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陳居淵 | 清代乾嘉學者的正統觀念與歷史意識——以謝啟昆《西魏書》為中心

原標題：【邊疆時空】陳居淵 | 清代乾嘉學者的正統觀念與歷史意識——以謝啟昆《西魏書》為中心

作者簡介

陳居淵

1989、1992年先後在復旦大學獲得歷史學碩士、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思想史、中國經學史、中國易學史研究。

摘 要：「正統」問題，是中國古代史學編纂史上一個頗多爭議的問題。在清代乾嘉時期，由於謝啟昆編撰的《西魏書》將中國歷史上元寶炬的西魏政權確立為正統，引發了乾嘉學者的「正統」與「僭偽」之辯，從而對傳統正統觀念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和反思。在《西魏書》刊行以前，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南宋朱熹的《通鑒綱目》都將元善見建立的政權稱「東魏」，視元寶炬建立的政權則單稱「魏」。這種在國名前增減方位詞以示正統，顯然是所謂「一字以為褒貶」的春秋筆法。而謝啟昆編撰《西魏書》，不僅主張西魏為正統，同時也承認東西魏分立的歷史事實，不忌諱用「西魏」之名，不拘泥於春秋筆法。基於同樣的認識，謝啟昆也不將元善見的東魏和蕭詧的西梁視為「僭偽」，並且列入《載記》，以表示對不屬於正統王朝的割據政權的尊重。他的這一做法，在當時的學術界贏得一片掌聲。學者們一方面讚譽該書具有「補闕」「存統」「正名」「搜軼」「嚴界」「辨誣」的特色，同時批評以往的編史方式是遵循傳統「正統」觀念而犧牲歷史事實，是一種惡劣的學風；另一方面，又主張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應堅持不溢美、不隱惡的春秋筆法，反對歪曲事實，妄為褒貶，並對西晉杜預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予以抨擊，認為它違背了春秋筆法。乾嘉學者在跳出傳統正統論觀念的同時又確信春秋筆法，凸顯了他們仍然根植於傳統「正統」觀念和被遏制的歷史經驗，展示出在探索中國歷史發展動因時所顯現出來的矛盾心態。而這種矛盾心態，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體現了走出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中心主義的束縛，具有較為鮮明的歷史文化認同與歷史主義意識。他們的這種觀念，既反映了明清以來「夷夏之防」觀念的日趨淡化，從而在修史觀念上有新的突破；也扭轉了那種認為乾嘉學者在史學方面的成就充其量只限於對古史的考訂和辨正的負面形象，給人以新的思考。

關鍵詞：清代 乾嘉史學 正統論 《西魏書》

「正統」問題，是中國古代史學編纂史上一個頗多爭議的問題，有所謂「古今正統之論，紛紜而不決」一說。公元1775年，清代乾嘉學者謝啟昆編撰的《西魏書》開雕刊行，隨即引起了學界的熱議，在讚譽可與《史記》《漢書》相媲美的的同時，也點燃了乾嘉之際關於「正統」與「僭偽」的討論。這既反映出乾嘉學者所持正統觀念的矛盾心態，也呈現出較為鮮明的歷史文化認同與歷史主義意識，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乾嘉史學的實態。鑒於以往學者每每視其史料價值不高而忽略乾嘉史學中這一重要環節和理論動向，因而從這個角度進行探討的專論鳳毛麟角，本文擬就此略陳管見，以求正於專家學者。

壹

謝啟昆（1737—1802）字良璧，號蘊山，又號蘇潭，清代江西南康人，乾嘉之際著名的學者型官僚。他不僅仕途順暢，而且與當時趙翼（1727—1814）、錢大昕（1728—1804）、畢沅（1730—1797）、姚鼐（1731—1815）、翁方綱（1733—1818）、章學誠（1738—1801）、凌廷堪（1757—1809）、焦循（1763—1820）等乾嘉著名學者切磋問學，在經學、史學、方誌學、文學等方面也都有重大的建樹。他編撰的《西魏書》，頗受當時學者的推崇。

《西魏書》總共二十四卷，包括「紀」一卷、「表」三卷、「考」六卷、「列傳」十三卷、「載記」一卷，是一部紀志表傳俱全、體例整齊的紀傳體史書。所謂「西魏」，即指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征討高歡（496—547）失敗，逃至關中，投靠將領宇文泰（507—556）；次年，宇文泰殺孝武帝，立元寶炬為帝，建都長安，史稱西魏。所轄政區，即今河南洛陽以西的原北魏領土及益州、襄陽等地。公元557年初（西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元寶炬為宇文泰之子宇文覺所取代。對於中國歷史上這個短暫的政權（歷經三帝，共二十三年），史學家有兩種不同的認識。例如，魏收（507—572）在編撰《魏書》時，每每視其為偽統而不予承認。然而，魏澹（580—645）、顏之推（531—591）主持編撰《後魏書》時，則以西魏為正統，東魏為偽統；但該書如今不存，流傳於世的只有魏收的《魏書》。清代乾隆時期，謝啟昆為了彌補這一歷史缺憾，於是編撰《西魏書》，重新確立西魏政權為正統。他在該書的序言中說：

魏收黨齊毀魏，削孝武謚，名西魏帝，尊卑序失，過莫甚焉。魏澹《後魏書》以西魏為正，以東魏為偽，名始正焉。惜其書亡佚，而收之穢史獨存，是以西魏之典故人物闕焉無征，用是慨然搜集舊聞述《西魏書》，竊附彥深之志。

可以說，這正是謝啟昆編撰《西魏書》的初衷。也正因此，隨著《西魏書》的刊印，立即在學界贏得一片掌聲，讚譽該書填補了歷史空白，可以追步先儒。例如，錢大昕認為，該書「不獨為前哲補亡，而《將相》《大臣》《征伐》諸『表』，精核貫串，又補前史所未備。傳諸異日，視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趙翼指出，「近日謝蘊山藩伯另撰《西魏書》，以次於《魏書》之後，誠得史裁之正也。其采掇亦甚詳，可稱良史」；畢沅也稱其為，「復於一千三百年余網羅搜討，勒為一家，非載籍博而用力深者，曷克至此」。

與此同時，該書也引發了乾嘉學術界關於「正統」與「僭偽」的討論。凌廷曷堪認為，該書跳出了傳統編撰史書囿於「正統」「僭偽」的局限，具有卓越的史識。即以「補闕」「存統」「正名」「搜軼」「嚴界」「辨誣」等所謂「六善」加以概括；李富孫（1764—1843）則有詩云：「彥深菑史已無傳，孰與重操筆削權。特系太和西竄日，為余孝武僭稱年。正名定分扶君實，謹例嚴凡接馬遷。不獨遠文堪補闕，千秋公論賴斯編。」顧宗泰亦有詩云：「鄴都僭號永熙年，作史須摻南董權。名正東西垂大法，捲成廿四挈宏篇。虞初釆博稗官合，刼後捜精牌版傳。涑水昔稱延壽筆，視公著作孰推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揚州學者焦循所作的《西魏書論》一文。他認為，遵循傳統的正統觀念而犧牲歷史事實的編史方式，是一種惡劣的學風，因而要從中清理出歷史真相，也就應該不受傳統正統觀念的束縛。所以，文中竭力維護西魏政權為正統的合法性。現節錄如下：

《西魏書》，謝蘊山先生所撰也。乾隆乙卯秋，遇桐城胡雒君於金陵，雒君以是書見遺，於時譚者或疑之，蓋未識著書之體也。因為之辨。議者云：「正統之傳，自漢魏而晉、宋、齊、梁，以至於陳，作《西魏書》是無梁陳也。」夫如是，是不獨《西魏書》可不作，而魏收之《魏書》、李百葯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均可以廢。何也？非正統之所在也。……正統之辨，莫嚴於昭烈之於孫、曹，余嘗以是通諸後世，以為蕭詧猶在，不可帝陳，晉立太原未當尊郭。以是言之，則姚氏之《陳書》可廢矣。唐得天下於隋，隋承魏、周者也，宜內魏而外梁、陳。唐時南北諸史並列不使偏廢，又何疑於《西魏書》之作乎？況《西魏書》之作所以奪北齊之統無與於梁、陳，袒梁、陳之篡竊而外魏，復袒高氏之篡竊而外西魏。為此論者，不獨於著書主客之體有不明，並大公大義之所在亦不暇顧也。

在中國歷史上，「正統」一詞，原是指天子頒布的曆法。例如，《春秋》一書中的「春王正月」，就是明王之正的意思。又如，《漢書·律曆志》就有「三統」「三正」的記載。乾嘉時期的學者崔述（1739—1816）說：「昔者三代之盛，曆法修明，王者之政令被於天下，歲頒朔於諸侯，諸侯奉若而不敢違，故其時無不遵天子之正統者。」後來，因王室衰微，天下紛爭，諸侯各有曆法，逐漸不理會天子的正統地位；秦漢時期的所謂改正朔，已含有政權合法性的意味。此後，歷代王朝的開國皇帝往往在奪取政權之初，必先訴諸正統，以獲取合法的統治地位。即以某一王朝在統一全國後，對其一系相承的系統稱為正統，被宋代學者歐陽修（1007—1072）稱之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

正統之辨，始於陳壽（233—297）編撰的《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以蜀漢為偽統。到《舊唐書》，更將吳、蜀列入偽史之列。此後，歷代史家為此爭辯不休，然而終無定論。梁啟超（1873—1929）曾作過這樣的觀察：

自古正統之爭，莫多於蜀魏問題。主都邑者以魏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為宗子，而其議論之變遷，恆緣當時之境遇。陳壽主魏，習鑿齒主蜀。壽生西晉，而鑿齒東晉也。西晉踞舊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說，則晉為僭矣，故壽之正魏，凡以正晉也。鑿齒時，則晉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說，而仍沿都邑，則劉、石、符、姚正，而晉為僭矣。鑿齒之正蜀，凡亦以正晉也。其後溫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溫公生北宋，而朱子生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與晉之篡魏宅許者同源。溫公之主都邑說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與江東之晉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說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蓋未有非為時君計者也。

可見，所謂「正統」「僭偽」之辨，實際上是政權的嫡傳與直接繼承者之間的爭執，所反映的還是王權的最終歸屬問題。所以，梁啟超認為：「南北正統之爭本已無聊，況於偏霸垂亡之元魏，為辨其孰正孰僭，是亦不可以已耶。然蘊山實頗具史才，此書於西魏二十餘年間史料採摭殆無遺漏，結構亦謹嚴有法，固自可稱。」梁啟超所說的「蘊山」，即指謝啟昆；而所謂「頗具史才」，實際上也是暗寓謝啟昆已跳出了傳統正統觀念而編撰《西魏書》，所以是「固自可稱」。因此，上述乾嘉學者紛紛作文或作詩來論證與支持《西魏書》將西魏政權在中國歷史上的合法性恢復，事實上也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正統觀念提出了質疑和反思，同時也表明他們自己並不完全持有嚴格意義上的傳統正統觀念。

與正統之辨一樣，乾嘉學者又比照《西魏書》中所闡述的歷史「斷限」問題展開了討論。例如，謝啟昆與趙翼多次書信往來，討論自己所擬定《西魏書》各列傳中所選人物的時間斷限問題。趙翼的基本意見是：

今《西魏書》以宇文泰為西魏功臣之首，特為立傳，此與《後周書》立《楊忠傳》同一卓識。泰既立傳於西魏，而與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遺之，轉不免留全書之缺矣。

對此，謝啟昆則認為：

弟為此書之初，搜羅周、隋兩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非西魏臣者，十無三，勢難廢《周書》而改為西魏，故拙撰列傳，以宇文受禪為斷，其下仕周、隋者，即不立傳，雖尉遲迥、獨孤信輩，勛業爛然，亦從刪削。

在謝啟昆看來，《周書》列傳中不當收入諸如斛斯椿、王盟、賀拔勝等人，原因是在周孝閔帝宇文覺受禪之前就已經去世，事實上仍屬魏臣，所以在《西魏書》中應予以立傳。至於蘇綽等人，由於他們都是效忠宇文泰的，而宇文泰本人未嘗受禪，所以蘇綽、宇文泰從名分上講仍然還是魏臣，都應當在《西魏書》中立傳。謝啟昆的這一見解，得到了錢大昕、凌廷堪、胡虔（1753—1804）、焦循等乾嘉學者程度不等地支持與肯定。法式善（1753—1813）在讀了《西魏書》後，讚賞該書的「《列傳》則以宇文泰標首，清河王世子善見並為立傳，皆卓識也」。自秦漢以來，古代史家的斷限標準往往為的是「明正閏」「辨僭偽」「定正統」。晉代武帝時荀勖（？—289）、王瓚、賈謐（？—300）三人為晉書斷限發生爭論，實質是以魏為正統還是以晉為正統的爭論。宋元時期，這種以「正統」為斷限標準的觀念，有更突出的表現。史書斷限，既是編撰者歷史觀念和編撰思想的一種具體反映，又是體現歷史著作者對歷史發展階段的認知水平，所以，趙翼與謝啟昆關於《西魏書》立傳人物斷限問題的不同見解，不妨說是乾嘉學者反思正統觀念的直接反映。

貳

《西魏書》雖然是為西魏爭正統，但在評價西魏史事和人物過程中，謝啟昆仍然堅持「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的春秋筆法。例如，評價孝武帝元修是「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缺乏做帝王的潛質，由此為日後埋下了被殺的禍根；而文帝元寶炬卻是「沈毅有遠略」；廢帝、恭帝則是平庸之輩，他們難以綿延國體，即所謂「廢恭庸弱，國祚以亡」。對於西魏將相，《西魏書》同樣能以較為客觀的態度予以恰如其分地評價。在該書列傳有選擇的「論曰」中，每每在表彰忠義的同時，也指出他們自身的缺失。例如，既讚揚蘇綽（498—546）「以經世之略」，可與歷史上的管仲（約前723—前645）、孔明（181—234）比肩；又因蘇綽「作大誥以正文體浮華之弊，幾乃必規撫《尚書》以為程度」，導致了「勦襲雷同」的弊端而為人不屑。此外，對那些在戰爭中被東魏俘虜的將領如毛鴻賓、泉企、趙善、王思政等，也都以「勢窮力蹙，陷身異國，君子論其世，未嘗不悲其志焉」而予以充分的理解。這些，都體現了謝啟昆實事求是的編史態度和不溢美，不隱惡，反對歪曲事實、妄為褒貶的編史傳統 。

與《西魏書》一樣，乾嘉學者不但支持《西魏書》的正統觀念，而且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也同樣堅持春秋筆法。例如，乾嘉學者竭力否定西晉杜預（222—285，字元凱）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以下簡稱《集解》）的歷史價值便是一例。《左傳》是一部記載春秋時代魯國歷史及春秋歷史的編年史書，自西漢賈誼（前200—前168）作《春秋左氏傳訓詁》後，便不斷有人替《左傳》作注釋。西漢有張蒼、張敞、劉歆；東漢有陳元、鄭眾、賈徽、賈逵、馬融、延篤、許淑、服虔、穎容；三國時期魏國有王肅、董遇等。至晉代，學者杜預自稱有「左氏癖」，所撰《集解》條理《左傳》凡例五十，別例四十九，其宗旨為三體五事，對歷史上所謂的「弒逆之臣」都著力維護，引起了後世的不滿與譏諷。在清代，從清初開始，就有萬斯大（1633—1683）批評他為「邪說之惑人」。乾嘉之際，對杜預的批評逐漸升級。常州學者洪亮吉（1746—1809）說：「元凱之注，其望文生義。」沈欽韓說：「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蹶然為之解，儼然行於世，害人心，滅天理，為《左傳》之巨蠹。」福建學者陳壽祺（1771—1834）認為：「杜預注《左氏傳》，排棄先儒，奮筆私創。其善者多出賈、服，而深沒本來；其謬者每出私心，而恆乖經意。覽其全篇，曾無援據經典，徵信六藝。」焦循則對杜氏人品的抨擊更是不遺餘力。他說道：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為《釋例》，疑茲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於下後世，共知預為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

不難看出，焦循由最初的喜好《左傳》，到後來的懷疑《左傳》，最後又抨擊《集解》，實是出自對杜預其人的鄙夷。

據《晉書·杜預傳》記載，杜預的祖父杜畿（161—222），曾擔任過魏國（曹魏政權）的尚書僕射；父親杜恕（198—252），官至幽州刺史，為人倜儻任意，因與司馬懿（179—251）不和，受到司馬懿的排擠，於是憂鬱而死。杜預也因此受到牽連，仕途被阻。後來，司馬昭（211—265）為了達到最終取代曹魏政權的政治目的，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廣泛搜羅才士，將自己的親妹妹許配給杜預，與杜家結成了姻親。於是，杜預也時來運轉，官運亨通，拜爵封侯，從此對兩家以前的宿怨淡然置之，竭力為司馬氏效忠。所以，焦循批評他：「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為昭飾，且有以為懿、師飾，即用以為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所謂「成濟之事」，指曹魏太子舍人成濟（？—260）依附司馬昭，當魏主曹髦（241—260）企圖率眾攻擊司馬昭時，受司馬昭指使前去刺殺曹髦；事成之後，司馬昭反而以有失君臣大義之罪將其處死，以維護自己一貫忠於魏主的假象。然而，了解這一事態真相的杜預，不僅沒能站出來主持正義，揭發司馬昭的險惡用心，反而竭力為司馬昭粉飾，甚至還為其父司馬懿、其兄司馬師（208—255）粉飾。焦循認為，這就是杜預編撰《集解》一書的真正企圖。為了證明自己所作的判斷不誣，焦循在《春秋左傳補疏》中就此議題再三闡發，可謂不遺餘力。例如，在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條，焦循說：「杜預之以孔父為不善，所以掩王凌、何晏、李豐、張緝、毌邱儉、諸葛誕、王經之忠也。諸君之忠掩，則預之不孝不忠者。」又如，在庄公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條，焦循說：「杜氏每以名字為褒貶，曲為之說，其病甚大。」再如，襄公二十五年「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條，焦循說：「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為王禮，即隱以比高貴於齊光，比司馬為崔氏也。杜預托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乾嘉學者試圖用歷史教訓那些「亂臣賊子」所持有的傳統正統觀念及其對杜預的偏見。

魏晉之際，曹氏政治集團與司馬氏軍事集團之間的衝突，從根本上說是為了維護皇權與奪取皇權的政治鬥爭，兩者之間本來也談不上誰是正統，誰是僭偽。按照儒家的價值觀念，司馬氏固然是「亂臣賊子」，但是歷史上的皇權更替，不正是那些被稱作「亂臣賊子」的反動而一代一代地延續？例如，曹魏政權不也經歷了由奪取東漢劉氏皇權的僭偽到確立為正統的一個革命過程嗎？因此，杜預本人雖然與司馬氏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書中也不免時時顯露出袒護司馬氏的主觀傾向，然而這在皇權至高無上的古代社會，他作出這樣的一種選擇也是能夠理解的。而且，從現在傳世的《集解》來看，它也並非一無是處。例如，杜預在書中就提出了「民為神主」「政順民心」「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等政治理念，這也正是儒家民本思想中「民貴君輕」理論在魏晉時期的再詮釋。它不僅在價值判斷上顛倒了傳統的尊卑觀念，也揭示了《左傳》研究的時代方向，應該說是一種進步。據《晉書》介紹，《集解》甫出，雖然不為當時所重，但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推崇。例如，陸澄（425—494）說：「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先儒，特舉其違。」王儉（452—489）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房玄齡（579—648）稱之為：「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這說明，杜預對《春秋左傳》的詮釋還是得到了當時學術界認可的。然而，受焦循等乾嘉學者將其視為「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的影響，後來李貽德（1783—1832）在研究《左傳》時，盡棄杜注，專輯賈逵（174—228）、服虔之注；劉文淇（1789—1854）在作《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時，雖然認為焦循的批評尚有商榷的餘地，但試圖取代《集解》的意圖也極其明顯。這之中除了確信春秋筆法之外，無非是由那些根植於傳統正統觀念和被遏制的歷史經驗所致。

叄

乾嘉學者一方面支持《西魏書》跳出傳統的正統論觀念，另一方面又嚴厲地抨擊杜預「悖聖經以欺世」的違背春秋筆法，這看似難以調和的兩者之間，其實並不矛盾。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

其一，受到清朝官方正統觀念的影響。早在清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就對瀰漫於學術界的「持一姓之統、夷夏之防」的正統觀念作過明確的表態：

今宋明諸儒，人尚以其宜附孔廟奏請。前代帝王，既無後裔；後之君天下者，繼其統緒，即當崇其祀典。朕君宇內，不得不為前人言也。朕意以為，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

在歷代帝王是否可以崇祀問題上，康熙帝雖然沒有說哪些帝王可以崇祀、哪些不可以崇祀，但是從「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一語來看，他顯然是不同意宋明以來持一姓之統、夷夏之防來評騭帝王行誼，並據《春秋》褒貶以定正統觀念的。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則在乃祖的基礎上，對「正統」作了新的界定。他說：「（聖祖）聲明，偏安亡弒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聖意，而實顯與聖諭相背。」在他看來，從蜀漢至唐的三百多年間，雖然政權眾多，而且也都以分崩離析而告終，但作為在歷史上曾經擁有疆域而建立的王朝，儘管時間短暫，也應該享受被後人祀典的待遇，因為其中不乏有那些「英毅節儉」之主。正是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他對西魏政權的幾位皇帝大加讚賞：「若元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強，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農，亦可為偏安英主。併當量入祀典，以示表彰。」晚年又再次強調「正統必有所系」，即對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權都應該得到尊重。當然，清朝是滿族入主中原，也即所謂的「夷」，所以，從康熙到乾隆不斷地辨清歷史上的政統源流，無非是向世人表明，清王朝的建立是合理的，同時也是正統的。這應該是當時正統觀念的指導性思想。既然朝廷旨意已定，那麼，上行下效也是勢在必然。考謝啟昆所撰《西魏書》，正是乾隆帝不斷強調「一統帝系之公」的正統觀念之際，而書中之所以將西魏政權立為正統，不能完全排除該書為謝氏仰承聖意而作的企圖。也正因此，乾嘉學者在評價《西魏書》時所顯現的正統觀念，可謂與朝廷旨意遙相呼應。

其二，基於儒家提倡「君臣大義」的政治立場。在乾嘉學者看來，杜預的失誤在於違背了「夫子修《春秋》，別事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的遺訓，淆亂了儒家所強調的君君、臣臣以維繫禮秩的理念，導致杜預作出錯誤的判斷，給後世造成了惡劣影響，即焦循所說的「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在古代社會，「孔孟之道」既是讀書人的信仰，也是讀書人的行事準則，一旦被認為違背了孔孟之道，那麼他就會成為公眾批評的對象，成為歷史的罪人，即使他在學術研究方面曾經做出過炫世的成就，也難以消除人們對他的偏見，而這種偏見也始終影響著對他的正確評價。按照儒家的觀念，《春秋》一書原是為警戒歷史上那些「亂臣賊子」而作的，而司馬氏也一直被史家描繪成篡弒而無所顧忌的權臣，本質上也屬「亂臣賊子」一類的人物。然而，杜預假借解釋《春秋》的名義，處處為司馬氏開脫，並且為其尋求政治上的合法性依據，這對恪守儒家信條的乾嘉學者來說顯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通過重新梳理《春秋左傳》，進而抨擊杜預，否定他的學術成就，也就毫不奇怪，是很自然的事了。

其三，乾嘉之際撰史觀念的變化。例如，陳鱣（1753—1817）編撰的《續唐書》，以南唐為正統，接續後唐，取代《五代史》，從而被梁啟超譏為「為古來民賊爭正統閏位」。又如，周春（1729—1815）編撰的《西夏書》，「義例皆精審，非徒矜書法」。焦循的同鄉黃文晹曾打算編寫一部從漢代至元代的通史，在所擬定的目錄中，將漢、曹魏、西晉、後魏、周、隋、唐、遼、金、元等十個朝代列為正統，視蜀漢政權為「益州盜劉備」，視孫吳政權為「江南盜孫權」，特別是稱北宋為「汴州盜趙匡胤」附於遼紀之後，稱南宋為「降將趙構」附於金紀之後。黃文晹此舉，曾引起當時學界的一片嘩然，紛紛指摘他「異說而不讓，高論而不顧」。唯獨凌廷堪嘆惜其「矯枉過正」，並認為「正閏之說，迄無定論也。自宋人正統之論興，有明襲之，率以己意，獨尊一國，其餘則妄加貶削，不以帝制。黃氏矯其弊可也」。這說明，凌廷堪雖然不同意黃文晹那樣的走極端，但是同樣不認同宋明時人「獨尊一國」的正統觀念。與焦循一樣，凌廷堪也寫過一篇《西魏書後序》，稱讚維護西魏正統是「發古人未發之公，抉前史未抉之隱」。又有詩云：「拘拘論正統，脫口即紕繆。」錢穆（1895—1990）因此說他是「反民族觀念之歷史論」。這話未免有些過頭，但恰恰證明乾嘉學者在反思和論證歷史上所謂「正統」問題時所出現的上述矛盾，也正是乾嘉之際學者在探索中國歷史發展動因時所顯現出來的矛盾心態，而這種矛盾心態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體現了走出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中心主義的束縛，具有較為鮮明的歷史文化認同與歷史主義意識。

歷史主義要求從歷史的聯繫、變化、發展的觀點去認識歷史現象，即把歷史現象與產生它的各種歷史條件聯繫起來，置於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去認識，從歷史的深度中把握歷史的來龍去脈。同時也要求，把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置於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歷史背景中去分析、去評價，既不能把歷史人物理想化而任意拔高，也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苛求歷史人物。對此，《西魏書》與乾嘉學者也同樣有所體現。例如，在《西魏書》刊行以前，北宋司馬光（1019—1086）的《資治通鑒》和南宋朱熹（1130—1200）的《通鑒綱目》都將元善見（525—552）建立的政權稱「東魏」，視元寶炬建立的政權則單稱「魏」，目的是「蓋以正統予之，不便與東魏對稱也」。這種在國名前增減方位詞以示正統，顯然是所謂「一字以為褒貶」的春秋筆法。然而，謝啟昆則認為：「魏之全史既無從補正，今所紀只四帝二十餘年之事，稱《後魏書》，則慮與全史混，故題曰《西魏書》，以著其實。」換言之，謝啟昆編撰《西魏書》，不僅主張西魏為正統，而且同時也承認東西魏分立的歷史事實，不忌諱用「西魏」之名，所以，不拘泥於春秋筆法。基於同樣的認識，謝啟昆不視元善見的東魏和蕭詧（519—562）的西梁為「僭偽」而列入《載記》，表示對不屬於正統王朝的割據政權的尊重，即他所說的「魏收則加晉宋齊梁以僭偽、島夷之目，此與小兒之怒罵無異，亦何取乎？」同樣，王鳴盛（1722—1797）在乾嘉學界一片批評《魏書》為「穢書」的指責聲中，不僅認為西魏宇文泰與東魏高歡「兩家皆篡弒其主者，則二魏難分正偽」，而且還進一步指出「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必出諸史之下」，「其後修改者甚多，而總不能廢收之書。千載而下，他家盡亡，而收書巋然獨存」，充分肯定了《魏書》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錢大昕則認為，純粹地以正統觀念尋求歷史真相毫無意義和價值，即所謂「宋初距唐已遠，而猶徇唐人偏黨之私，益為無謂」。兩人雖然視角不同，但這種由原來的全盤否定轉變為有選擇地吸收和積極肯定，無疑也是一種歷史文化認同與歷史主義意識的表現。

總之，乾嘉學者對「正統」的觀念與歷史意識，一方面反映了明清以來「夷夏之防」觀念的日趨淡化，從而在修史觀念上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扭轉了那種認為乾嘉學者在史學方面的成就充其量只限於對古史的考訂和辨正的負面形象，給人以新的思考。它也為今天的史學研究提供了借鑒，值得後人重視。

【注】文章原載於《南國學術》2017年第4期。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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