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文化史視角下的秦直道考察

原標題：王子今：文化史視角下的秦直道考察

秦王朝統治時期，是中國交通事業取得顯著進步的重要歷史階段。而秦始皇執政後期規劃發起的直道工程，在中國古代交通史冊上書寫了輝煌的一頁。對於秦直道，除了關注其交通史、工程史、行政史方面的特殊意義之外，從文化史視角考察，也可以有重要的發現。

司馬遷保留的文化史記憶

正是由於《史記》「縱」「橫」「全體」的文化史觀察，才保留了有關秦直道珍貴的歷史記憶。《史記·秦始皇本紀》寫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又《史記·六國年表》：「（三十五年）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秦始皇去世，秘不發喪，車隊經直道返回咸陽，「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中國歷史文獻汗牛充棟，而只有司馬遷留下了有關秦直道的明確記載，這得益於他親身行歷直道的體驗。《史記·蒙恬列傳》寫道：「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尊重和珍愛「百姓力」的偉大學者基於獨特歷史感覺和文化立場發出的洪亮聲音，伴著踏行直道的沉重腳步，形成遠徹千百年的影響力。

若無司馬遷對於秦直道出自極開明的文化史理念的關切、考察與記錄，後世可能永遠無法得知這一交通史上偉大道路工程的存在。

秦直道規劃的文化史背景

秦直道規劃的直接動機應是策應蒙恬部隊在北河的軍事進取，實現「河南地」與秦王朝重心地區的高效率交通。然而「千八百里」「直通之」的設計，或許也有特殊的表現神秘主義意味的文化理念在起作用。

秦直道通行的重要路徑在子午嶺上，而咸陽以南越過秦嶺的交通幹線子午道循子午谷南行，沿線有直河。「子午」快讀與「直」音近。子午方向在古人的意識中，具有今人不易理解的意義，我們可以通過西漢王莽的政令看出一些端倪。《漢書·王莽傳上》記載：「（元始五年）其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漢平帝的皇后是王莽的女兒，7歲時因王莽「秉政」的權勢，強行「配帝」，當時平帝年僅9歲。按照漢代社會上層的婚姻制度，王莽的女兒只能「待年」才能實現正常夫妻生活。所謂「有子孫瑞」，顏師古注引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一條道路的開通和「皇后有子孫瑞」的關係，暗示「子午」的方向，與生育、生殖相關，即有生命象徵的含義。張晏的解釋是：「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顏師古說：「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顏師古將子午嶺與子午谷聯繫起來考慮，以為「共為『子午道』」的意見，給我們有益的啟示。這一認識為後世學者所承襲。如康熙《陝西通志》卷三《山川·慶陽府合水縣》「子午山」條：「直南直北，隨地異名。南有子午峪，北有子午嶺。」又道光《鄜州志》卷一《山川》「子午嶺」條寫道：「子午嶺。州西二百里，與終南子午谷相對。……秦直道在此。」

秦直道沿線還有另一處重要的神秘文化存在，即位於甘泉的「匈奴祭天處」。《史記·匈奴列傳》張守節《正義》：「《括地誌》云：徑路神祠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匈奴祭天處」和華夏人祭黃帝處，因直道彼此聯繫，是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而「徑路神祠」一語如果來自意譯，則「徑路」與「直道」義近，也是耐人尋味的。

秦直道交通的文化史意義

「直道」修築的起因，在於與匈奴的戰爭。正如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是一種人類交往的行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顧「奴隸制」以來的歷史時也曾經指出，歷史「逐漸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戰爭和交易這種外部交往的擴大」。從秦漢歷史來看，與戰爭同時發生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往形式，還有和親、賂遺以及關市等，其性質也可以看作「交易」，而直道通行的便利使其成為這些活動的首選線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和《汲鄭列傳》《匈奴列傳》都說，匈奴「絕和親」，即與漢王朝進入交戰狀態時的軍事動作，就是「攻當路塞」。按照司馬貞《索隱》引蘇林的說法，即「直當道之塞」。《漢書·匈奴傳上》顏師古注則稱「塞之當行道處者」。就道路規格和通行效率而言，其中所謂的「路」與「行道」，是「直道」無疑。

漢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許多跡象表明，呼韓邪單于當時是循「直道」南下。《漢書·匈奴傳下》記載，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眾睏乏」，漢「轉谷二萬斛以給焉」。此次「轉谷」運輸，也應通過直道。王昭君北上經行「直道」之說，得到許多學者的支持。

匈奴雖為草原民族，卻受到中原消費風習影響，所謂「好漢繒絮」即表現之一。《漢書·匈奴傳下》說，自劉邦時代起，漢即「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後來「增厚其賂，歲以千金」。漢王朝以「賜」的形式對於匈奴的物資輸送，多有絲綢織品及成衣等。自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多次賜匈奴「錦帛」及「絮」，數量逐次增加。簡單統計後累計「錦繡繒帛」8萬匹，「絮」8萬斤。如此驚人的數額，是否僅僅用以滿足匈奴「民眾睏乏」的需要？應當看到，絲綢作為一般等價物，在漢王朝與匈奴的經濟關係中發揮了作用。可以推想，匈奴得到超出實際消費需求數額的「錦繡繒帛」和「絮」，是可以通過轉輸交易的方式獲取更大利益的。林幹曾經提出匈奴在商業交換活動中的活躍，「匈奴與羌族經常發生商業交換；對烏桓族和西域各族也發生過交換」。「（匈奴）通過西域，間接和希臘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發生交換。」理解絲綢之路交通由「直道」轉「北邊道」，經草原通路西行的貿易方式，可以發現絲綢之路聯繫東西文化體系的偉大歷史作用，其實是通過中原農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共同努力而實現的。而直道對於東西文化交流的積極作用，也因漢匈往來相關史跡得以突出顯現。（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圖文轉自：中國社科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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