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敬日本訪書，唐人手寫卷子古琴譜《碣石調幽蘭》出於此行

書畫 08-13

韋編三絕

玄門琴韻

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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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誇張地講，幾乎所有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中，都不能不提到一個名字—楊守敬，以及他成就的一樁大事業—日本訪書。

楊守敬(1839一1915)，字惺吾，晚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今枝城市)人。在他70餘年的人生歷程中，儘管生活常常窘迫，求仕也屢遭不第但這並未影響他對學問的孜孜以求。楊守敬研究學問，涉及非常廣泛，從他流傳於世的80多種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歷史地理學、版本目錄學、金石學、校勘輯佚學、經學、小學等學科上都有不凡的建樹。他還擅長書法，尤精行草，對書法理論也提出過獨到見解。因而深得海內外學術界的景仰。

楊守敬一生最輝煌的時期是他在日本充當清朝公使隨員的四年(1880一1884)間。在這短短的四年中，他做成了兩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把日本書法引上了近代化的道路。這一成就使得他在日本書壇受到超乎常人的尊崇，被奉為「近代日本書道之祖」，還稱他是「日本書道的大恩人」。二就是在日本訪書，搜求到大量中土罕見的珍本漢籍。這件事不僅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時對中國近代古文獻學史也曾產生過重要影響。

楊守敬赴日，是應老友、當時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請而去的。初到之時，由於正、副使之間的矛盾，他的隨員名分一直未定，半年多後才以「英語通譯」的身分受事，實際上是一個只拿棒祿沒有事乾的閑散職務。閑暇之下，楊守敬乃日日遊逛於東京的書肆之間，他驚喜地發現，書店中有成捆成捆的漢文古籍賤價待售而無人問津。翻覽之下，使他更加驚詫不已的是，其中不少書是中土稀見甚至是久已失傳的珍本秘籍。看到這一切，他不亞找到了一座寶庫，於是傾其囊中所有，購求不已，不到一年，就已得書三萬餘卷，到他回國的前一年(1883年)，據他自己說，已在日本搜書幾十萬卷，其中秘本就有幾萬卷，宋版書達到560冊。

楊守敬之所以能在日本有如此巨大的收穫，主要是因為他趕上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並且很好地把握住了它。當時的日本正值明治維新之後，整個社會掀起了一場崇尚西學、蔑棄舊學的風潮，藏於各處的漢文古籍因被視為無用而紛紛散出，棄之猶如敝履，這其中有些是在日本流傳千年的珍貴版本或抄本。

回首往昔，漢籍東傳日本，歷史是非常久遠的。早在隋唐時期，日本的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等就從中國帶回去大量的典籍。編纂於日本寬平年間(889-898)的(日本國見在目錄》共著錄書籍1579部，達16790卷之多，大致反映出這一時期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概況。以後直至近代之前，漢籍東傳始終是中日文化交往的主流。而日藏漢籍回輸中土，雖也可追溯到十世紀後期，但大規模地返回祖國還是在清末民初之際。其中，楊守敬的訪書無疑是最有名一次。

楊守敬在日本的訪書，儘管時機恰好，但也並非一帆風順，正如他自己所說是「苦心搜羅」，其中的酸甜苦辣在他後來出版的著作《日本訪書志》中多有記載。如他藏書中的南宋刊本《尚書註疏》20卷，在國內早已失傳。楊守敬到日本後，多方搜訪，始知此書藏於大阪某人家，於是託人去買，往返多次，因對方索價過高而未成。此事楊守敬一直縈繞於懷，待他回國之時，道出神戶，遂親自去大阪物色之，但那人仍居奇不肯出售。楊守敬想，此書是海內孤本，交臂失之，必成遺憾，於是乃傾囊購之。然而楊守敬畢竟是一介寒士，資財有限。他在日本的訪書，除了購人外，還用隨身攜帶的漢魏六朝碑帖及古錢、古印等與日人交換;而藏於日本官軍秘閣之罕見珍本，求購交換不得，則千方百計地借出影抄或攝影，真算得上是彈精竭慮，不遺餘力。這裡我們不妨摘錄一段楊守敬與日本藏書家森立之的筆談(用筆寫在紙上談話)，從中可窺見一斑：

楊：公珍本皆不肯沽，是以我深嘆息。若肯沽，我之大幸也。

森：君以吾所愛書懇求，其心志卓然，竊迎其德。然吾亦同好事，故不許出門。各不得已之至，遂如此爾。

楊：公不讓我，他日我不能豪奪，我將巧偷，公其善防之(見森立之《清客筆話》)。

言語在不失幽默之中，透出一股志在必得的決心，讀後令人感佩不已。正是憑著對祖國文化遺產的這種摯愛之情，楊守敬不辭勞苦，傾力收書，雖囊真索然而不少悔。

對於搜訪到的古籍，楊守敬也並不是藏於高閣，秘不示人，而是積極刊布流傳。從他到日後的第二年起，在繼任公使黎庶昌的支持下，就請來日本著名刻工，將26種國內失傳或罕見的珍版漢籍照原樣翻刻出來，匯成《古逸叢書》一書。在督印該書的過程中，他表示出極端認真嚴謹的治學精神，白天與刻工一起磋磨雕版善惡，夜晚則獨自燈下校書，撰寫校勘札記，幾乎通宵達旦，其博學刻苦的學者風範令日本各界深為敬服。有一段楊守敬在日本的佚事至今還廣為流傳：當年在刻(古逸叢書》板片時，日本刻工對自己要求極嚴，他們往往先選出一位技藝最好的人刻出樣板，其他人則照此摹仿刻之，幾可亂真後，才使其動工。儘管如此，畢竟仍有高下之分。而楊守敬的眼力也著實厲害他可以直接拿起工人所刻，不用印刷樣本，即以白板分出好壞。有一天，楊守敬來到刻書店，看見18位刻工齊刷刷的坐成一排。店主人對他說：「我國工人皆苦先生眼力之精，不能一毫假借。今此18人中有一領袖，先生試以10板閱之，誰為領袖所刻?如不誤，則真我國所未有矣。」楊守敬尋繹再四，拈一板說：「此當是領袖所刻。」一時間，眾人起立，掌聲如雷。第二天，日本報紙報道此事，皆詫為異人。而《古逸叢書》的初印本，由於選用日本美濃紙印刷，潔白如玉，墨如點漆，看上去令人賞心悅目。因而傳回中土，也得到眾多讚揚，幾於宋塹元刊等視。其書在文獻版本學上的價值，更為士林所推重。

楊守敬在日本大規模地收書、刻書，同時也震動和喚醒了日本學術界的有識之士，他們開始認識到盲目地追求西化，毀棄漢學文獻是非常不理智的行為。於是乃不惜重價，紛紛爭購舊籍，一時間書價騰貴，得一明本已屬不易。對此，楊守敬不但未感到不快，反而十分欣慰。他認為，以自己一人對漢籍的熱愛，使日本學人重新看到了漢學古籍的價值，不致再有摧燒之舉，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好事。由此，我們不難感覺到一位愛國知識分子對祖國文化的之心。

光緒十年(1884)五月，楊守敬差滿回國，所獲書籍亦悉數舶載而歸，並先後於黃州和武昌築

「鄰蘇園」、「觀海堂」儲之。這些寶藏後來一直伴隨楊守敬，並在他晚年的學術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他完成了諸如《日本訪書志》、《留真譜》、《水經註疏》、《水經注圖》、《歷代輿地全圖》等數十種著作，受到當時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著名學者羅振玉就曾稱讚楊守敬的地理學與段玉裁、王念孫的小學和李善蘭的算學是清朝三絕學。

1915，楊守敬在北京逝世。1918一1919年間，他的大部分藏書由其後人賣給當時的民國政府。其中珍本多被劃歸故宮博物院，餘下版本撥給松坡圖書館。抗日戰爭爆發前，出於安全考慮，故宮文物南遷，觀海堂藏書也在其中，後被運到台灣，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松坡圖書館藏書，解放後則歸入北京圖書館。至此，傾注了楊守敬大量心血的觀海堂藏書，在海峽兩岸都得到了妥善保管，這無疑是楊守敬和我們這些後人都希望看到的。

我國在唐朝之前的樂譜都是直接用文字記載的文字譜，後來晚唐時的曹柔發明了減字譜，樂譜記載才得以簡化。《碣石調·幽蘭》是漢族古琴名曲，是現存最早的古琴曲，也是今天唯一所見的減字譜發明以前用文字譜的記寫方式保存下來的琴曲，相傳為孔子所作。

《碣石調·幽蘭》古琴曲譜現存最早傳本藏於日本。清末學者楊守敬於1880—1884年在日本訪求古書時發現此譜的寶素堂抄本，後由當時駐日公使黎庶昌摹刻後收入他所輯印的《古逸叢書》中，於光緒十年（1884）出版行世。

現《琴曲集成》所收錄的《碣石調·幽蘭》，是據日本京都西賀茂神光院所藏唐人手寫卷子譜原件照片影印的。唐人手寫卷子譜《碣石調·幽蘭》實際上是「古逸本」的母本，是此譜現存最早傳本。全譜共有漢字4954字，通過詳細的文字記述琴曲的演奏手法，如左右手的指法、弦序、徽位等來記錄琴曲。從譜前小序可知，現存《碣石調·幽蘭》是南朝梁會稽人丘明（493—590)臨終前傳給宜都人王叔明，當是六朝舊曲。丘明是梁末的隱士，隱於九嶷山，隋開皇十年（590)，于丹陽縣卒，時年97歲。他精於琴，於《幽蘭》一曲尤其精絕，並「以其聲微而志遠，而不堪授人」。從此譜書寫的字跡和指法來看，疑是在唐代初年轉寫的，楊守敬在《經籍訪古志》中指出寶素堂之影寫本「書法遒勁，字字飛動，審是李唐人真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