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衝突會引發戰爭嗎？有個關鍵的預測指標
赫希曼(20世紀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在1977年出版的《激情與利益》(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書中追溯了人類關於自身邪噁心理的歷史思考，也探尋了資本主義理念誕生的源頭。
赫希曼的回溯使我們意識到：
人類「獲得像真我一樣」的理念通常都是受個人熱情驅動的，但是這些熱情通常也會導致衝突的發生。
人類無法從這些熱情中徹底抽身，因為這些情感是人性的一部分。實際上，這些熱情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我們的世界史很大程度上都是戰爭和暴動交錯出現的歷史。
但是正如赫希曼指出的那樣，自17世紀開始，人們逐步意識到：減少不受控制的熱情所帶來的災害的最好方式，莫過於創造一種社會環境，一種讓人們有興趣不追隨自己盲目的熱情辦事的環境。
當代社會經濟由於具有十分複雜的商業利益供人追逐，也就成為抑制人們過度熱情的一種模式。
赫希曼在追溯這個思維模式來源的過程中發現，弗朗西斯·培根、托馬斯·霍布斯、尼科洛·馬基雅維里、孟德斯鳩和詹姆士·斯圖爾特等思想家都為之做出了貢獻。
他將資本主義理念的產生解讀為軍事光榮理念的逐步衰退，也就是用軍事勝利證明公開表達憤怒情緒是合理的那種思維，逐步從民眾的思想中消失，同時全世界人民都意識到人性是不完美的，也懂得了必須對人性的熱情加以控制才能預防戰爭的爆發。
由於人性天生不完美，所以人們想到了要建設一種社會結構提供「抵消性熱情」，也就是說在新的社會結構下，人們有「切實的興趣」向著本能熱情相反的方向努力。
切實的興趣通常指的是金融利益，也就是對地產、股票、債券以及長期僱傭合同的所有權。
一些學術文章曾試圖驗證人們之間的經濟關係能夠幫助預防戰爭的爆發。
政治學家布魯斯·拉西特和約翰·奧尼爾在他們合著的《三角和平論》( Triangulating Peace)一書中分析了1886-1992年全世界戰爭的相關數據。
他們的結論是，對任何一對國家而言，只要分析三個主要變數就能得知它們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一是經濟關聯度
二是民主傳統
三是參與國際組織的程度
三個變數能夠幫助人們預防戰爭,當變數值達到最佳理想值時，戰爭爆發的概率減少71%。
拉西特和奧尼爾發現，這三個變數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關聯度。當然，他們還是無法簡單地解釋何種程度的關聯度才能孕育和平。
國際性經濟活動能夠增進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用政治學家布魯斯·克羅林的話來說就是塑造出一種「跨國身份」，用政治學家本尼迪克·安德森的話來說就是創造了一種「幻想的社區」。
但是這種關係也有可能是虛假的，或許關係較好的國家之間，從一開始就比較願意開展雙向貿易。
拉西特和奧尼爾通過對經濟關聯度的解讀提出，這種關聯的效果就是為赫希曼那種思維模式提供支持，他們以貿易流量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測算這種關聯度。
經濟交易使國家之間樂於維持和平關係。
雖然我們也可以對經濟關聯度做出其他類型的解釋，但就現在的語境來說，這種關聯度使衝突的成本增多，和平的利益也相應增加。
孟德斯鳩在幾個世紀前就說過，「移動型財富」可以預防戰爭爆發，因為任何軍事行動都將給一個國家造成突然且強烈的傷害。
假設國家之間能夠自由地相互投資，而且已經這麼做了，再假設各國可以自由選擇何時收回投資，那麼在此機制下，資本的所有者就會用自己的力量阻止戰爭的爆發。
大部分以戰爭為對象的學術研究都和拉西特與奧尼爾所做的研究一樣，以貿易流動測算經濟關聯度。
但是由埃里克·加茲克、李泉(音)和查爾斯·博默共同進行的一項硏究發現，金融關聯度，也就是資本流動，比拉西特和奧尼爾提出的任何一個因素都能更好地預測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他們用1951-1985年全球採集的數據證明了，外國直接投資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與任何國家之間軍事化衝突的發生有映射關係：比例越高，衝突的概率越低，即便在考慮了拉西特和奧尼爾提出的各種變數之後也是一樣。
金融關聯度能夠預防戰爭的爆發,是因為大家都認為戰爭可能給資本流動帶來風險，但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金融關聯度使人們有另外一個舞台能宣洩自己的進犯本性；
在這個相對文明的舞台上，每個參與者都可以釋放自己的進攻性衝動，同時他們也可以認真地選擇自己願意承擔的風險程度，這一切都不受專橫的軍事領袖的影響。
前面舉過勞倫茲說到的和平鴿的例子，
註： 鴿子通常被人們視為和平的象徵，但是如果刻意把兩隻鴿子關在同一個籠子里，並且使它們無法相互避開，那麼二者中較強壯的一隻會把另一隻折磨致死，過程中沒有絲毫控制力可言。
而給商人們創造一個大型的多元化競爭環境就像是把他們關在同一個籠子里爭鬥，但是由於這個籠子非常大，所以他們的衝突情緒還有一定周轉的餘地。
《金融與好的社會》
作 者：希勒 (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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