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兩廣總督在臨終奏摺里說真話

原標題：1884年，兩廣總督在臨終奏摺里說真話

文 | 諶旭彬 文章來源短史記，版權原作者所有。

1885年6月，清廷與法國在天津簽訂和約，終結了中法戰爭。

和約中，清廷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亦承諾對外開放西南邊疆。後世論及此事，有「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之語。

此戰期間，有三件事情頗值一提。

慈禧借國戰操弄個人權斗1884年4月，中法衝突正當激烈之際，左庶子盛昱上書朝廷，責備張佩綸、李鴻藻等舉薦將領不當，導致前線部隊敗績。奏摺同時還涉及軍機大臣奕訢等人。

盛昱說：

「越南戰事錯失良機，議者都說責任在於雲南巡撫唐炯和廣西巡撫徐延旭……奴才以為，唐炯、徐延旭坐誤事機，其罪當然無可寬恕，但是，樞要之臣蒙蔽推諉之罪，比唐炯、徐延旭之流還要嚴重……外間眾口一詞，說唐、徐二人是侍講學士張佩綸所推薦，協辦大學士李鴻藻所力保……恭親王等人久在中樞，並非沒有知人之明……居然也俯仰徘徊，坐觀成敗……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責備，何以對祖宗，何以答天下?」（為便於閱讀，筆者對原文略作了處理）

盛昱希望朝廷明降諭旨，訓斥軍機大臣及張佩綸等人，責成他們戴罪立功。也希望朝廷藉此，將主戰立場宣示天下，造就一種舉國合力、抗擊法國的形勢：

「中外大小臣工，敢有言及棄地賠款者，即屬亂臣，立置重典，不以小勝而喜，不以迭挫而憂。」

圖：愛新覺羅·盛昱

其實，朝廷徘徊於和、戰之間，恰是慈禧玩弄兩面手法的結果。在恭親王奕訢被推上處理中法衝突的前台之後，慈禧對和戰問題並不表態，一方面屢以諭旨安撫致力於「維持和局」的李鴻章，另一方面又放任朝中清流彈劾包括李鴻章在內的「主和派」。這種手法，直接導致恭親王和軍機處，在中法衝突問題上和戰不定，難有作為。

盛昱的奏摺，是慈禧等待已久的「刀子」。

數天之後，太后發布上諭，以「謬執成見」、「因循日甚」的罪名，對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徹底大換血。禮親王世鐸，取代了恭親王奕訢，執掌軍機處，原軍機處成員無一留用。世鐸素以貪財好貨及無能著稱，軍機處實際上落到了慈禧的親信醇親王奕譞手中。

此即著名的「甲申易樞事件」。事情超出了盛昱的預料，也非他所願見。作為補救，他又與一班官員再次上奏，要求朝廷收回諭旨——「樞機重任，責成宜專，請收回成命」。

可想而知，沒有回應。

靠著玩弄「和戰不定」，慈禧實現了「甲申易樞」，罷免了恭親王，取得了個人權利鬥爭的勝利，但中法戰爭的局勢，也在這「和戰不定」中愈趨惡化了。

圖：中法戰爭期間，黑旗軍的堡壘

慈禧嫻於內部權斗，但在治國理政方面相當低能。此點，由「甲申易樞」後，她召見將領史念祖時的對話中，略可管窺：

慈禧：你帶隊打仗都在些什麼地方?

史念祖：安徽、山東、湖北、河南。

慈禧：現在法人欺侮中國太甚，說話的人也多，也有說非戰不可的;也有說和的好的。中國受欺不是一年，您想這回五條都是步步退人，其勢萬不能忍。論中國與洋人呢，自然是和好的好。但是，中國總要能戰，而和才是真和，要是樣樣依他，越求和越不得了。即以這回五條而論，如果自此以後，永遠不起波瀾，中國讓洋人也不是一年了。

史念祖：太后無非俯念兩國蒼生，不忍開釁，聖心苦衷，天下共見，就是再添五條，臣愚以為太后也未必不勉如所請，怕的是五條才答應，不上半年，又出題目，將來想戰不能戰了。

慈禧：可不是，可不是。(上意甚喜)。如果能保永遠無奪，皇天上鑒，誰願意開這個大釁?然而，頗有說中國現在力弱，斷斷不可戰的。

史念祖：論現在器械，誠然有不如他的地方。臣以為二十年講求機器，不為不久，買炮買船，花錢不為不多，到如今還不能一戰，到底等到何年?

慈禧：就是這個沒有日期，永遠沒有有把握的時候，真不成事。(少停)你在營裡帶隊多年，打的是粵匪，是捻匪，還是回匪?

史念祖：粵匪、捻匪都打過，後來各省肅清，蒙太后天恩，(忘卻磕頭)簡放甘肅安肅道，也打過回匪。

慈禧：究竟打洋人可是與粵匪一樣?他們頗說全然不同。這一回北寧竟弄成不戰而逃，可恨已極。

史念祖：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後，並沒有見誰與洋人真大打過。說不同的，大約也是懸揣。臣總以為，無論打什麼仗，將要有謀，兵要有勇，都是同的。」

慈禧：是呀。」

史念祖：至於不戰而逃，實在是統帥不知兵，並不是洋人狠。

慈禧：你說的是。他們都說洋人上岸，不如我們；海里，我們不如他。

史念祖：海里也不是人不如他，是船不如他。他在海里，能全仗住船好，炮好，上岸全要憑人，他先失其所長了。(少停)

慈禧：現在都換了知兵督撫，也不知事情如何?

史念祖：太后請放心，知兵的督撫雖沒有十分把握，此後總可有勝負，無潰逃。中國久不與洋人開仗，漫漫的把風氣開了，連兵勇漸漸也就不怕他了。

慈禧：可不是，所以萬不能再往下獲弄了。」(按:獲弄，即糊弄，北京方言，意謂矇混。)

史念祖：這一回太后天威震怒（指甲申易樞），固然出於不得己，也是看著一年難辦一年。臣嘗同朋友論到人才難得。粵匪平定二十多年了，當日帶兵四、五十歲的，現在都沒有了。

慈禧：當日二三十歲當兵的，現在都四五十歲了。

史念祖：太后聖明，想人到四五十歲，除非做統領大將，自然是老成的好，其餘連營哨官，也要壯年耐勞！此刻再猶疑，將來何堪設想?

慈禧：你見得很是。你知道歷年總理衙門，如文祥他們，專講獲弄，凡遇洋人麻纏，怕我生氣，都瞞住我，頗有多少下不去的事，我幾乎不與聞。(少停)現在弄到如此。(又少停)大沽海口你見過么?這是最要緊的。」

史念祖：太后聖心萬安，大沽天險，自同治末年線沙一天長一天。李鴻章受國厚恩，以重兵防一處，似乎不至再叫太后受驚。

二人的交談時間較長。由談話內容可以看出兩點：

（1）慈禧對清軍與洋人作戰一事，可謂毫無概念。雖然想從史念祖處得到些有用的信息，但所有提問俱止於皮毛，未能觸及任何實質性問題，這顯然是慈禧認知極有限所致。

（2）史念祖唯唯諾諾，一味揣摩迎合慈禧的話鋒，並無意向慈禧提供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情報。

醇親王的「夷怕民，民怕官」在中法衝突期間，奕譞始終主戰。

這也是他一貫的「政治立場」。

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中，奕譞曾對奕訢、曾國藩等人的處理方式（殺人抵命），表達過極度的不滿。他以辭職為挾，憤然向慈禧遞送過這樣一道密折：

「欲復深仇，全賴各省民心，大吏籌措，而其權實操之於內。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義憤，天下皆引領以望，乃諸臣不趁勢推之於民以喝夷，但殺民以謝夷。且以恐震驚宮闕一語，以阻眾志……不但一時全局蕩然，自後亦難望轉機矣。」

略言之，奕譞覺得，當時不該與洋人達成和解，而應趁勢號召天下百姓，群起與洋人對抗。

圖：醇親王奕譞

以殺中國百姓為洋人抵命的方式了解天津教案，自然是有問題的。曾國藩事後也承認，這是自己犯下的一樁嚴重錯誤。但奕譞主張由政府引導民憤，來向洋人復仇，卻有著引爆一場「義和團事件」的危險。

奕譞認為「由政府引導民憤，來向洋人復仇」這種策略可行，與他對清廷治下民眾的認知有關。

奕譞說：

「
夷怕民，民怕官，官怕總，總怕夷。此外間自來俗論。此關打破，百事可成。我之不振，在乎悠忽於平日，倉卒於臨時，而以俯就為妙策，以發憤為盲談，廿載駒光，因循浪擲，實為可惜。」

大意是：洋人怕惹惱清廷治下的百姓；百姓怕惹惱清廷的地方官；地方官怕惹惱軍隊頭目；軍隊頭目怕惹惱洋人。既然百姓怕官、洋人怕百姓，當然應該由政府去煽動百姓反洋人。那麼，具體該怎麼做呢？奕譞也談到了：

「（假如）舍炮台而講清野，舍船費(此指鐵甲)而練民團，彼以整，我以散，頭頭設伏，處處邀截，彼之火藥有盡，我之刀矛無窮，加以炸器驚其馬，水軍搶其船，進無所獲，退無所歸，似乎一兩仗後，彼氣自餒矣。」

堅壁清野、全民發動、節節設伏、以刀茅對抗火器……這種作戰方式，若干年後的「義和團風波」中，也曾被清廷拿出來討論，並寄予了厚望。

結果，當然是毫無結果。

據翁同龢日記記載，奕譞的這一備戰方案，得到了慈禧的認可。

不思講求軍事的近代化，迷信於驅民眾為炮灰，希望將洋人淹沒在「民團的汪洋大海」之中。這樁一百多年前的往事，如今讀來，仍是令人寒心不已。

圖：2017年上映的電影《龍之戰》，歌頌「鎮南關大捷」

張樹聲的臨終遺折中法戰爭（1883~1885）不夠體面的落幕，給一眾期望中興的朝野知識分子們留下了無限遺憾。包括「鎮南關大捷」在內的幾場戰爭末期的勝利，加重了他們的失落感（儘管此類「大捷」難以複製）。

朝野開始出現一些有別於以往的批評和反思。

在野知識分子無法接觸到戰爭的核心決策內幕，在只能將「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這種結局，籠統歸咎於清廷的腐敗。若干年後，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寫道：

「乙酉中法戰敗之年，（我）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此說或有誇張。不過，乙酉年（1885），孫中山已經20歲，正是血氣方剛之時。

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顯然比20歲的孫中山看得更加清楚——如果不是朝廷「戰和不定」，這場戰爭本不至於打成如此慘局。而朝廷之所以「戰和不定」，又不過是最高決策層的兩三人之間忙於個人權斗，不惜以國家戰爭為工具籌碼。

兩廣總督張樹聲和他的淮軍，在這場「戰和不定」的戰爭中成了犧牲品。1884年底，臨終之際，張終於鼓足勇氣，用遺折的方式，上奏朝廷呼籲開設議院。

遺折是這樣寫的：

「微臣病勢垂危，謹伏枕口授遺折，望闕叩頭恭謝天恩……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教育文化遠遜中華，然馴至富強，俱有體用，
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重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是恃歟？……
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圖治，勿以游移而誤事，勿以浮議而隳功，盡窮變通久之宜，以尊國家靈長之業，則微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張樹聲口中的「議院」，與弘揚民權無關，只是一種「朝廷內部民主決策機制」。他希望以之取代現有的最高層決策模式——眾人論政於議院，而非一、二人獨裁於深宮。體制內知識分子，多有與張樹聲持相似意見者。

比如，陳虯主張在京師置都察院，其中設議員36人，由中央各部推舉，作為議論、決策國事的核心機構。

再如，湯壽潛建議朝廷搞「上院」和「下院」，前者由在京高級官僚組成，後者由在京中下層官僚組成。凡有政事，上、下兩院各抒己見，做出決策，最後由宰相「上之天子，請如議行」。

對1880年代的清廷而言，出現這種聲音，多少也算一點進步罷。

圖：張樹聲的奏議集

（參考資料：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書社；《中法戰爭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李守孔，《李鴻章傳》；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