，司徒雷登也被關進了看守所。1945年日本投降，司徒雷登獲得自由。出獄後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著手重建被日寇蹂躪得慘不忍睹的校園。燕京大學在中國存在了33年（1952年院系調整時併入北京大學），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質量的人才。

除辦學之外，司徒雷登還與中國的政界要員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張作霖、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都是他的朋友。1927年，司徒雷登認識了蔣介石，並贏得了蔣的信任。其時，國民黨即將完成全國形式上的統一，蔣介石的地位和聲望如日中天。司徒雷登能跟中國的一號人物有密切的關係，顯然不是一件壞事。可是，這種親密關係也是促使他後來成為「內戰大使」的原因。當「內戰大使」的經歷，讓司徒雷登以悲劇的方式離開了中國，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回到美國後，司徒雷登依然關注著中國，心系著燕京大學。晚年的他，癱瘓在床13載，卻沒有積蓄，請不起護工，是他的中國助手傅涇波將他接到家中，當父親一樣侍奉。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去世，享年86歲。臨終之前，他留下了兩個遺願：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他的一隻明代彩繪花瓶送還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離世46年之後，司徒雷登的骨灰重返中國，雖然沒有葬在燕京大學，而是葬在了他的出生地杭州，但好在回到了中國，也算是對他在天之靈的一種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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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連根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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