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不做釘子戶？
「做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媒體人」
現在有很多矛盾，本不應該發生。------賴俊兵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做釘子戶？因為在她眼中：作為敢和不正之風叫板的人，我連續兩次經歷了拆遷，一套房子和一棟樓，應該最有資格做釘子戶。這個問題讓我思考了一個晚上，乃至凌晨3，4點鐘，都沒有辦法睡覺。
一
我的父母是非常勤勞的農村人。父親是木匠、母親則是鄉鎮企業里的機械工人。1992年，父母向親戚借錢、向師公家借穀子、請親戚幫忙燒了一窯磚頭，把家裡的老房子拆了，建了一個大院子。我家房子有圍牆大門，圍牆內佔地面積800多平米，房子分前棟後棟，中間大院子的三層樓房，建築面積約780多平米，有大余坪，有果園，杜仲，鬱金香，柚子，紅柑，紅棗樹，有菜園。屋後山上是責任山，有竹子，共有一千多平米。我的童年一直到參加工作之前，就在這裡度過。我父母一直認為這房子認為這地盤風水好，座南朝北，又不當西晒，從入住起都很吉利。即便是，媽媽在醫院檢查出癌病中晚期都有幸治好了，全家平平安安。到2000年以後，我的父母多次提到，打算把房子修繕就地重建。這個計劃一直沒有落實。畢竟這是不是一個小工程。
2010年，國家修建滬昆高鐵，我家的房子正好在鐵路下面，被列為了征地拆遷的對象。這是我家第一次應對拆遷這樣的事情，也毫無經驗。我的父親和母親只堅信一點，國家做一大建設，補償各方面應是平等有規定的，不需要當釘子戶。對比拆遷安置協議，怎麼拆，都比單獨賣掉要划算。於是，我的父親就去村裡帶頭簽訂了拆遷安置協議，當時好像是還額外獲得了5000元獎金。後來，父母用差額的補償款，在指定的安置宅基地上，蓋了一個三層樓的房子，佔地面積只剩下120平米。
後來，有人點評說，作為滬昆高鐵安置區的荷花社區，把農村搞得城市裡一樣，絲毫沒有考慮農村的實際和農民生活的特點。這樣做對農民來說不但是侵害了他們的權利，更是糟蹋了土地資源。事情過去8年了，當初拆遷安置的很多事情依然沒有兌現。當初承諾的，給安置戶辦理好產權證，至今不見蹤影。這些幹部估計把這事早就給忘了。
現在回想起，安置區里的房子，已經完全不是我們記憶中農村的樣子。所有的美好都已經被破壞。當年支持國家建設，積極拆遷，反而有種遭洗劫的感覺。有證的房子變成了沒有證的；700平米建築面積的房子帶個大院子的房子，變成了120平米的宅基，屋前屋後種顆蔥的地方都沒有了。想養只雞、種幾根大蒜都得上屋頂。當年父親帶頭簽字同意征地拆遷，也變成了當地的笑話。當時做釘子戶的，都嘗到了甜頭。比我們家房子小的，宅基小的，有的拿到了兩個以上的宅基地。後來釘子戶多補錢，多補地盤。原房子小的，現房子大兩倍，還有幾向採光。這就是我家第一次拆房子的真實寫照。
現在回想，釘子戶也是拆遷安置工作沒有做到一碗水端平造成的。如果每拆遷一個地方，不一視同仁，釘子戶一吵一鬧，工作組就妥協給糖吃，那麼思想進步、支持國家建設的老百姓從某種意義上就吃虧了。這種不良現象導致了釘子戶的產生。
二、
2015年，國家推行棚戶區改造工程，萍鄉市爭取到了政策，啟動南正街拆遷工程。我的房子被列入其中，第二次成為了拆遷戶。
2002年，我進入萍鄉電視台。因為工作關係，在家裡的支持下，在城區買了套房子，房子位於新大新樓上，屬於房地產經營總公司開發的商品房。當時的房價還不是很高，146平米的房子，只花了9萬塊錢，簡單裝修一下就入住了。後來，我在這個房子里結婚生子，完成了人生的幾個大步走。這是我的福地。我還曾經幻想，所有的房子都拆了，唯獨不要拆這棟樓呢。當時這棟樓還很新，靠近西門菜市場，距離萍師附小和北星小學都很近。無論是生活，還是小孩讀書都十分方便。我記得當時有一個鄰居在拆遷頭一年把房子轉賣了，只賣25萬。
拆遷工作組來做工作的時候，開的價格是當時市場價的好幾倍。不少鄰居都覺得不好意思再講價了。「沾不盡的面子，恰不盡的虧」。我們這棟樓里的鄰居，互相做工作，率先簽了拿到了聯棟獎勵。
（千人宴現場盛況）
在金錢面前人很容易迷失自己。既得利益，哪怕是給得再多，不會去衡量。反而喜歡計較還有哪些可以要得更多。比如拆遷以後住房補貼啊，原先這麼便利交通補貼啊，等等，自己躲在被子計算都可以算出一個天價來。這個時候要是有人煽動一下，很容易變成釘子戶。然而，只要橫比一下當時的市場行情，心情就平復下來了。縱觀現在許多拆遷釘子戶，多大都是在這裡發生了問題。想不通，繞不過彎去，就變成了釘子戶，對著干。
（時任安源區委副書記 楊博；時任安源區副區長 安源公安分局局長 楊克崎
率消防、公安、交警、鳳凰街的所有同志，全程守在現場）
南正街拆遷結束以後，我倡議發起南正街千人宴。這裡的故事就很多了。我記得在宴席臨近的頭一天，安源公安分局以安全為由不予批准集會。逼迫無奈，我向時任萍鄉市市長李小豹發簡訊求助，意外獲得支持。記得頭一天晚上，安全演練，當時的安源區政法委書記叫到我，再三說明，這次千人宴活動政府沒有批准，完全屬於民間自發行為，發生任何安全責任問題，就要追究我的刑事責任。我麻著膽子拍胸脯說沒有問題，回頭就叫歐陽莉去花錢再雇幾個保安來維持秩序。第二天，安源區公安、消防、交警給我帶來了驚喜。100多桌，每個桌子前都安排了民警維護秩序，既維護了演出場地的安全，又杜絕了酒席上的鬧事。宴席結束以後，市環衛處安排人將現場清理得乾乾淨淨。南正街的街坊鄰居們在這樣一場大型的活動中體面離開。讓人印象深刻。我記得當時有老鄰居特意從外地趕回來，參加這場千人宴。
在這之後，經常會聽到關於強拆的消息，既讓人憤慨，又讓人痛心。談不攏就採取強制措施，把群眾硬生生推到的對立面。群眾工作不做細緻，工作作風簡單粗暴，沒有工作方法可言，給群眾扣上刁民的帽子、說是漫天要價。可是，又是誰允許的強買強賣呢？
我常常會想，只要一視同仁，從充分考慮群眾的實際情況和切身利益出發，誰又想做一個釘子戶呢？誰不想開心體面搬新家？我想說，那些辦事不講規矩，隨意調整補償標準，讓私慾不斷膨脹，讓拆遷工作埋下難做的隱患的工作人員，才是導致釘子戶產生的罪魁禍首。
創業者觀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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