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為何後來讓位給袁世凱？是自願的還是無奈之舉？
關注微信公眾號「
朕聽
」（zhentingwx），給小主講講你不知道的奇聞趣事
袁世凱的民國風雲二十一年（23） 袁世凱與孫中山的小算盤
武昌起義的爆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長期思想動員和組織是分不開的。
從革命黨人的組織框架結構上來看，1905年孫中山等人為了組合革命力量，組建了同盟會。
雖然同盟會制定了章程和報刊，但正如其名，所謂的同盟會其實就是不同利益代表集團的聯合體，這些分屬不同黨派的利益集團一旦涉及到利益相衝突時，必然會產生分裂。
不久後，同盟會的兩次大分裂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1907年，作為同盟會總理的孫中山未經會議決定擅自接受日本政府資助而離開東京，導致光復會退會，而在武昌起義後，同盟會內部黨眾竟公開反對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的三民主義和平均地權的政治主張。
這種不穩固的臨時性政治聯盟，註定了在辛亥革命的勢頭席捲全國後，同盟會無法形成以孫中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層，自然，孫中山所代表的共和派無法形成強大的向心力來引領近代共和革命。
而由鬆散的政治架構給同盟會員帶來的另一個惡果就是同盟會人無法成為眾多革命黨人的中堅力量來引領革命，導致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只是流於形式，因此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流血革命，不少老舊官僚趁機鑽營投機混入革命隊伍行列。
這在武昌起義爆發後不久，清廷各省紛紛響應獨立便可窺見一二。
在這些獨立的省份中，各省獨立的原因不盡相同，他們獨立並非是因為深信民主共和，而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路就是跟上形勢鬧革命，另外一個結果就是成為革命黨人被革命的對象。
各省清廷中老舊官僚面對如此險惡危及生命的緊要關頭，他們自然義無反顧選擇了被迫革命，因為他們要保命！
在眾多的各省舊派官僚中，江蘇巡撫程德全無疑是這類人群中的典型代表。
辛亥革命爆發後，程德全發現革命潮流勢猛難當，為了響應革命（真心的確讓人懷疑），他命人挑掉了衙門上的幾張瓦片，並對外宣稱革命必須要有破壞，老舊派的官僚程德全就這樣搖身一變成為了江蘇省的革命黨人的都督。
而對於那些動作稍慢的老舊派官僚，他們的下場就很悲慘了。
這其中就有這麼一位可憐蟲——山西巡撫陸鍾琦。
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作為山西巡撫的陸鍾琦在猶豫不決中準備投靠革命黨，趁機鑽營保住性命和官位。
但他還沒來得及改弦更張替換門庭時，新軍統領閻錫山
率眾先發制人殺入巡撫衙門，當場直接咔嚓掉了陸鍾琦，閻錫山自此開啟了統治山西40餘年的「山西王」的傳奇。
從辛亥革命發展主力構成上來看，在眾多派系中有主張國體共和的同盟會人，也有提出君主立憲的老舊派保守勢力。
這兩大差異明顯的成分構成，就決定了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運動，而無論是主張共和制也好還是提出君主立憲制也罷，他們都擔憂清廷皇帝不下台，難免不會遭遇秋後算賬的尷尬。
兩派最大的分歧就在於共和派的革命黨人主張政權應由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人領導，而君主立憲派認為在全國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下，袁世凱成為收拾殘局的不二人選。
我們可以將共和派和立憲派統稱為南方革命派，那麼北方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勢力又是作何打算的呢？
袁世凱作為清廷的老臣，面對三歲的皇帝溥儀和毫無政治遠見的隆裕太后，他急切渴望獲取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同時他也不想背負欺負皇室孤兒寡母令人不齒的罪名。
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南方各省相繼獨立，清廷純粹依靠武力鎮壓已成為不符合解決現實問題的過去式。
自清末新政以來，滿清皇族雖然對外聲稱君主立憲，並成立了所謂的內閣，但當內閣名單公之於眾後，大江南北才發現這個內閣原來就是皇家內閣，而清末新政最終淪落為滿清王朝的遮羞布。
棘手的政治格局擺在面前，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上奏清廷真正實施平等意義上的內閣。
袁世凱向隆裕太后提出了這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隆裕太后也全權委託袁世凱代辦。
於是在這種形勢之下，南北雙方出現了和議的奇特現象。
結合清末外有列強虎伺環繞，內有地方分裂勢力（外蒙、西藏）的大環境，倘若沒有南北議和，南方革命黨人與北方袁世凱的北洋軍來個魚死網破，最終坐收漁利的必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沙俄等西方勢力，而更為嚴重的後果就是屆時的地方分裂勢力伴隨著中原內地完全陷入了戰火紛飛的混亂無政府狀態，中華大地必將陷入全面解體的悲慘結局。
可以說南北議和是一項頗為務實的政治舉動，雖然袁世凱的算盤並不是那麼的單純，但也不能就此否定他在這件事情上的豐功偉業。
就在南北和談如火如荼地緊張進行中時，革命黨人的領袖孫中山卻於同年的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得知後大為光火，立即撤銷了心腹唐紹儀的和談代表資格，並繞開唐紹儀直接與南方革命黨人代表伍廷芳暗通款曲。
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我們知道人民群眾歷史的創造者，而事物的發展也是在內外因相互促進下向前發展的。
因此促成南北和談顯然靠袁世凱一人是無法取得成功，而最終促使南北和談塵埃落定的還有兩個看不見的幕後黑手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這兩大勢力分別是西方列強和江浙財閥。
辛亥革命爆發後，西方列強震恐不已，在他們看來革命意味著流血和犧牲，更意味著對舊秩序的破壞和新秩序的建立。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初，西方列強對革命黨人採取了武力恫嚇和財政封鎖，並以此給革命黨人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壓力。
但革命黨人顯然沒有充分認識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真實嘴臉，他們在遭遇洋人的各種摧殘後，立即對外公告保護洋人在華的一切權益，並幻想妄圖藉助洋人的勢力來顛覆滿清的統治。
另一方激進的革命浪潮席捲全國帶來的政治動蕩也波及到了江浙地區，民族實業在江浙方興未艾，上海作為晚清早期靠著開埠通商和便利的地理位置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城市，其政治話語權在當時佔據著重要地位。
我們知道，商業的發展與興盛必須以穩定、和平的政治環境為依託，特別是在強調「實業救國」的晚清，實業的發展更離不開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
而流血破壞的辛亥革命與民族資產階級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完全背道而馳。
因此，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西方列強和浙江財閥通過各種或明或暗的方式帶給了革命黨人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更有軍事層面的。
共和革命要想畢其功於一役來個換血的華麗蛻變已變成不可能實現的現狀。
最終，在中外各種勢力的聯合角逐下，氣勢如虹的辛亥革命不得不熄滅燎原之火的發展態勢。
南北和談以孫中山的離職，袁世凱宣布贊成共和，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而落下帷幕。
從戊戌變法肇始，袁世凱與維新派密切地交往來看，袁世凱主張變法是毫無疑問的，但他反對康梁等人的激進式變法，更反對以破壞舊秩序為目的的辛亥革命（這點好理解，他本來就是清廷的舊官僚）。
那麼袁世凱的最初目的是什麼呢？
從武昌起義爆發後，袁世凱對待革命黨人拉攏打壓的態度來看，他如果想舉北洋大軍全力剿滅革命黨人是可以實現的，但他顯然沒有這樣做，而是以革命黨人為籌謀不斷要挾清廷與革命黨人議和。
個中緣由我們可以參照東漢末年梟雄曹操的舉動作個對比，曹操在官渡之戰後統一北方完全有實力取代漢室，但他並沒有那樣做，而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袁世凱的做法與曹操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袁世凱的舉動要比曹操高明的多。作為舊官僚的袁世凱，他不想背負上欺負孤兒寡母、萬人唾棄的惡名，而革命形勢的發展也逐漸讓他不得不作出兩個歷史性選擇，是支持革命黨人的民主共和還是採取相對保守的君主立憲？
袁世凱顯然是選擇了君主立憲這種政治國體， 所謂君主立憲是指皇帝成為名義上國家最高權力的代表，而實權則由議會和總理把持，這樣做的好處一來可以避免「挾天子」的罪名，二則可以名正言順的藉助滿清皇室號令天下，同時還可以將全國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這種只賺不賠的買賣，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奇謀良策。
但俗話說形勢比人強，當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的浪潮席捲而來，袁世凱無法阻擋，他只能借坡下驢，順應歷史潮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以贊成共和為代價來保住自己的軍政大權。
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叫「主辱臣死」，在革命黨人逼迫以清帝退位，袁世凱贊成共和這兩大框架條件為代價，他才能充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形勢下，袁世凱還竭力為清帝退位後保全皇室尊嚴和優待為條件與革命黨人唇槍舌劍，最終迫使了革命黨人的同意。
袁世凱這樣做，並不是他突然善心大發對滿清充滿了同情，而是為自己收攏滿清貴族，拉攏人心鋪平道路，也是為了自己即將登上權力的巔峰做好鋪墊。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毫無懸念地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在他當選大總統前，革命黨人領袖孫中山和宋教仁等人也給袁世凱下了個絆子。
（各位看官，接下來的故事將會更精彩傳奇，敬請稍候，請聽下回分講。）
作者：
明月秋風照當年，魚羊秘史簽約作者。
版權聲明：
本文由「魚羊秘史」原創製作，並享有版權。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朋友圈。
TAG:魚羊史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