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獨立，對一個女人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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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讀 | 靜瀾
昨天，我們讀到了董竹君在日本的求學以及回國後在夏家的生活。日子一天天過去，兩人之間也有了摩擦，兩人會這樣將就過下去嗎？接下來，我們將以第一人稱視角開始今天的閱讀。
1
封建大家庭的煎熬
過了幾個月後，家人和三親六眷都在背後說我知書達理、賢惠能幹。
一天晚上，丈夫很高興地對我講：「你曉得嗎？娘和大哥很喜歡你，娘說要我和你重新拜堂，她來主持。」
當時，我聽了很不愉快，心想已經在上海正式結婚了，孩子都生了，還要重新結婚，哪有這種事情？有錢有勢人家，把別人的婚姻當兒戲，由他們隨便擺布。可是如此風俗，我能說什麼？
▲董竹君與夏之時
這段時期，風雲變幻。
1918年秋末，夏之時率軍西上成都。大哥要我們夫婦帶領這些小輩一起到成都，美其名曰可以受到我們的良好撫養。想到脫離這作威作福、欺人壓人的封建舊家庭，我也就答應了。
這時，我很快樂，因為脫離了使人厭惡的封建老家，從此可以好好地重新組織幸福美滿的新家庭，達成當初結婚的願望。
然而到了成都，時局動蕩，丈夫被解除軍職，在成都賦閑，他有些心灰意懶，丈夫曾對我說：「這次從日本回川，深深體會到沒有兵權，沒有錢，就沒有人來擁護你，什麼事都做不成。」
聽他這麼一番牢騷話後，我感覺他已經不像剛回國時那樣有朝氣和幹勁了，這些說明了他的思想在往下坡轉變，我很擔心。
丈夫被解除了軍職，決定寓居成都，開始重視家庭生活，買下東勝街大院，重新布置裝飾。
我心想：有這樣舒適華麗的住宅，今後真的可過些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好好治理家務、教育子女，不會再像封建家庭氣氛濃厚的老家那樣不自由了。
丈夫賦閑在家後創辦過錦江公學，但不久就停辦了。他喜歡賭錢，經常裝滿一提包鈔票帶出去，輸得精光回來，輸了錢脾氣愈來愈壞，經常無理取鬧。
丈夫每年過生日，在家裡算是一件大事了。
他喜歡熱鬧，要請客，要唱幾天戲，這就忙壞了我。
如果這年的客人沒有去年的多，到了晚上他就要冷言冷語責備我，都是由於我招待不周才會這樣。真想問他，我是妻子還是牛馬？但我還是嘆口氣忍住了。
▲董竹君
我們到成都的第二年，女兒國瓊出痧疹，病情極其危險。
那時，我把家務完全推開，晝夜看護女兒國瓊，丈夫對此很不高興，認為我不應該為了一個女孩出痧疹而對其他事情全都不加過問。
除了這些生活上的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我們倆的分歧也愈來愈深。
1922年，丈夫要調整家庭經濟收入，將東勝街大院轉手賣了，又購買了一些店鋪和和田地出租。家人生活費用，就是依靠這些田租和房租過活。
家人搬回了將軍街居住，女兒國璋、兒子大明出生於此。
1922年春末夏初，我突然月經斷絕，卧床不起，親友們都認為是干血癆，在當時屬於難醫之症。多虧尹昌衡的母親來給我診斷，說：「什麼干血癆，懷孕了。
連生兩胎，又過度勞累，胎氣不足，服安胎藥，調理調理。」按照老太太的方法，女兒國璋出世了，我的命也得救了，丈夫全然沒有一句安慰的話。
女兒國璋三四歲的時候，生了重病，六歲的女兒國瑛玩耍不慎也受傷了，倆孩子同時病危。
丈夫不但不走近孩子身邊，盡些為父者的關心、愛護的責任，反而不高興，我受氣不少，真是「不堪回首憶當年」！
1926年，兒子大明出生，丈夫知道生了個兒子異常高興，但在我住院期間一次也沒來過。
滿月期間，他和家人都非常高興，我卻暗嘆：窮人連飯都吃不飽，生了男孩我當然也高興，但剛滿月的孩子大做喜事，我不願這樣花費。
在這個問題上，我倆的看法也有些分歧。我們又爭吵了一場。
2
漸行漸遠
1919年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革命的新思潮湧入了四川這閉塞的內地省份。我對五四運動後舊禮教遭到衝擊，新思想漸入人心感到異常興奮。
這時起，我把孩子們的穿著全部改為西式，漸漸引起人們議論：「夏家是洋派。」
由於年少時候貧困生活的印象太深，所以我十分同情勞苦人民。又受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新教育影響，再加上五四運動後，我常在書刊上看到和聽到女權、女子職業等問題，很是興奮。
自己也深深地體會到生活在這種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裡，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女人總是沒有真正地位的，如果經濟不獨立，就談不上什麼「女權」。
所以想辦一個女子織襪廠和黃包車公司，我若能辦好這兩件事，為婦女、為窮苦人做點事，還可以賺錢為家庭經濟打開一條出路，在舊家庭里起到示範作用；顯示一下婦女同樣有賺錢的本事，和男子一樣可以獨立創辦企業。
丈夫一聽可以賺錢，居然答應了。
這時，大約1923年至1924年，他仍舊抽他的鴉片煙，打他的牌，我就謝絕一切無聊的應酬，開始在正屋後面，開辦了「富祥女子織襪廠」。
我當時認為婦女只要有了職業，在經濟上能夠獨立，就能男女平等了。
約在1926年，我創辦飛鷹黃包車公司，由我的父母協助經營。這兩個公司和家庭生活，我都事無巨細，常常自己動手示範，大家生活得頗有朝氣，有條有理。
丈夫還在進行政治活動，企圖東山再起，我實在忍不住了，再次勸他看清時代變化，不要再懵里懵懂了，家庭問題也勸他整頓下，剷除惡習和頹廢現象，生活儉樸一些，但丈夫絲毫聽不進去。
1928年秋，張武烈的次女張鍾惠帶了在女子中學任教的文老太太來看我。
文老太太一進客廳就深深鞠了一躬。原來文老太太的兒子文興哲因參加鬧學潮，被監禁起來了。
我聽完非常難過，他們憂國憂民，不顧生死為國效勞，挺身而出，多麼可歌可泣！
向育仁、藍靜之等經常來我家，總是大嫂長大嫂短地稱呼我，同時丈夫正巧南下，我可以跟他們說情試試，所以一口答應了文老太太的請求。
文興哲經我保出後，怕他住在外面不安全，索性請他們住在我們家裡。
在他與我們住的一年多時間，他經常和我談論共產主義，使我對共產主義有了更多的認識。
1929年春，是川局最紊亂的時候，百業蕭條，人心惶惶。同時我也感覺自己和丈夫漸行漸遠，他守舊，拒絕一切革新，我們根本不可能在同一條路上。
我對他的感情愈來愈淡薄，還有什麼值得戀念的呢？但我還是希望他不再固執己見，到底夫妻這麼多年，兒女成行。
於是我結束黃包車公司、織襪廠，把所有的資金暫時購置了田地，把全部財產交給六弟夏有文暫時保管處理，我僅拿了一百元及一張三百元的支票而已。
1929年春，我與雙親、子女、文興哲等啟程去上海。
當時未帶兒子大明同行，暗想：去上海住一段時間就要回來的，和兒子不過是暫時的分開，這次去上海一定要和丈夫繼續商談家事，若仍然談不通，破裂了，離婚也該回四川正式解決。屆時，我一定將子女帶走。
殊不知到滬後和丈夫談判果然決裂，當時的情況我覺察到：如再回四川必遭謀害，在其勢力範圍休想脫身，在無可奈何之際，只好含淚忍痛，暫時放棄兒子大明！
當時，離開成都家庭時，整個成都社會為之嘩然，議論紛紛。
▲董竹君全家福
到了上海，丈夫對女兒國瓊的虐待，對我的家暴。這一切都讓我堅定了再不回頭的決心。
即便他軟硬兼施，多次談話，但最終理智還是戰勝了感情，我堅持分居五年，他在眾位朋友面前也同意了。
他允諾每年給四個孩子生活費和學費一共一千六百元，但這些款項，我從未收到分文。
1934年秋，五年分居期滿，夏之時來上海，這次他對我比較客氣，談了幾天，終於去了律師事務所。
離婚我唯一的條件就是孩子：「講好按月給孩子的生活費，就要按時給，不要再像以前一樣分文不給；我若有個意外，請他培養兒女們大學畢業，此外沒有別的條件。」
丈夫聽到後，突然走過來和我握手下淚說：「竹君，今天才知道你的人格，你所提出的要求，完全可以辦到。」當時，我思想上與他已經完全決裂，他的眼淚絲毫沒有觸動我。
結語
今天，我們讀到了董竹君在封建大家庭中的艱難生活，也看到了她不斷的學習與思想上的進步。與夏之時離婚了，這讓她感到自由，得到自由的董竹君又會譜寫出怎樣的樂章呢？讓我們期待明天的閱讀吧！
今日話題
不愛，我就瀟洒離開，不要你的錢財，唯一牽掛不下的只是我的孩子。董竹君離婚的條件，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母親對孩子深深的愛。哪些瞬間讓你覺得母愛如海呢？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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