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超龍：江蘇揚州西漢劉毋智墓出土釉陶熏爐發微

原標題：朱超龍：江蘇揚州西漢劉毋智墓出土釉陶熏爐發微

江蘇揚州西漢劉毋智墓出土釉陶熏爐發微

朱超龍

（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蘇揚州 225100）

內容提要：江蘇揚州西漢劉毋智墓中出土有一件釉陶熏爐，其上墨書「蒼頡」二字，是目前所見關於倉頡最早的器物資料。史載和考古資料證明，西漢時期已將倉頡奉若聖人或仙人加以崇拜；經過分析可知，這件熏爐是劉毋智用作倉頡崇拜的禮器。劉毋智作為吳王劉濞親族，隨劉濞遷到吳國，倉頡崇拜應是由劉毋智自合陽國隨遷而來，但這件熏爐是南方地區的產品。從對倉頡的崇拜來看，劉毋智應是西漢吳國負責文書案牘工作的吏員。

關鍵詞：西漢 熏爐 倉頡 吳國

《文物》2010年第3期刊載了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整理的《江蘇揚州西漢劉毋智墓發掘簡報》一篇[[1]]。該墓雖遭盜掘，但經搶救性發掘和公安機關追繳，仍獲得了豐富的隨葬品，且時代較為明確，為揚州地區西漢時期的墓葬研究提供了較為準確的斷代標尺。

該墓豐富的隨葬品中有一件釉陶熏爐（M1︰34）引起了筆者的注意，這件熏爐器身墨書「蒼頡」二字，是考古發現的記錄倉頡最早的器物材料，其中透露出西漢時期的倉頡崇拜和墓主人身份等重要信息，筆者不揣淺陋，就這件熏爐反映的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以為美芹之獻。

圖一 劉毋智墓出土的釉陶熏爐

一、墓葬及釉陶熏爐簡介

據《簡報》介紹，劉毋智墓位於江蘇省揚州市西郊的楊廟鎮楊廟村王家廟組，墓為長方形土坑豎穴木槨墓，墓壙口大底小，坑口長5.7、寬4.4米，坑底長4.7、寬3.4 米。發掘者據殘存的棺槨判斷，該墓由正藏槨和外藏槨兩部分組成，從棺、槨的尺寸判斷，正藏槨內應為一棺、一側箱和一頭箱（或足箱）。

墓中隨葬品豐富，從盜墓者處追繳和在盜掘的堆土中採集的隨葬品有111件，外藏槨保存完好，經發掘出土的又有68 件。主要分為陶器、漆器、竹木器、骨器、金屬器、玉器等六大類。發掘者根據墓葬結構和出土的隨葬品判斷，該墓的相對年代應為西漢早期，從漆耳杯底部的「郃陽侯家」烙印戳記和刻劃的「吳家」銘文來看，該墓的上限可確定為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 年）。結合出土的「劉毋智」玉印，推測墓主人可能是吳王劉濞的家人或本家親族。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舉兵叛亂，不久兵敗被殺，七國之亂被平定後，吳王劉濞的親族或後人不太可能在吳王劉濞被殺後置辦如此高等級的葬禮，故劉毋智墓的年代下限不會晚於景帝前元三年。所以，劉毋智墓的絕對年代應介於公元前195 年至公元前154年之間。

筆者將要討論的這件熏爐出土於外藏槨，由器蓋和器身兩部分組成。蓋面隆起，頂部立一鳥，作振翅欲飛狀，中層沿面卧伏三隻小鳥。蓋面底層沿面刻兩周弦紋，間以兩周三角形鏤孔，並飾放射形戳點紋。器身子口內斂，上腹直壁，下腹曲折內收，喇叭狀高圈足，足根寬扁。上腹飾一周凹弦紋，並墨書「蒼頡」二字，僅蓋面施青黃釉，器身無釉。口徑10.4、底徑7.5、通高18厘米（圖一圖二）。

圖二 劉毋智墓出土的釉陶熏爐

二、釉陶熏爐反映的倉頡崇拜

中國古代將倉頡視作造字的始祖，此說在戰國時期便廣為流傳，頻見於當時的諸家經典，如《世本·作篇》「沮誦、倉頡作書。並黃帝時史官」[[2]]、《呂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車，倉頡作書」[[3]]《韓非子·蠹》「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4]]等。

至於西漢，對「倉頡造字」的文獻記載更為豐富，但不同於戰國時期的樸素客觀，這時的描述多有演繹誇飾，如「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5]]的說法就出現在西漢時期。對倉頡本人的描述也出現了明顯的神化傾向，如西漢末年的讖緯之書《春秋元命苞》：「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剛。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化。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6]]可以看到，西漢的倉頡由造字的聖人、史官一躍成為有上聖之睿德的「帝」，已有了崇拜的意味。結合後世史載，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印象：最遲到西漢末年，對倉頡形象、身世及其造字一事的崇拜體系構建基本定型，後世對倉頡及其造字的演繹基本不出西漢時期的框架。

對倉頡進行祠祀最早的例證見於戰國晚期至秦代的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其《日書》甲種和乙種有「祠史先龍丙望」一句，劉樂賢先生認為可能與史皇有關，《淮南子·修務訓》：「史皇產而能書。」史皇就是倉頡。又《論衡·譏日篇》：「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祠史先忌丙、望，似與倉頡以丙日死有些關係[[7]]。惜此例尚不能遽斷，聊備參考而已，但東漢時已有對倉頡立廟祭祀的確證，《後漢書·郡國志》「左馮翊」條下有「衙縣」，注引《皇覽》曰：「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墳高六丈。」[[8]]廟中所立東漢延熹五年（162年）蒼頡廟碑傳世至今，現藏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9]]。

另有三例考古資料：一例為山東臨沂吳白庄漢畫像石墓，中室東壁橫額雕刻有倉頡形象，同一層次的中室北壁橫額刻有東王公、西王母、九尾狐、羽人、翼虎等，可見是將倉頡視作仙人[[10]]；另兩例見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11]]和四川新津崖墓4號石棺[[12]]，這兩例是將倉頡與沮誦、孔子、老子、神農等聖人並列，應是將其視若聖人。這三座墓葬的年代集中在東漢中晚期。要之，從西漢時期對倉頡形象、身世、造字的神化和東漢時期對倉頡立廟祠祀的情況來看，可以基本確定西漢時期已將倉頡視若聖人甚至神靈進行崇祀，所以此時出現有關倉頡崇拜的禮器並不是奇怪的事。

山東臨沂吳白庄漢畫像石墓 倉頡圖 樂藝會資料

再從這件熏爐本身來看，熏香本身就有祭祀禮神的功用，煙霧氤氳繚繞中，能為禮拜活動營造亦真亦幻的氛圍，其鈕部的飛鳥裝飾母題在漢代的信仰體系中與求仙思想關係密切。值得注意的是，上舉吳白庄漢畫像石墓的例子里，倉頡與沮誦相對，中為一棵大樹，樹下一鳥銜帶，樹上有兩隻小鳥立在鳥巢上，左右各有一鳳鳥，這種層次分明的飛鳥構圖形式與劉毋智墓中的釉陶熏爐有相似之處，可見這件熏爐本身就有較為濃重的神話氣息。

此外，相同形制的熏爐在江蘇儀征張集團山1號漢墓中也發現過一件（M1︰27，圖三），除器身下有承盤外，兩件熏爐幾乎如出一轍[[13]]，而一般認為團山漢墓的時代為西漢早期，為吳國王陵區的陪葬墓。同時代的劉毋智墓離廟山主墓不過4.5公里，且與團山漢墓隨葬的同類器物多有相同或相似，兩者可能有一定關聯[[14]]，可見此類型的熏爐似有一定的等級意味。再者，從書法的角度講，器身上的「蒼頡」二字筆力勁道、墨書謹嚴，書寫水平很高，也不似隨意為之。

圖三 江蘇儀征張集團山1號漢墓熏爐（M12：7）

儀征市博物館 西漢青釉陶熏 樂藝會資料

綜上，筆者認為在等級頗高的熏爐之上鄭重書寫時人所奉神聖之名應是一種崇拜行為，這件釉陶熏爐應為劉毋智生前用來崇祀倉頡的禮器。

這裡就引出一個問題，既然熏爐作為神靈崇拜的禮器，為何採用墨書其名的方式作為偶像象徵。筆者認為，倉頡崇拜的實質其實就是漢字崇拜，是漢字崇拜的表現之一[[15]]。倉頡造字後「天雨粟、夜鬼哭」，就是說文字具有非同一般的魔力。

這種對於文字的崇拜可以追溯至更古的殷商時期，張光直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在商代已出現占卜師與專司刻辭的卜官的分工，後者在任何時候都僅是一小批人，可能是唯一會文字書寫的人，而貞人和卜人只需集中精力從事宗教活動[[16]]。直到秦漢時期，文字仍然只是掌握在少數精英階層手中，這種情況很容易產生對於文字的崇拜。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關於文字神力的例子，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記載的一種出行巫術：「禹符，左行，置，右環（還），曰□□□□右環（還），曰：行邦□令行。投符地，禹步三，曰：皋，敢告□符，上車毋顧。」[[17]]這段文字是目前發現的對巫術用符最早的記載，根據漢代情況推測，這時的巫術用符還處於直接模仿軍事政治用符的階段，「禹符」上面所寫應是當時通行的文字，而不是神秘的圖形、符號[[18]]。可見時人認為文字本身就有非同一般的神力，對於他們來說，禮器與神靈之名文字的結合已然構成了崇拜的載體，這為我們認識當時的神靈崇拜方式很有啟發意義。

三、劉毋智身份蠡測

劉毋智墓的等級頗高，其正藏槨、外藏槨的墓葬結構與儀征煙袋山漢墓相同，而煙袋山漢墓被認為與江都國和廣陵國皇族有密切關係[[19]]。墓中隨葬品豐富，其中有一件做工考究的對羊金飾片，同樣形制的飾物在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過五件[[20]]，廣州象崗山南越王趙眜墓出土八件[[21]]。

對羊金飾 南越王墓葬博物館 樂藝會資料

有學者指出，對羊金飾片的擁有者主要是同姓諸侯或異姓藩王，製作者可能是漢宮廷管轄的工匠[[22]]，此說雖與後來的考古資料稍有出入，但其使用者等級都較高是可以基本坐實的[[23]]，絕非尋常人家所有。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耳杯底部烙印「郃陽侯家」方形戳記，並且刻劃「吳家」銘文。「合陽侯」即劉仲，為高祖劉邦之兄，其子為吳王劉濞，原《簡報》推測墓主人劉毋智為劉濞的家人或本家親族。

還有學者指出，劉毋智墓規模可觀，距離儀征廟山漢墓僅約4.5公里，而且劉毋智墓與團山漢墓出土的同類器物多有相同或相似的，所以劉毋智墓與以廟山為中心的吳國王陵區可能有一定關係[[24]]。以往對墓主劉毋智身份的探討僅止於此，但熏爐及漆銘透露的信息表明還有可以深入的餘地。首先從漆銘來說，漆耳杯標本M1C︰62的底部烙印有「郃陽侯家」戳印，並且刻劃「吳家」、「千二」的計數符號。郃陽侯劉仲在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被封為代王，八年，匈奴攻代，劉仲棄國逃亡，被廢為合陽侯[[25]]。

一些研究表明，西漢初期分封的一些諸侯王國有自己的漆器生產部門，漆器製造權逐漸收歸中央或郡縣工官是西漢末年之事[[26]]，所以這件烙印「郃陽侯家」的漆耳杯應是合陽侯國本地所產，「吳家」顯系後刻。不僅這件標本，據原《報告》介紹，Ⅰ式漆耳杯共有9 件，皆外髹黑漆，內髹朱漆，素麵，杯底刻劃「吳家」和「千二」、「丨」、「∠」、「—」等計數符號，或者印「郃陽侯家」方形戳記。高祖十二年「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27]]，劉毋智應是隨劉濞從合陽國遷來，一部分合陽國本地所產漆器也被一同運到吳國，上面的計數符號應為臨行前方便點選統計所刻。

熏爐反映的倉頡崇拜為墓主人劉毋智身份的進一步確定提供了有效信息。從後世的文獻記載來看，倉頡被稱作「蒼王」，為衙門中辦理文書案牘的胥吏所供奉，例如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五載：「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倉頡造字，故胥吏祖之。」[[28]]

這是相對晚近的記載，而前文已證，西漢時期已存在對倉頡的崇祀，但崇祀的群體是否如後世一樣也是從事文書案牘工作的胥吏呢？東漢時期的《故漢上古長史侯相碑》為我們提供了這方便的例證，據碑文載：「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蒍，斯其胄也。」[[29]]從這段碑文可以看出，在東漢時期，倉頡姓侯並且為黃帝史官的身份已經深入人心，作為長史的侯相才會將自己的族源冒襲到倉頡身上。而長史實際上就是負責文書案牘工作，王國維在《釋史》中說：「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30]]勞榦、黃留珠、徐復觀、閻步克諸先生也有類似認識[[31]]，即先秦史官主掌文案記事，後世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長史之官也是由先秦史官析出。

當然，從文獻記載來看，秦漢時期的長史掌管事務甚為寬泛，前後變化很大，有的會協助長官處理機要政務，甚至其軍事職能也得到了強化，但這多是東漢時長史職能不斷發展衍變的結果[[32]]。因長史之職顧及到的工作看似廣泛，實則是所奉侍長官工作的外延，因此兩漢時期長史之本務還是書記文案等工作，所以侯相才會遙崇「文字之祖」的倉頡。這是東漢時的情況，上而推之，西漢時期的史官職責當更單純一些，所以筆者認為劉毋智在吳國所任職位為主掌文書案牘工作的吏員，或為史官之屬，但具體何職尚不能確斷，但其工作與文書有關是可以肯定的，若是其他工作當不會有崇拜倉頡的需求和意識。

劉毋智與劉濞關係密切，可能是劉濞親族，在劉濞分封吳國時隨其前往。但居地改換，所任職掌不會因此變更，也就是說劉毋智在合陽國應當也是執掌文案的吏員，尊倉頡為「字祖」，所以對倉頡的崇拜多半不是吳國本地的傳統，而是隨劉毋智自合陽國隨遷而來。

漢立鳥銅博山爐 揚州博物館 樂藝會資料

不過紐部為飛鳥的豆形熏爐應屬南方因素，這類器物大量出現於戰國西漢時期的東南地區，除了上面提到的儀征張集團山一號墓，還有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M9[[33]]和儀征劉集聯營M1、M4都出土過極類似的熏爐，後者為廟山王陵的吳國官員陪葬區[[34]]，更早的一對出土於浙江餘姚老虎山一號墓[[35]]，無論是從器型還是紋飾與上述幾件都極為相似（圖四），只是因為時代偏早而稍顯瘦長，揚之水先生將其定為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36]]。所以這件熏爐應當不是劉毋智自合陽國攜帶而來，而是吳國的產品，體現了本地因素與外來倉頡信仰的結合。

圖四 浙江餘姚老虎山一號墓出土的熏爐

四、結語

從傳世、出土文獻和考古發現來看，倉頡作為造字之祖、黃帝史官，在西漢時期便已受到崇祀。劉毋智墓所出釉陶熏爐等級頗高，書寫謹嚴，本身也帶有禮拜的性質，所以推測其為劉毋智生前用作倉頡崇拜的禮器。在禮器之上直接墨書崇拜對象應是當時崇拜方式的一種。從後世文獻記載和東漢的碑刻資料來看，尊倉頡為祖的群體皆為掌文書案牘工作的胥吏，劉毋智既有如此需要，應當也是職掌文案工作。劉毋智既與劉濞關係密切，當是隨其自合陽國遷來，所以倉頡信仰多半也是自北而來，但熏爐本身卻是本地所產，外來信仰與本地因素的交流在這件熏爐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據筆者目之所及，除這件熏爐外，目前發現的兩漢時期有關倉頡崇拜的考古資料僅見三例，且時代集中在東漢中晚期，也就是說，劉毋智墓中出土的這件熏爐是目前已知關於倉頡崇拜最早的實物資料，也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件與倉頡崇拜有關的禮器，為我們認識西漢時期的倉頡崇拜文化和神靈崇拜方式提供了難得的資料，十分珍貴。

[1]] 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簡報》，所引內容會在文中說明，不再單獨作注。

[[2]] 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作篇》，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356頁。

[[3]] 戰國·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君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61頁。

[[4]]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註：《韓非子新校注·五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05頁。

[[5]]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本經訓》，中華書局1989年，第252頁。

[[6]]﹝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春秋元命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0頁。

[[7]]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22、123頁。

[[8]] 宋·范曄撰、唐·李賢註：《後漢書·郡國志》，中華書局2012年，第3405、3406頁。

[[9]] 碑文內容和歷代著錄情況可參見高文：《漢碑集釋》，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32—242頁。

[[10]] 管恩潔、霍啟明、尹世娟：《山東臨沂吳白庄漢畫像石墓》，《東南文化》1999年第6期。

[[11]] 曾昭燏、蔣寶庚、黎忠義：《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第22頁、圖版52。

[[12]] 羅二虎：《漢代畫像石棺》，巴蜀書社2002年，第42頁，拓本二〇。

[[13]] 南京博物院、儀征博物館籌備辦公室：《儀征張集團山西漢墓》，《考古學報》1992年第4期。

[[14]][24]余國江：《儀征團山、廟山漢墓墓主人身份蠡測》，《秦漢研究》第十輯，陝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110頁。

[[15]] 黨懷興、陶生魁：《蒼頡造字與漢字崇拜文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16]] 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75頁。

[[17]]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0頁。

[[18]] 胡新生：《中國古代巫術》，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頁。

[[19]] 南京博物院：《江蘇儀征煙袋山漢墓》，《考古學報》1987年第4期。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7頁，圖八〇，圖版七五：2。

[[2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文管會：《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07、208頁，圖一三七：1，彩版一八：1。

[[22]] 鄭彤：《漢代對羊紋金飾片初探》，《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4期。

[[23]] 山東莒縣浮來山西漢墓中曾出土 4 件類似的金飾片，墓葬規模較小，墓主人也非王室，但根據墓葬中出土的雙面印章可以認定，墓主人是城陽國的一位高級官員，也不能排除是王室姻親的可能。見劉雲濤：《山東莒縣浮來山西漢城陽國墓葬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5年第4期。

[[24]]

[[25]] [27]漢·司馬遷：《史記·吳王濞列傳》，中華書局2013年，第2821頁。

[[26]] 洪石：《戰國秦漢時期漆器的生產與管理》，《考古學報》2005年第4期；錢彥惠：《銘文所見西漢諸侯王器物的生產機構——兼論西漢工官的設置與管理》，《東南文化》2016年第3期。

[[27]]

[[28]]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中華書局1984年，第68頁。

[[29]]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第164頁。

[[30]] 王國維：《釋史》，《觀堂集林（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2頁。

[[31]] 勞榦：《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任務》，《史學通論》，大陸雜誌社1960 年，第168頁；黃留珠：《秦漢歷史文化論稿》，三秦出版社2002 年，第51、52 頁；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34頁；閻步克：《史官主書主法之責與官僚政治之演生》，《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3—82頁。

[[32]] 關於長史的綜合研究可參見申超：《秦漢長史研究》，陝西師範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

[[33]]南京博物院等：《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M9、M10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3年第1期。

[[34]]儀征市博物館：《江蘇儀征劉集聯營1—4號西漢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7年第4期。

[[3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滬杭甬高速公路考古報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4頁，圖二〇，彩版一四：2。

[[36]] 揚之水：《兩宋香爐源流》，《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1期。後收入揚之水《古詩文名物新證》，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44、45頁。

本文已獲得作者授權樂藝會發布。

本文曾發表於《東南文化》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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