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資產心理學：將行為經濟學的觀點應用於比特幣

文章有點長，可直接看結論。

注意:這篇文章逐字逐句地複製了我為芝加哥大學Boaz Keysar教授的一門課寫的一篇短文，題為「決策心理學」。

這篇文章使用了行為經濟學和行為心理學的視角來探索比特幣作為一種支付機制的應用的障礙(正如我在2015年所理解的那樣)，儘管將這些概念推廣到其他加密資產和加密貨幣很容易。當時，我還不知道數字黃金或價值存儲假說，所以我在這裡不考慮加密資產。如果你有興趣深入研究開創性的行為經濟學論文，參考文獻部分是很好的。

作者Johnny Antos，最初提交於2015年12月15日。

比特幣使用中的偏見和對未來數字貨幣的影響

內容

問題

現象

結論和擴展

論文全文

問題

比特幣是什麼?大約49%的美國人從未聽說過比特幣，51%的人聽說過比特幣，只有3%的人真正使用過(2014年CSBS消費者調查)。簡而言之，比特幣是一種p2p數字貨幣，不需要中央中介。與以往任何一種數字貨幣相比，它獲得的吸引力都要大得多，因為交易不需要中央可信的中介。當Alice將比特幣發送給Julia時，比特幣立即通過分散的網路(而不是過去的銀行)進行驗證，並記錄在公共分類帳中(Popper, 2015，第358頁)。隨著投資者以比互聯網早期更快的速度向基於比特幣的公司投入資金，全球精英科技界對比特幣及其基礎技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然而,即使比特幣是人類最偉大的科技成果從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廣泛採用的消費者和企業(即人定期使用比特幣交易)略微緩慢,只有改變對比特幣的7年的壽命(Popper,2015年,305頁)。

目前對數字貨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激勵結構和基本技術上，而忽略了許多決策偏差的心理，這些決策偏差是採用的最大障礙。將數字貨幣視為一種典型的網路商品(隨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使用一種產品，每個消費者使用該產品的效用會成倍增加;Facebook認為)表明，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廣泛的採用是可能的;然而，僅以傳統效用理論為基礎的分析掩蓋了整個故事(Popper, 2015，第113頁)。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 1974)對比特幣可用性的偏見是比特幣採用的一個巨大障礙，因為公眾對有關比特幣與非法活動聯繫在一起的新聞報道記憶猶新，包括非法物質亞馬遜(Amazon)絲綢之路(Silk Road)的淪陷，以及其他比特幣交易安全漏洞。複雜性偏差(Kruger, 1999)與損失厭惡和現狀偏差(Kahneman和Tversky, 1984)相結合，對採用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如果人們在使用信用卡或現金時表現良好，他們為什麼要改用一種他們認為極其複雜、難以有效使用的新支付系統呢?最後，可以假設使用數字貨幣可能完全改變價值觀念。這可能會對風險偏好、賭博和消費傾向產生負面影響。

現象

2014年10月，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進行了一次秘密行動，逮捕了羅斯?威廉?烏爾布里希特(Ross William Ulbricht)。「絲綢之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買賣雙方使用比特幣進行了互動。人們普遍認為，比特幣是一種安全、匿名的支付方式，而不是信用卡(《光明與熊人》，講述了不為人知的絲綢之路故事)。被捕後，主要媒體廣泛報道稱，有一個在線毒品市場在運營，並強調他們的商業模式的關鍵是一種名為比特幣(Bitcoin)的模糊數字貨幣。這是公眾第一次聽到「比特幣」這個詞，在報道中，它幾乎與Ross使用它從事的非法活動密不可分(Popper, 2015，第245頁)。

Tversky和Kahneman(1974)證明，當人們評估某一事件的概率或某個類的頻率時，有時會存在可用性偏差。例如，相對於基於成本和收益的平衡分析、結合財務預測和對業內人士的多次採訪來評估一家新企業的成功，有些人可能會基於對企業可能遇到的許多困難的想像來對企業的成功進行心理評估。Tversky和Kahneman也證明了人們經常使用錨定和調整啟發式;也就是說，人們設定了一些最初的定位點(可能是基於先前的知識或情況的措辭)，然後從定位點調整到他們認為正確的估計值。研究人員發現，當人們被要求估計非洲國家在聯合國的比例時，最初的錨(由車輪的隨機旋轉設定)對參與者的調整過程有顯著的影響。具體來說，參與者對初始任意錨的調整不夠(Tversky & Kahneman, 1974)。

簡而言之，羅斯?烏布里希特(Ross Ulbricht)的高調被捕，以及比特幣與非法絲綢之路(Silk Road)的聯繫，滲透到了普通公眾的腦海中，因此，這是人們在評估或討論比特幣時最容易獲得的信息。2014年末，當一位知名企業家前往矽谷為一家新的比特幣公司籌集資金時，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對於那些聽說過比特幣的人來說，第一個問題總是關於比特幣是否只是在線毒販的一種象徵。」(Popper, 2015, p. 158)在形成對比特幣的看法時，沒有考慮到遵守法律的個人、個人(甚至是老練的矽谷投資者)之間每天成功發生的數以千計的完全合法的比特幣交易，而是把「絲綢之路」事件看得過重。換句話說，他們把重點放在「比特幣只用於非法目的」上，對於「比特幣有許多完全合法的創新用途」幾乎沒有什麼調整，因為普通公眾幾乎從未聽說過合法用戶之間的許多完全合法的10美元比特幣交易」。

這種可用性偏見甚至在精通技術的社區中也存在。已經發生了幾起大規模的黑客事件，惡意的程序員團體攻擊比特幣交易所，並能夠竊取數百萬美元的比特幣(Popper, 2015, p. 309)。程序員們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比特幣不安全」上，未能充分適應「比特幣基本安全」。當被問及是否會使用比特幣的各種因素的重要性時，約20%的人說他們非常擔心比特幣的安全性，75%的人對其安全性非常懷疑(2014年CSBS消費者調查)。然而，自從頻繁的黑客攻擊以來，比特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事實是，比特幣背後的技術極其安全(Popper, 2015，第342頁)。

比特幣極其複雜，即使對計算機科學愛好者來說也是如此。比特幣運行在區塊鏈上，這是一個全新的協議，類似於互聯網運行在IP協議上。如果一個人沒有背景知識，專家幾乎不可能完全解釋比特幣系統是如何工作的，即便如此，這也是一個挑戰(Popper, 2015, p. xi-xiii)。Svenson(1981)證明，當人們被要求給自己的技能與同齡人相比打分時，過度自信效應是普遍存在的。例如，70-80%的人認為自己是所有司機中最安全的那一半，儘管這是不可能的。Kruger(1999)證明了相對於過度自信效應，即個體對自己的能力相對於同齡人的能力有過度自信的傾向，一個「低於平均水平」的效應也存在於特定的場景中。也就是說，Kruger證明了當一個人認為自己的絕對技能很高時，就存在過度自信效應;然而，在人們認為自己的絕對技能很低的領域中，存在一種不自信效應或複雜性偏差。例如，大多數人認為他們雜耍的絕對技巧水平很低;因此，人們傾向於估計自己在雜耍方面低於同齡人的平均水平(Kruger, 1999)。

只有3%的人使用過比特幣，即使所有這些人都完全理解比特幣(這是一個大膽的假設)，這意味著97%的人不知道數字貨幣系統是如何工作的(2014年CSBS消費者調查)。即便是對數字貨幣深諳其道的人，也表現出了對這種技術如何運作的巨大誤解。例如，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因為像「絲綢之路」這樣的非法在線市場會使用比特幣，所以比特幣必須是匿名的、無法追蹤的(Bearman & Hanuka，講述不為人知的絲綢之路故事)。然而，當兩名逮捕羅斯·烏布里希特(Ross Ulbricht)的聯邦調查局(FBI)特工在調查過程中被發現將大約100萬美元的比特幣洗進了自己的口袋，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匿名的(Popper, 2015，第249頁)，事實證明這是驚人的錯誤。因此，即便是專註於技術的精英FBI特工對比特幣的運作方式也存在重大誤解，但公眾對比特幣的理解接近於零。對於25%從未聽說過比特幣，但表示永遠不會使用它的人來說，這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14年CSBS消費者調查)。複雜性偏見和信心不足在數字貨幣和比特幣領域表現出來，因為人們可能會嚴重低估自己使用比特幣的能力，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在數字世界領域的絕對技能很低。然而，人們也意識到，從現金支付到信用卡支付，再到在線支付的轉變非常複雜(Popper, 2015, xi)。

任何大規模轉向比特幣的行動，都將要求消費者和企業在採用新系統或堅持舊的現狀之間做出選擇。Tversky和Kahneman(1984)論證了厭惡損失是一種穩健的品質，人們強烈地傾向於避免損失而不是追求收益。同樣,卡尼曼,D。Knetsch,J。， & Thaler, R.(1990)發現稟賦效應存在，人們將屬性值賦予一個特定的對象僅僅是因為它已經在他們手中。當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時，就會產生「現狀偏見」(Kahneman, D。Knetsch,J。&泰勒,R。這是一種對當前事態的強烈情感偏好，並對脫離當前狀態的一種厭惡。大規模使用比特幣可能會導致信用卡使用量大幅下降，因此，人們可能會認為，目前支付系統的損失比使用比特幣帶來的潛在效益收益更大。

眾所周知，這些偏見可能是消費者採用新產品或新系統(如比特幣)的重要障礙(Gourville, 2006);然而，由於人們認為數字貨幣比傳統支付系統固有的風險更大(Popper, 2015, p. 216)，因此，當以數字貨幣為主題時，它們尤其普遍。此外，公眾對比特幣的確切好處還不是很了解，因此，當人們考慮他們目前的支付系統和比特幣之間的權衡時，他們對比特幣的成本或好處幾乎一無所知。如果沒有數字貨幣帶來的任何直接的、可以想像的或生動的好處，厭惡損失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人們使用基於原因的選擇(Shafir, Simonson & Tversky, 1993)，那麼幾乎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幫助克服厭惡損失，從而證明轉向比特幣是合理的。

結論和擴展

顯然，對於那些希望比特幣成為一種普遍使用的貨幣的人來說，有很多關於決策偏見的心理問題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然而，與使用現金甚至信用卡相比，使用比特幣的心理距離越來越大，這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Prelec和Loewenstein(1998)提出了「現金脫鉤」，這意味著信用卡與現金有著不同的關聯網路。包括Feinberg(1986)在內的許多研究者已經證明了信用卡溢價的存在，即人們在使用信用卡而不是現金時更傾向於消費。此外，Raghubir和Srivastava(2008)研究表明，人們對支付方式的不同對待是基於他們各自與現金在生理上的相似性[即，禮品卡更接近於現金，會引發「付款的痛苦」(Prelec & Loewenstein, 1998)，而信用卡不太像現金)。

因此，如果世界完全轉向沒有物理基礎的數字貨幣，或許「支付的痛苦」就完全消失了。由於這個原因，人們會傾向於更多地使用比特幣，因為他們感覺不到成本的痛苦，而只感覺到收益的好處。Chatterjee和Rose(2011)建議，應該對在線支出進行更多的實證研究，特別是對消費者與支付機制更脫節的影響(例如，如果您的信用卡信息被存儲，所以您不必輸入它)。Raghubir and Srivastava(2002)研究表明，人們在旅行中使用外幣時，會固定在名義價格上，無法根據貨幣是否高於或低於美元進行適當的調整。他們發現，噹噹地貨幣是美元的倍數時(例如，4個馬來西亞林吉特= 1美元)會出現支出不足，而當它只是一小部分時(例如，.4巴林第納爾= 1美元)會出現支出過度。使用這個框架，人們就會在使用比特幣時過度消費，因為0.0025比特幣= 1美元。

也許有一個有用的範例可以用來研究風險偏好如何隨著數字貨幣的變化而變化，那就是觀察當人們被要求用他們認為不是自己的錢進行賭博時，他們的行為。可能與Thaler(1990)的「金錢效應」(house money effect)相似，在賭博的時候，先前有收益的人會覺得他們在玩「金錢遊戲」，因此他們對賭博和更高風險的容忍度顯著提高。直覺說,當使用比特幣,風險承受能力應該比使用現金時更高，比特幣缺乏實際存在,由於每1比特幣匯率是300美元（原文發表於2015年）左右。這是不可能說,押注0.3比特幣(相當於90美元)有相同的心理概念直接下注90美元。與人們在名義價值錨定後由於調整不足而導致的比特幣過度消費類似，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可以檢驗錨定調整機制是否會導致比特幣過度冒險。

此外，先前關於賭博的心理學研究提供的證據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風險偏好是如何受到用於定價或押注的單位選擇的影響的。Loba等人(2001)證明病態賭徒的賭博意願會隨著下注是現金還是信用而改變;換句話說，當現金數量被顯示出來時，賭徒們能夠更快地退出，而不是通過信用額度。Lapuz和Griffiths(2010)對德州撲克玩家進行了研究，發現人們在使用籌碼而不是現金時賭博的次數要多得多。儘管將這些結果直接推斷為比特幣經濟中人們的風險偏好和消費模式是危險的，但研究結果的確表明，當價值與現金脫鉤時，風險承受能力的提高可能會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再加上「支付的痛苦」(Prelec & Loewenstein, 1998)即使在使用信用卡的時候也會嚴重減輕，從心理上看，比特幣經濟可能與現金經濟截然不同。如果使用比特幣而不是現金或信貸(這似乎是合理的)時風險容忍度顯著提高，這可能會產生廣泛的影響。為了進行這項研究，研究人員可以檢查現有的幾個比特幣在線撲克市場，並比較玩家的風險承受能力是否與使用代幣或現金相比有顯著差異。然而，Griffiths(1999)得出結論，與普通賭博相比，網路賭博不太可能是「雙重成癮」;相反，互聯網可能只是提供了一種方便的媒介來實施這一惡習。因此，或許比特幣的風險偏好和消費習慣不會與信用卡截然不同，儘管風險容忍度可能會提高。

就未來的一般研究而言，決策心理學與數字貨幣之間的交集目前是非常開放的。許多有趣的研究可以完成，包括複製過去的研究，如Tversky & Kahneman(1984)中描述決策權重非線性的研究。Thaler(1999)關於心理會計的廣泛研究可以擴展到研究人們在面對數字貨幣(如比特幣)的選擇時是否會表現出相似的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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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jRZ6Vdc150Et7WjdxsiGC7ZhLkowJ4n/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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