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年會分論壇綜述

會議現場。本網記者 馮瑤/攝

中美貿易衝突不斷升級，美國印太戰略步步緊逼。面對既擾亂國際經貿秩序，又大談「深化合作」的美國做派，如果僅限就事論事的政策分析，可能會一頭霧水。在第十一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年會分論壇研討小組中，來自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由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漆海霞副教授主持，從崛起爭霸角度入手，對中美關係及未來走向等議題進行理論層面的再思考、再探究。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漆海霞副教授主持會議。

本網記者馮瑤/攝

戰略收縮時的同盟管控與制度之爭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周方銀教授發言。

本網記者 馮瑤/攝

同盟關係一直是國際格局中的重要現象，直接影響到國際體系的性質。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周方銀教授通過列舉冷戰時期美蘇爭霸對同盟管控的典型案例，總結出霸權國在戰略收縮時同盟管控的共性特徵及影響因素。他指出，談到同盟管控，美國學者多集中在「連累」和「拋棄」問題，大國怕被小國連累了，小國又怕被大國拋棄了，研究涉及盟國戰略需求、雙方實力對比、同盟戰略意圖等。如果從建構主義視角出發，二戰前的同盟往往是權宜之計，可以理解成霍布斯文化下的同盟，二戰後是洛克文化下的同盟或者是在國家主權有較大保障前提下的同盟。因此在考量基於擴大利益和權力手段的同盟關係時，核心問題聚焦在崛起爭霸過程中的控制成本與平衡收益上，霸權國的戰略收縮就是階段性的成本管控。政治學中的最小化獲勝聯盟法則，講的就是霸權國在確保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並不期待同盟越大越好，盟友增加意味著維持同盟體系的成本增加，同時意味著霸權國對同盟國負擔的義務增加。

崛起國的實力上升實則意味著霸權國的實力相對衰弱。回顧冷戰時期的實力對抗，這種情況多次發生，霸權國通過不同程度的戰略收縮來對同盟關係進行重新管控。周方銀教授認為，霸權國如何在降低維護成本、減少國際義務的目標下，保持盟國對自身支撐的有效性，避免同盟渙散，是其在戰略收縮時面臨的最大挑戰。結合案例分析，他給出了三個影響因素。一是霸權國戰略收縮速度與盟國支持力度的平衡，二是黑天鵝事件的有效管控和預案應對，三是霸權國的內政壓力導致被迫作出外交調整。目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正在變味成「美國唯一」，不斷地退群，甚至以此來當做和盟友解決經濟糾紛、討價還價的籌碼。面對正在發生的國際政治權力轉移，中國應盡量避免與美國加劇戰略競爭，選擇變通策略不失為一種明智。

冷戰時期美國戰略競爭理論的再思考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李晨講師發言。

本網記者 馮瑤/攝

美國的戰略思維存在一定慣性，研究冷戰時期美蘇爭霸的戰略歷史，對於研判未來中美關係走勢具有現實意義。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李晨講師從戰爭思想史的視角，梳理了冷戰時期美國戰略競爭理論的兩個方面，一是與遏制戰略相關的大戰略框架，二是冷戰中期與軍備競賽相關的中層理論。有關這一領域的研究文獻隨著檔案史料的公開解密而不斷完善，加上電子資料、資料庫等互聯網信息的方便快捷，使得軍事史的研究不再局限於純粹的文本分析，而是更注重思想和行動的相互影響，包括組織文化、決策機制等。

首先，李晨談到了對遏制戰略的三點反思。一是作為大戰略框架，明確目標與手段的關係尤為關鍵。遏制戰略的決策者不斷強調手段是為目標服務的，不能因為戰略的需要而犧牲保衛本國利益的目標，這也是美國對蘇爭霸中成本控制的一大原則。二是遏制戰略在冷戰初期的轉型升級過程，從局部、政治主導的遏制轉向全面、軍事主導的遏制。喬治·凱南的戰略框架只是把蘇聯的威脅定位成政治挑戰，但是從1949年開始的一系列突出事件改變了美國的根本看法，專家視角、社會輿論以及政治生態的三方互動更加劇了這一戰略風險。三是成本和風險之間的擴進，從凱南遏制戰略的低成本、高風險轉向朝鮮戰爭時期的高成本、低風險。後來在艾森豪威爾時期，把核武器作為解決成本和風險的方案，結果又出現了新的困境，刺激蘇聯在核武器上繼續追趕，戰爭升級風險大大增大。

其次，冷戰中期，在大國競爭框架已經明顯且軍備競賽長期持續的背景下，美國正式提出戰略競爭理論。李晨給出了判斷軍備競賽的三點標準，與日常的競爭性軍事現代化相比，一是雙方的作戰體系針鋒相對，二是軍費開支不斷飆升，三是整個國家戰備水平不斷提高。具體談到冷戰中期的戰略競爭理論，他強調，戰略重點是著力拉大美蘇之間的非對稱性和提升知己知彼的戰略文化認知，關鍵問題是提高美國的競爭效率。降低本國的競爭成本，抬高對手的競爭壓力，這就是「成本強加戰略」（Cost-Imposing Strategy）的實施目的。從美國關於「空海一體戰」「第三次抵消戰略」的討論到在南海上的行動、提出印太戰略等等，可以看到其日益明顯的「成本強加」邏輯。美國對華「成本強加戰略」無疑將給中國帶來複雜的挑戰，對其研究有助於中國深入理解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的邏輯、邊界和目標，為保持戰略定力，制定針對性應對措施，有效整合國家發展戰略和國際競爭戰略提供有益啟示。

新時期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路徑選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陳哲博士後發言。

本網記者 馮瑤/攝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陳哲博士後作了題為《新時代中國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理論與實踐》的發言，試圖回答研究中遇到的困惑。新時代中國提供公共產品的實踐區別於一般理論上的公共產品概念，成本由全球或者區域內的國家承擔，但是服務同時具備全球性和區域性雙重特徵，外溢性明顯，需要重新定義中國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理論。他發現，當前的文獻回顧主要集中在供給、制度和三個經典模型上，但都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的特殊性。集體行動的困難、公地悲劇和囚徒困境，西方學者一再強調以上經典模型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比如，羅伯特·吉爾平認為，幾乎不存在一個行為者願意去支付公共產品的成本，所以這種產品通常會供應不足。由於存在搭便車行為，霸權國的衰退不可避免，而且為了長時期保持公共產品的供應，霸權國往往付出遠超職責內的費用，蒙受額外損失而導致加速衰敗。反觀中國的做法恰恰就是吉爾平認為「幾乎不存在」的角色，並且歡迎各國搭中國「便車」。從歷史上成功的供給經驗來看，在既有體制下創立新的公共產品比較困難，不管是成本還是失敗率都很高。而中國從有作為的角度出發，認為越是問題多、挑戰多，越有機會創立並提供新興公共產品。

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背景主要從三個層面來看，一是國際格局的演變，導致世界範圍內的不確定性和廣泛分化；二是地球環境邊界和科技革命，包括氣候變化、海洋酸化等九項邊界條件；三是全球經濟結構和規則的重塑，低增長會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常態。陳哲認為，中國公共產品供給變遷，可分成三個階段。融入階段，新中國成立後到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從孤立到慢慢融入主流國際體系；嵌入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到2012年，中國開始參與到聯合國的全球治理當中，初步嘗試供給公共產品；深度融合階段，從2012年到今天，中國開始主動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中國在路徑選擇上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概念層次，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等新理念的提出；二是實踐平台，「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搭建合作交流的互通平台，三是實體機構，比如上海合作組織、亞投行等。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點評。

本網記者 馮瑤/攝

最後，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對上述發言進行點評。他肯定了此次研討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並結合會議主題歸納出今後研究值得關注的四個方面。一是核時代與非核時代的權力轉移差別。二是意識形態之爭和非意識形態之爭的權力轉移差別。三是全球化條件下和非全球化條件下的權力轉移差別。四是知識經濟時代和以往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的權力轉移差別。

（中國社會科學網記者 馮瑤）

原標題：崛起爭霸背景下的權力轉移再思考

——第十一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年會分論壇綜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張卓晶排版編輯：劉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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