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武要殺杜甫？謠言起於何時？
本文節選自《安史之亂與盛唐詩人》系列。
廣德二年（764年）正月，安史之亂平定之後的第二年，三十九歲的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由京兆尹兼吏部侍郎改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消息傳到梓州，正在躊躇著準備東適吳楚的杜甫喜出望外，當即取消了東遊的計劃，立即重返成都草堂。
其時正值暮春，成都郊外春光爛漫，杜甫心情很是高興，寫了不少描繪景色的佳句。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他寫詩給嚴武：「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歡喜之情，溢於言表。
嚴武也不負期望，派人前來草堂詢問生活所需，並邀請杜甫入幕為官。杜甫這次沒有再拒絕，答應入幕。嚴武表奏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工部員外郎屬尚書省，品階為從六品上，是杜甫一生做過的最大的官了。後人常稱杜甫為「杜工部」，便是源於此。所謂「檢校」，是唐代地方軍政長官向朝廷上表推或請求朝廷授予的一種特殊官銜,與散官、勛官、爵號一樣,都是一種虛銜，主要用來明確俸祿多少、區別俸祿待遇。
然而幕府的生活並不很愉快，入秋之後，杜甫寫過好幾首詩來抒發自己的苦悶。其中以《宿府》一首寫得較好：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這首詩描繪一個清秋的夜晚，杜甫獨自住宿在江邊城裡的幕府中。蠟燭燃燒漸殘，井邊梧桐陰森，暗夜中的畫角聲格外悲涼，天空月色姣好可是無人同看。戰火連綿不斷，家鄉音信斷絕，關塞蕭條，想要回家也十分困難。自安史亂起，我已忍受了十年的痛苦，如今只能勉強當個幕僚，像鳥兒一樣暫時棲息在一根樹枝上。
在另一首《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中，杜甫說明確說自己「束縛酬知己，...未敢息微躬。」意思說在幕府中很是拘束，任何細微屑小的禮節都要謹慎遵守。這也不能怪嚴武簡慢，公門畢竟不是私室，有很多其他同輩在側，上下尊卑的秩序還是要有的。
而杜甫與嚴武的親密關係，又容易引起其他同僚的嫉妒。他寫過一首《莫相疑行》，發泄了自己憋了一肚子的惡氣。他先是回憶了自己當年在長安獻三大賦打動皇帝，後在集賢院試寫文章時眾學士觀者如堵的輝煌經歷，然後勸告幕府年輕的同僚們不要「當面輸心背面笑。」，因為我從來都是「不爭好惡」的，你們不要嫉妒和懷疑。
除了年輕同僚的猜忌，杜甫與嚴武的關係似乎也並非毫無嫌隙。《舊唐書?杜甫傳》有這麼一段記載：杜甫性情褊躁，沒有器度，恃恩放恣。曾經憑醉登武之榻，瞪視嚴武：「嚴挺之乃有此兒！」嚴武性格雖然急暴，不以為忤。杜甫與田畯野老相狎盪，無拘檢。嚴武來草堂看他，他有時連帽子都不戴，很不禮貌。
但是到了歐陽修編撰的《新唐書》里，杜甫與嚴武的關係就惡劣了許多。《新唐書》記載杜甫見嚴武時不束頭巾之外，也記載了杜甫醉酒登榻，瞪視嚴武，並增加了嚴武要殺杜甫的情節。說杜甫登榻瞪視嚴武，嚴武表面看起來不生氣，但內心卻很嫌惡他。有一次，嚴武準備把杜甫和梓州刺史章彝一起殺掉，府中官吏都已齊集在門口等候了，嚴武的頭冠卻被帘子勾住，解開欲走，又被勾住，如是三次。左右人趕緊趁機跑去告訴嚴武的母親，其母趕來相救，杜甫才免得一死，獨殺了章彝。
這個冠勾於簾的故事太過戲劇化，聽起來很不可信，很可能是歐陽修相信了小說《雲溪友議?嚴黃門》里的記載。《雲溪友議》是一本唐人寫的筆記小說，主要記載開元以後的異聞野史，語多荒謬，不足為信。其記載嚴武與杜甫的故事說：杜甫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嚴武怒視杜甫良久，說：「杜審言的孫子，你要捋虎鬚嗎？」在座賓客都大笑，勸說二人不要生氣。嚴武說：「我與大家不過是飲酒取樂，何至於要提及祖父先輩呢！」作者還說房琯也因為小事被嚴武誤會，因為害怕嚴武加害而憂慮成疾。嚴武的母親恐怕嚴武殺害杜甫，遂以小舟送杜甫下峽。作者感嘆嚴武的母親可謂賢良，而杜甫和房琯幾乎不免於虎口。又說李白所做《蜀道難》，其實就是憂慮杜甫和房琯在蜀的艱難處境。
另外，在成書更早的《唐國史補》中也記載了杜甫曾登嚴武几案，但嚴武終愛其才，並未加害。
可見，《新唐書》記載嚴武欲加害杜甫一事多半不可信，但杜甫醉登嚴武坐榻則很可能確有其事。南宋的洪邁在《容齋續筆》中論及此事，認為杜甫集中寫給嚴武的詩將近三十篇，每每飽含深情，「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明末的王嗣奭在讀杜甫《九日奉寄嚴大夫》及嚴武《巴嶺答杜二見憶》兩首詩之後也評論道：「讀此二詩，見二公交情之厚，形骸不隔，故知欲殺之誣也。」
雖然沒有要殺死杜甫的仇怨，但嚴武脾氣急暴卻是實情。《舊唐書》記載，嚴武性本狂盪，行事多直出胸臆，即便是慈母之言也不顧忌。梓州刺史章彝因為小小過錯被嚴武招來杖殺。他在蜀多年，恣行猛政。蜀中雖然物產豐饒，但嚴武奢靡無度，肆意揮霍，動輒賞至百萬。花費既多，征斂亦繁，百姓深受其害，財貨為之枯竭。
但嚴武統兵打仗卻是個好手，剛到成都，便積極備戰，準備收復西山失地。杜甫作為幕府參謀，也寫過《東西兩川說》，向嚴武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觀點基本是中肯的。廣德二年（764年）九月，嚴武大破吐蕃七萬餘眾，拔當狗城。十月，又攻取鹽川城。吐蕃由是忌憚嚴武，再不敢輕易犯境。
在如此任性、驕奢、急暴的府主手下工作，杜甫的拘束是很容易想像的。他在府中工作了大半年，於秋冬之際告假回到草堂住了一段。新年伊始，從長安來的使者帶來一個噩耗，時任刑部侍郎的高適在正月間病逝了，時年六十二歲。
杜甫悲痛不已，當即寫詩悼念。還沒等他平復心緒，嚴武又因病於四月份去世了，年僅四十歲。
這一年是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在短短几個月內，杜甫接連失去了兩位好朋友，而且是對他幫助最大的兩位朋友。在他十年的顛沛流離中，正是高適和嚴武的慷慨相助，使得杜甫能夠在西南的偏僻角落裡過上了難得的幾年安定日子。高適回朝後，杜甫的生活全仰仗嚴武照顧。如今嚴武一死，杜甫自然就失去了依靠。他只好收拾行囊，再次踏上了流浪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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