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與對策」研討會專家論點摘編

7月2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共同主辦的「重大事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與對策」研討會在山東大學學術交流中心舉行。研討會由山東大學（威海）黨工委副書記兼東北亞學院院長趙玉璞主持，山東大學（威海）副校長黃凱南和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常務副總編輯王利民致開幕詞。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張蘊嶺作主旨演講。與會人員圍繞「重大事件與國際關係轉變」「重大事件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等課題分別發言並進行討論。本版摘編參會專家、學者主要論點，以饗讀者。

張蘊嶺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特聘教授）

在當今世界大發展、大調整的時期，談「百年大變局的思考」這一主題，需要從「秩序」「支撐結構」「社會角度」等方面來分析上一個百年（1910—2010）的大變局。從「秩序」的角度看，兩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蘇聯解體、美國成為霸權等重大事件都影響了世界大變局。在「支撐結構」方面，推動發展的主動力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其主要特徵是生產的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經濟總量以乘數效應增加。從「社會角度」來看，中產階級發展迅速，財富集中加速，人口分布與結構失衡，社會保障成為國際共識等特徵日益明顯。

近年來，隨著中國從百年衰落轉向百年復興，從世界舞台邊緣走近中央，中國對於百年大變局的思考正在不斷深化。可以預見，下一個大變局必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例如，美國主導世界事務的世界格局是否會走向終結？大國主導的國際關係與秩序能否實現從無序到有序的轉變？世界能否成為多樣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以智能化為主導的新科技革命將對世界大變局產生何種影響？這些問題都值得中國認真思考。

金燦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美國打響對華貿易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美關係在過去四十年始終是競爭、合作並存，甚至曾經一度出現過合作大於競爭的局面，但目前顯然是競爭佔主導地位。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於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超乎尋常的發展，使得美國認為中國不再是有限的合作夥伴，而是主要的戰略對手。具體而言，美國此次發起對華貿易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美貿易逆差太大；二是美國經濟現狀堪憂；三是中國的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對美國形成了挑戰。此外，美國中期選舉等政治原因也在特朗普的考量之內。

中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貿易戰只是第一步，此後美國還將全面渲染「中國威脅論」，並借台灣問題、朝鮮問題、南海問題、中印領土爭端等問題對華施壓，全面阻遏「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因此，面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中國必須應戰，而且要做到有禮有節，後發制人，同時以中美貿易戰為契機，推動國內經濟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

楊伯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釣魚島問題是中日兩國圍繞釣魚島主權歸屬所發生的分歧和爭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釣魚島問題成為中日關係中的主要問題之一。而「釣魚島事件」是指2012年9月日本對釣魚島非法實施所謂「國有化」的事件。

釣魚島事件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國際時局變化，大國權力鬥爭，特別是大國權力轉移加速的背景下出現的。該事件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從積極方面來看，該事件強化了中國的海洋意識、海權意識，促使中國完善海上維權的體制和機制，加強海上維權能力。同時，中國實現了在釣魚島海域巡航維權和執法的常態化，並宣布了東海防空識別區。從負面影響來看，該事件加深了中日矛盾。由於日本採取了將美國捲入釣魚島問題的基本戰略，因而也激化了中美矛盾。鑒於日美在對華戰略定位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日本關於釣魚島、中日關係、地區局勢的話語建構，都會對美國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為此，在與美日同盟的戰略博弈中，中國要做好長期打交道、長期周旋、長期博弈的心理預期。

武心波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學研究所所長）

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所面對的和平與安全環境越來越複雜。中美關係經過40多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對平穩發展，今年卻發生了突變，開始打起貿易戰，近乎於戰略攤牌。人類社會為什麼會越發展越不安全，這一問題亟待解答。

發展和增長也會遇到極限，一種是非對抗性的發展極限，另一種則是對抗性的發展極限。而這些問題都是此前時代的人們始料未及的。因此，當今的我們必須從認識論的角度出發，更加深刻地去認識資本世界的本質，萬不可再沉溺於西方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陷入早已過時的思維陷阱之中。

吳白乙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美國「9·11」作為重大事件對中美關係有何影響，對這一問題應從五個方面進行觀察。第一，該事件是由於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治理模式、對外政策、資本戰略在中東地區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所致。第二，該事件的表現形式是宗教和民族對抗，但其本質是價值觀體系的衝突。第三，該事件使得美國在安全觀念、戰爭形態和生活方式上都發生了非常深刻的演變。隱私權受到干預，非國家行為體成為戰爭主角，非對稱軍事手段顯示出巨大威力。第四，該事件導致美國對於國際政治的理解發生改變，以大國關係和地緣戰略為主要課題的國際政治學也出現轉變。第五，該事件發生後，全世界普遍感到不安全，大國之間的矛盾一時間下降為次要矛盾。人們開始認識到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認識到均衡發展和公平分配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

王靈桂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

對所謂重大事件應有兩個概念的界定，即「黑天鵝」與「灰犀牛」。黑天鵝事件，類似於地震，很難預測。而灰犀牛事件則是可以預測，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可以事先做出一些判斷。

例如，特朗普發起的對華貿易戰，就不是黑天鵝事件，而更多的是灰犀牛事件。資本追求的是利潤的最大化。美國作為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對美國內外政策的影響是巨大的。所以，美國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和平是資本追求利潤的一種手段，戰爭同樣也是追求利潤的一種手段。

美國在新的時期，試圖重新調整經濟全球化的秩序，並在美國優先的主張之下，構建有利於美國整合全球各種資源的格局。但特朗普在對華戰略方面，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系統、成熟的戰略。在看待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時，我們也需要更加清醒和理性。既要看到中國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同時也應看到，美國越是試圖整合全球資源，就越離不開與中國進行廣泛而全面的貿易。

黃大慧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關於中日關係未來走向，從短期來看會充滿變化，但總體趨緩。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關係會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轉寰，有可能取得一些進展。從中方來看，2020年要達成第一個一百年目標，2022年要舉辦北京冬奧會，因而需要維護穩定的周邊形勢，尤其是維護中日關係的穩定。從日方來看，2020年日本東京要舉辦奧運會，也需要維持相對穩定的中日關係。而從中日雙方來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對中日兩國都形成很大的壓力，美國對外政策的變化也促使中日兩國走近。

然而，從長遠看，中日之間還是處於一種競爭為主的狀態。因為中國崛起，日本已經把中國當成21世紀日本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因此，當前日本對華政策轉向積極，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變化。今後，隨著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和對抗越來越突出，儘管日本在經濟領域需要中國的合作，但日本基於日美同盟而追隨美國制衡中國這一點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周方銀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中國周邊的局勢是複雜多變的，有些問題甚至讓人感到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但最終都得到了比較好的掌控，沒有轉變成實質性的武裝衝突。中國周邊熱點問題的發展，之所以和中東地區熱點問題的發展明顯不一樣，這和中國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有很大關係。

在周邊很多熱點問題短期內都無法解決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體現了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責任和擔當。反觀特朗普，其主張美國第一、美國優先，其他國家妨礙了美國利益，美國就會採取強制的手段來解決。而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對其他國家的利益給予應有的重視。

我們不應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作一般的外交政策來看待。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是以人類視角來俯瞰國際關係，因而既需要強烈的責任意識，又需要包容不同國家所選擇的不同政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既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也會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

江時學

（上海大學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如何真正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如何在國際舞台上佔領道德的制高點，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愈發深切地感受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具有何其重要的意義。為此，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對如下幾個問題加以探討：第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和與其他國家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之間有何聯繫？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否應該擴大化？第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支柱和標準分別是什麼？

以「中拉命運共同體」為例，研究中拉命運共同體與研究中拉關係，只是表述上的不同，還是另有實質性區別？顯然，在推動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中國既要在行動上進一步提升中拉關係，將「一帶一路」延伸到拉美，還要在思想上將正確的義利觀傳遞給拉美國家，同時還必須注意防範拉美國家帶來的各種風險。由此可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是超過傳統雙邊關係研究範疇的。

郭立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及地區安全中心副主任）

在海外利益保護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尤為重要。因為在當今世界，人類要面臨共同的挑戰、共同的犯罪威脅。以利比亞撤僑事件為例，美國引發的利比亞內亂和中國在當地的大量投資，共同構成了中國必須進行撤僑行動的內外因。那麼，中國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應急體系，顯然必須從指導思想、科學評估、應對措施和系統化這四個方向著手，針對風險進行系統化管理，進行科學的風險評估，同時加強符合對象國國情的海外安保業務，確立得到廣泛認可的行業指導標準。不僅如此，海外安保業務還需要市場化和國際化相結合，只有加快推動國內現有從事海外安保業務的企業之間建立起高效合作的機制，才能讓中國企業真正走得出去，而且紮下根來。

李晨陽

（雲南大學社科處處長及緬甸研究院院長）

目前在中國邊境地區，中朝邊境和中緬邊境的安全威脅比較突出。中緬兩國共有2260公里的陸地邊境線，過去80%以上的中緬邊境由緬甸民兵控制，現在大約仍佔50%左右，包括修建中緬油氣管道，都要通過緬甸民兵的控制區。1994年至2011年，緬北基本上沒有大的衝突。但是，自2011年4月1日緬甸新政府上台執政以來，緬北地區呈現出武裝衝突常態化、緬北問題朝核化、緬北問題國際化、和談虛偽化、輿論鬥爭利益化和對緬認知多元化的特點。目前，緬北各派力量的對比日益失衡，外部勢力介入中緬邊境事務的態勢日趨明顯。此外，羅興亞人問題、恐怖主義問題、跨境犯罪問題，都將威脅中緬邊境安寧。

前一段時間，所謂「中國把緬甸丟了」的言論一度流行，對此我們應該保持足夠警惕。緬甸實行民主化之後中緬關係就一定會惡化嗎？怎樣的中緬關係最符合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中國在緬甸的主要利益或核心目標是什麼？要實現這些目標，主要的依靠力量又是什麼？中國如何對待緬北地方武裝勢力，才能夠讓緬甸政府全力配合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進行深入研究，並且發出自己的聲音。

張景全

（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院長）

在海洋安全危機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提出了「堅持海陸統籌，構建海洋強國」的國家戰略，提出了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思路。而在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研究和思考：第一，目前所有關於海洋權益的概念、話語、理論體系、行為方法都來源於西方。隨著中國的崛起，海洋事務的「西風代」即將過去，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應注重話語驅動，將西方敘事轉化為中國敘事。第二，西方的海洋敘事的主體很孤立，一般都是國家，以國家為核心來探討海洋事務，海權論就是為國家在海洋上謀權益、爭利益。隨著人類的海洋活動由海洋控制階段發展到海洋發展和海洋治理的階段，參與海洋事務的不僅有國家，而且有人。今後，海洋命運共同體應該包括三個主體群落，即國家組織群落、人與海洋生物群落、海洋非生命群落。第三，以往談及海洋事務，主要關注的是權力和利益。然而在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除了關注權力和利益，還必須兼及道義和倫理。

原標題：聚焦重大熱點事件 把脈國際關係走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 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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