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藝術逃難之愛

「那時，家與國，愛與恨交織在一起，

但他選擇了愛。」

今天是偉大的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日，十四年抗戰，所有中國人的頭上都寫著四個大字——「艱苦卓絕」。浙江作為抗戰前線，生命財產的損失更是無計。不願成為亡國奴的浙江人，紛紛在戰爭開始後前赴後繼的向後方發起征程——或者說「逃難」，浙大師生如此，美院師生如此，漫畫家豐子愷亦是如此。這段征程，無論是對豐子愷的人生抑或是創作而言，都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故鄉的溫情

豐子愷故居——緣緣堂

1933年，豐子愷在故鄉石門灣設計建造起一個兩層小樓——緣緣堂；在接下來的近6年時間裡，緣緣堂成為了豐子愷一家的天堂：「夏天，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在堂前作強烈的對比，向人暗示「無常」的幻想。葡萄藤上的新葉，把空中人物映成綠色的統調，添上一種畫意。垂簾外時見參差人影，鞦韆架上時聞笑語...這暢適的生活也使我難忘。」

豐子愷的作品一直是十分溫柔的，這與他在故鄉的經歷息息相關。因為父親只有他這一個獨子，所以豐子愷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祖母疼愛他，父母姑姑疼愛他，姐姐們憐惜他，甚至連染坊里的工人都喜歡他。長大後，他又跟隨著名藝術家、學者弘一法師——李叔同學習藝術，李叔同身上的佛性也感染了他。雖然豐子愷早期的作品，都是取材於現實，諷刺現實的，但對他而言，連諷刺都是十分溫柔的，這種伴隨一生的溫柔，使他總以溫柔悲憫的心來看事物，發散在他筆下，就變成了平易的文字與純仁的畫風。

生死之痛

《戰場之春》

偌大的中國，能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日子其實並不長，對豐子愷來說，噩夢是從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是日，日軍對距離緣緣堂僅30英里的省城杭州進行空中轟炸，當時豐子愷正和家人正住在緣緣堂。但豐子愷第一次考慮逃離故鄉，是在日軍發動淞滬戰役後的不久。面對最初的所有離開安全地和社會關係的焦慮和現實，作為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豐子愷顯然感到必須在更大的文化視角下考察逃難。他說：「江南佳麗之地，充滿了硫磺氣、炸藥氣、戾氣和殺氣，書卷氣和藝術氣早已隱去。我們缺乏精神的空氣，不能再在這裡生存了。我家有老幼十口，又伴隨相親四人。」這似乎是坦誠的精英主義的解釋，也是對引發逃難的恐懼和不願受日本控制的掩飾。豐子愷一家逃的及時，兩天後，日軍進入石門灣。

豐子愷的第一個目的地，是他的老師馬一浮（民國著名哲人，浙江大學校歌《大不自多》作詞者）的家，桐廬——就在他們離開石門灣後不久，馬一浮先生便來信邀請他們去他那兒暫避。豐子愷選擇的交通方式是乘船，花了幾十塊雇了個船夫，第一個白天就在有驚無險中度過了。但事情在晚上發生了些許變化。當日半夜，他們一行人在拱宸橋遇到了在石門灣當過公差的張班長。豐子愷尤其熱切的打聽老家的消息。張班長剛從桐鄉過來，他的妻兒都住在那裡，桐鄉的日軍正在到處殺人放火。他幸虧有艘小船，得以逃命。豐子愷描述張班長說話的景象，「午夜的寒風把他的餘音吹的發抖，變成一種哭聲。」豐子愷等人默默地跟著他走進一間房子，他們繼續問張班長在桐鄉的見聞。「啊呦，殺人」「啊呦，放火」「啊呦，強姦」豐子愷等人被張班長的後怕嚇到了。他找到了拱宸橋房屋的管理老頭，一個佝僂的老頭，問他有沒有從杭州到桐廬的公共汽車——白天的經驗告訴他，水路其實並不安全，一路上都是國軍的亂兵，隨時都有可能徵用他們的船隻，要知道，一家十幾口在那時如果離了交通工具就是必死無疑。老頭對豐子愷發出鄙視的笑聲，說：「還想汽車？船也沒有了！還是前幾天，他們雇桐廬船，出到160元！現在是1600元也雇不到了！」豐子愷只好又回到船上，但他卻非常緊張。

由於已是深夜，船上的大部分人已經睡著，豐子愷卻難以入睡。他想起自己包裹里還有兩本書，一本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一本是月前在緣緣堂依照前書畫的《漫畫日本侵華史》。他意識到，隨身攜帶者這兩本書很危險。假如日軍第二天早晨抓住了她，搜查他的東西，發現了這兩本書，整個船上的人都會死。起碼，他會被殺，其他人則頒布的不在沒有他的情況下繼續向前走，那可怎麼辦？想到此，豐子愷害怕極了。黑暗中，他伸手在包裹中摸索，把書和畫稿拉出來，用手電筒檢查了一下，然後將其扔向了船外，他詳細記載了自己的心情。

「咚的一聲，似乎一拳打在了我的心上，疼痛不已。我從來沒有拋棄過自己的畫稿，這曾經我幾番考證，幾番的構圖，幾番的推敲，不知堆積著多少心血，如今盡付東流了！但願他順流而東到我的故鄉，坐根在緣緣堂畔的木場橋邊，一部分化作無數魚類，驅逐一切妖魔，一部分開作無數自由花，重新妝點江南的佳麗。」

《護生畫集》

對緣緣堂的回憶和重返那裡的想法支撐著豐子愷。他在蒼白的月光中朦朧入睡，但是睡不安穩，孩子們或是胸痛、或是腿被壓住了、或是睡不好的哭喊一直讓他半睡半醒。雖然心存國讎家恨，面臨前途迷茫，但是豐子愷依舊是溫柔的，反而比以前更加溫柔了。豐子愷漫畫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與李叔同合作的《護生畫集》，豐子愷作畫，李叔同提字。所謂護生，就是保護芸芸眾生，師徒二人希望通過藝術的感染力，讓處在混沌中的中國人內心能夠充滿愛意，這也是他在後方堅持創作的一個源動力，他一直希望這個世界能夠變得更美好。

勝利之夜

豐子愷於抗戰勝利後所作《勝利之夜》

豐子愷離開杭州後，到達了桐廬，可桐廬也不是一個能夠久處之地，他們一行人又再度遠行，一直到萍鄉，到武漢。一路上他們見過人間無數苦難，無數慘不忍睹的形象都映照在豐子愷的心底，這些都成為他創作的素材。他也曾無數次感嘆戰爭的痛苦，知識分子尚且如此，平頭百姓又作何活法！生活的困苦和藝術的大愛交織在一起，因此，在豐子愷抗戰期間的作品中，既體現了強烈的民族自尊，也體現了溫柔的大愛，這種愛與恨相互交織，作為抗戰期間的宣傳品，鼓舞著人們前行。

《kiss》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全民歡騰，全國各地的氣氛都勝過了任何一個節日。豐子愷終於要回家了。1946年秋，豐子愷和家人回到了石門灣。然而回歸帶給他們的是毀滅性的打擊。此前在拱宸橋遇到的張班長所說屬實。豐子愷描述了回家時的景象：

「當我的小舟停泊島石門灣南皋橋埠頭上的時候，我舉頭一望，疑心是弄錯了地方。因為這全非石門灣，竟是另一地方。只除運河的灣沒有變直，其他的一切都變樣了。這是我呱呱墜地的地方。但我十年歸來，第一腳踏上故鄉土地的時候，感覺並不比上海親切。因為十年來，它不斷地裝著舊時的姿態而入我的客夢；而如今我所踏到的，並不是客夢中所見的故鄉！」

過去的記憶讓豐子愷熬過了逃難和戰爭年代。他仍然保留著這份記憶，儘管現實已經使它一去不復返。此番景象，令他黯然，正如張岱筆下的西湖：「餘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余也...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避走，謂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尚得全然無恙也。」

戰爭的傷痕經歷了數十年，及至今天，仍然隱隱作痛。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小幫主願世界和平，願全人類生活安定，讓美麗再生，讓藝術永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