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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傅抱石:傅家的故事

傅益瑤約1960年與父母在南京玄武湖

一、父親的青少年時代

我的爺爺叫傅得貴(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補傘謀生,是南昌的一戶赤貧人家。在父親八九歲的時候,爺爺就去世了。

爺爺在鄉下時,跟地主的兒子吵架,結果被地主的兒子用釘耙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謀生治病。在城裡,爺爺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補傘為生,收了爺爺做徒弟。爺爺很能幹,會做絨花、耳環,還學會了修理洋傘。當時的土傘是紙傘,洋傘是進口的布面傘。何立堂死後,把攤子留給了爺爺,爺爺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傘鋪」。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縣人氏,原是一戶人家的丫頭,據說因為被老爺看上了,太太大動肝火,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說是不要財禮,只要找個窮的,這樣就找到了我爺爺。其時,我爺爺已經三十多歲,比奶奶大十多歲。奶奶是個能幹的女人,性格開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氣概,在所住的那條街上有相當的權威,街坊鄰居出了什麼事情,都來找她說事、評理。

爺爺祖輩單傳,因此為父親取名長生。父親小時候出麻疹,把爺爺嚇壞了,怕父親的手亂抓,如果抓到臉上就會破相無疑。這時出嫁的姐姐回來,姐夫問他想要什麼才能不抓臉,父親說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買了一本滿足了父親。父親把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著,一動不動,終於熬了過來。父親的臉長得還是很清秀的,梅蘭芳後來曾經開玩笑地對父親說: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父親祖籍江西新喻,這地方位於袁水中游,老家羅坊鎮章塘村是個窮鄉僻壤,母親在抗戰期間曾隨父親從南昌逃難回過老家,幾十年後回憶起這段往事,印象還是那麼清晰,說得活靈活現,把我們笑壞了。母親是第一次到父親的老家,老家到底有多窮,父親不敢先對母親說。

那時他們是坐船去的,船在行進中,前面出現了一個村莊,有一片房屋,母親就問是不是到了?父親回答說,沒有這麼好。過了一會,看到不少茅屋,媽媽又問是不是到了?父親說,也沒有這麼好。過了好久,總算到了,果真是最窮的地方,那時候雨過天晴已經三天,父親老家門口還是一片泥濘;那裡只有一座祠堂還有點樣子,除此別無長物;父親和村裡人就坐在長板凳上喝山芋酒;晚上睡覺時,蚊子多得人不敢脫衣服……

爺爺家在南昌「臬台後牆」的貧民棚戶區內,剃頭的,修腳的,擺攤的……各色人等雜住在一起,艱難生存。「傅得泰修傘鋪」的左邊是家刻字店,右邊是家裱畫鋪。裱畫鋪的牆上掛了許多字畫,父親常去串門,久而久之,竟對這些字畫產生了濃厚興趣。七八歲的時候,父親在私塾旁聽,識了不少字,後來奶奶讓他去瓷器店當學徒。學徒三年,不僅要給老闆娘抱孩子,每天還要上門板下門板。門板是江西特產樟木製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塊,每天一裝一卸,舉重四十八次,父親人小無力就拱著背使勁,時間一長,就落下輕微的駝背,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母親和父親結婚時,有客人還問,你們新姑爺怎麼是賣布的呀?當時賣布的小販,就是整天扛著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親駝著背站在畫桌邊畫畫,我就覺得父親一生的艱辛都在裡邊了。

因為超強度幹活,父親小小年紀就開始吐血,老闆娘害怕了,便把父親退了回來。我現在為什麼要到景德鎮去畫瓷器,這也是一個原因。

父親十三歲時進江西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讀書,學校老師為他取了個學名叫傅瑞麟。父親十七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高小畢業,被保送進第一師範學校讀書。但入學讀書需要交納一定數額的保證金,萬般無奈之下,想到了鄉下還有祖傳下來的幾分薄田。於是父親就從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錢,結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讓父親進門,說窮人家的孩子還讀什麼書,連頓飯也不給吃,最後還是嬸嬸包了兩個山芋給父親……

父親後來在一位張姓老師的資助下解決了保證金問題,到學校一看,卻發現榜上沒有自己的名字。門房問他,你是不是姓孫呀?用「名落孫山」的故事來譏諷他,讓父親傷心欲絕。正在這時,恰好校長路過,告訴父親是被保送的,所以榜上無名,父親這才破涕為笑。

父親除了上學,課餘就在家幫助大人做絨花、耳勺子。父親很聰明,手很巧,有時候爺爺敲耳勺敲不正,父親放學歸來幫忙敲,鐵絲放在窩塘里,一鎚子下去,敲得又准又圓又深,就是一個成品。每逢這時,奶奶就會哭著感慨說:我是不是要死了?我的兒子已經這麼成人了。

父親有個姐姐,比父親大好幾歲,嫁給了當地人稱「頭把刀」的一位廚子。廚子在店裡做完菜之後,就會把魚架子帶回來煮湯給家人喝。後來我們家裡吃魚丸、魚片,父親往往就會不由自主地問:魚架子呢?母親有時候和父親開玩笑,也會說,你不就是個吃魚架子的嗎?父親一直喜歡吃江西的腌肉,而不喜歡吃魚,也許就是因為小時候吃了太多的魚架子的緣故。

父親小時候真的很苦,上了學也沒有什麼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媽媽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裡邊,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後來我到日本留學,知道日本皇族有一個傳統,就是天皇嫁女兒或是娶新娘的時候,要穿最豪華的衣服,從裡到外必須有十二層。這時我就想,父親當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單」嗎?因此,父親常常對我們說,如果不知道「饑寒」二字,是不會成人的。同時,他還告訴我們要發奮有為,他不止一次對我們講過小時候的一個經歷—那還是父親在上小學的時候,一次隨祖母去她的乾姊妹家吃生日喜酒,同桌的一位婦人,聽祖母講父親認真讀書的事,一臉的鄙夷不屑,說:「老鼠爬上秤鉤鉤了……」(南昌土話,意思是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祖母臉色發青,站在一旁端著飯碗的父親氣得雙手發抖,覺得這是奇恥大辱,心裡發誓一定好好讀書,發奮有為……

父親從小就喜歡刻圖章,把石頭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跡斑斑。不少人提到父親的名字傅抱石,都說是父親喜歡石濤以及屈原「抱石懷沙」的緣故。我的理解,父親取名「抱石」兩個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懷抱石頭,喜歡刻圖章而已。

父親早年寫過一本書,叫作《摹印學》,是親筆繕寫的小楷,漂亮極了,父親的校長當年就帶著父親和這本書去見的徐悲鴻。徐悲鴻當時已是社會名流,他看過之後,讚嘆不已,對父親另眼相待。

其時法國在南昌辦了一個博覽會,父親在那兒幫忙做點事,他幹事認真,連打包裹之類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博覽會的負責人很欣賞父親,就說可以幫助父親去法國留學。但是徐悲鴻對父親說,你到法國去,你的這身本領非但得不到進步,你還會丟掉它;還是去日本好,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延伸。徐悲鴻就寫信給當時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熊式輝開始說,現在國難當頭,學什麼藝術?熊式輝的秘書是父親校長的朋友,他後來告訴父親,徐悲鴻很了不起,不斷寫信給熊式輝,並且說如果有困難,經濟上他來資助。這個秘書就把徐悲鴻的信夾到熊式輝的備忘錄中遞交上去。後來熊式輝終於批准了父親的出國留學,說江西景德鎮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學工藝吧。所以,父親去日本,最初是學陶瓷圖案的。

二、母親的家庭

父親、母親成長於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環境。

母親叫羅時慧,因為出生在奉天(今瀋陽),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親是大戶人家的女兒,她的父親叫羅鴻賓,字秋阜,是前清監生,捐資得官,歷任江西稅務局長、法院院長等職。母親從小就有個同年丫頭陪著。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親雖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沒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寵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專門培養她讀書。我的外婆叫李維屏,四歲便被賣到羅家做丫頭。那個時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後嫁一個上等人家,就必須裹小腳,我的外婆七歲時還是一雙天足,已經不能裹腳了,但她自己一個人還是硬把小腳裹起來了;十一二歲時,外婆在灶間邊燒火邊開始學認字,再後就可以讀經讀報了。我小時候,外婆還教我念《波羅蜜多心經》和二十四孝。

1960年傅抱石在北京,右邊是傅小石,中間為王俊銘夫婦

外婆在十六歲的時候,成了羅家的第四房太太。二太太生了一個兒子,沒有生養的大太太是地主家的女兒,擔心這個男孩長大以後不認自己這個大媽,就不準二太太活,逼她喝下泡了火柴頭的花露水,但沒有成功;最後二太太是吞金自殺的。

我的這個大舅舅,每逢過年燒香祭祖時,看到親生母親的牌位,就會不停地掉眼淚,和大太太始終也不親。他非常聰明,學習成績優秀,物理總是考第一名,英文也很好。可惜的是,他考取了大學,卻因病不能就讀,不久死去。

三太太看到外婆跟外公去了奉天,就向大太太打小報告,說外婆做了紅色的裙子。而當時紅色只有正房才可以穿,側房只能穿水紅的。我在日本做報告,對聽眾說,在中國,顏色在很長時間裡都象徵著權力和地位。

母親長大之後,因為家庭聲望很高,很多人都來求婚,內中還有一名後來逃到台灣的「部長」,外公因為不清楚他的底細,沒有答應。

關於婚姻,我的外婆對母親講,絕對不要嫁到豪門,說:「寧到窮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湯。」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種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湯雖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

母親讀中學的時候,就參加了「CY」—共產主義青年團,被推舉為江西省學聯幹事,剪了頭髮,跟方誌敏一起鬧革命。北伐軍到南昌,母親牽著婦女協會主席蔡暢的女兒四處活動演戲,宣傳革命,比父親還早地認識了時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母親被動員回南昌女中讀書,秘密搞地下宣傳工作。當時按照羅家的族規,女孩子不守閨訓,私奔外逃,一旦抓獲要活埋處置。母親時年十六,雖非私奔,但離家出走,「混跡」於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過。但由於外婆的懇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歲得女,平時嬌寵慣了,又是時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裝責罵一通了事,讓母親裝上一根假辮子繼續上學。

傅抱石 隔岸桃花 立軸

三、恩愛夫妻

母親是父親的學生。母親在學校非常調皮,父親可能很喜歡母親的這種性格,就追求她。母親開始並不想結婚,喜歡看《娜拉》之類的小說,並受小說的影響很大。

父親常常到母親家裡去給我舅舅講故事,補功課,討好母親。父親家境困難,娶母親的阻力很大,特別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難對付,父親就買了許多衣料送給她,後來這個姨婆一直跟著我們住。另外,父親又去借了一張存摺,上面有一千個大洋,給外公看。外公其實對父親的印象一直很好,但還是擔心他太窮,看到父親的存摺,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親的求婚。外公對父親特別關照說:我的這個女兒除了是個人以外,什麼也不會,你要一生照顧她。

父親沒有食言,一直在照顧母親;如果不是抗戰時到了重慶,母親可能連飯也不會做。後來家裡的事情雖然是母親管,但有兩件事一直是父親幫母親做的,一個是疊被子,一個就是幫母親捶背。母親總說父親捶得好,像小鎚子一樣,力量恰到好處。母親生病總是頭疼吃藥,父親怕她亂吃,就定時定量拿葯給她吃。母親原來一點不會做飯,但後來父親的飯菜全是母親張羅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親也會親自下廚為父親做飯做菜。

父親吃菜的口味簡單,但要求很高,最喜歡吃母親做的炒大腸和三杯雞。父親說母親做的炒大腸簡直跟紅棗一樣,又紅又亮,緊緊的,圓圓的。三杯雞則是我們江西的老菜,雞里放一杯酒、一杯醬油、一杯麻油。

上世紀40年代,父母在重慶的那段日子非常艱難,母親為料理家中的一切,費盡心思。1945年母親過生日時,父親給她畫了一張畫,在畫上題寫下了對母親的感激之情:「今日為時慧三十晉五生日,入蜀六載余,實未嘗重視之也。憶與時慧結褵十有五年,大兒益鈞十四歲,二兒益鉅十歲,長女益珊六歲,次女益璇方九月,從俗稱亦兩歲。余以艱苦之身,避地東川,岳母李太夫人俱來,戰時一切,均極激蕩,而我輩仍不廢筆墨丹青,所居僅足蔽風雨,所衣皆丁丑前之遺,真如大痴家無擔石之儲也。幸時慧忍受向所不能忍者……哺育之苦,時慧任之,余之感紉為荷也……倘將來得有所傳,皆非余所應有,蓋莫非余母之所訓,暨時慧之所助成也。乙酉五月十七日。重慶金剛坡下寄寓,並記敬意。時慧賞之,傅抱石。」

母親雖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愛,特別是她的幽默詼諧,為大家所喜歡。母親的鼻子很大,用我們江西話說,就是「鼻子大,心不壞」。有個算命先生給母親算過命,說母親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禿子會長頭髮,嫁了窮人會發財。大凡以後她跟父親吵嘴時,就會一邊打自己的鼻子,一邊說:「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讓父親有好運氣。母親的樂天,主要是由於小時候外公的寵愛。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鴻到南昌小住,父親在朋友的引薦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訪了他。隔日徐悲鴻到父母住處回拜,當場畫了幅《鵝嬉圖》見贈,畫面上是只大白鵝,頭頂一抹硃砂,引頸向天,紅掌下幾莖青草。父親用別針把它別在中堂畫上,然後送徐先生回旅社。母親在等父親回來的間隙,鋪紙磨墨照畫臨摹了一幅,興猶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隻大鵝蛋……次日清晨,記者湧進家裡,昨日他們沒帶相機,今日趕來拍畫。母親把自己臨的畫拿出來,一位記者驚叫起來:「昨天未見有鵝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親抿嘴一笑:「張僧繇畫龍點睛,破壁而去;大師神手畫鵝,昨日肚裡就有了,一夜過來,自然生下了。」記者們為母親的亂真之作和幽默風趣,大為傾倒。

這類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親回到家裡,幫傭的人告訴他,有個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親過去一看,只見這個人戴著瓜皮帽,留著小鬍子。父親就問,您是哪位?這位先生說:「我認識你好久了,你怎麼不認識我呢?」父親愣在那裡,怎麼也想不起來。結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來這是母親裝扮的。母親的幽默名聲在外,以至許多畫商、古董商都說,畫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們看到母親往往比看到父親還要高興。

母親雖然後來一直在家料理家務,但她心靈深處的願望,就是獨立。我的獨立,受母親的影響很大。

他們婚後不久,父親便去日本留學,留洋經費一千五百大洋,父親留了一部分給家裡作安置費,就把家丟給了母親。母親留在南昌教書,她對自己的能力特別有信心,也特別喜歡工作。因為母親完全是樂觀的性格,因此她無論到哪個環境,與周圍的關係都特別好。有時我和母親一起去買東西,遇到來自各個地方的售貨員,母親除了廣東話,四川、湖南、上海、蘇州等地的方言都聽得懂,也會說,所以對方講什麼話,她就能回什麼話,跟售貨員的關係一下子搞得很融洽,售貨員就會把最好的東西推薦給她;這時我就特別佩服母親。

母親還說過相聲,用各種各樣的方言說相聲。侯寶林等老先生非常喜歡我母親。我和母親到北京去的時候,侯寶林還來看過我們,跟母親聊天,聊著聊著,忽然就笑翻了天。母親一輩子最喜歡的就是幽默、有趣,因此母親對人的評價就是:這個人幽默,那個人有趣。從前客人上門,不是先打電話預約,而是直接闖門。客人闖過來了,一看到父親在家,有的來客就不敢進來;要是我父親不在家,客人來得反而多,因為他們跟我母親聊天聊得特別快活。反過來,我父親在樓上畫畫,除了要緊的人,他實在不太願意放下手中的筆。有時母親讓父親下來,說誰要見他一下,父親就會非常懊喪地放下筆,嘆一口氣。到了吃飯的時候,父親就會說,今天的事沒做完,對不起這杯酒啊。由此可見父親對工作的執著。而一旦母親跟客人聊得高興起來的時候,就意味著父親有空畫畫了,這如同救了父親一命。

母親的性格就是這樣。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不是放在嘴上說我愛你,你愛我的,而是一種真正的溝通的關係。父親和母親也吵架,偶爾也吵得很厲害,這種情況大都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父親喝酒是越喝越認真,越喝越嚴肅,母親一般不喝,偶爾也抿一口。一旦這樣的情況出現,他們之間十有八九就會發生口舌,這時母親就拎著皮包出門,說我要學娜拉出走……說歸說,吵歸吵,兩人之間絕沒有猜忌、怨恨,始終有語言溝通,所以母親不止一次跟我舅舅說,你們夫妻倆是破壞性的安靜,我們是建設性的吵架,越吵越好,越吵越有深度。

父母的婚姻中,「恩」的因素很大。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全家在外逃難,炸彈的彈片把外婆的一隻眼睛炸瞎了,另一隻眼睛只能模糊地看到影子。父親就背著外婆,帶著孩子,往老家新喻輾轉。後來我外公告訴父親,郭沫若在報上登文章找你,於是全家又從新喻轉往重慶。到重慶後,父親在中央大學教書,住在重慶郊外金剛坡一家地主堆放雜物的偏屋裡。父親原來並不喝酒,但房東家埋了很多酒罈子,常邀父親拿個小勺,調一些酒喝,喝著喝著,父親的酒量就越來越大了。那個房東是有一些文化的人,跟我父親邊談話邊喝酒,眼見英國大使還特意趕到金剛坡來看我父親的畫,更覺得父親了不起,因此跟父親的關係也就不錯。父親在金剛坡一住八年,我的大姐、二姐也出生在那裡。

抗戰勝利後,全家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大學的平房裡。父親隨後在上海開了一個很大規模的畫展,全為巨制,賣出去很多,得了一筆錢,就想擇地蓋房。他選址的第一考慮,是南京城南的慧園,因為契合母親「時慧」的名字。但終因那裡沒有空地,也沒有空房,只得作罷,最後才聽從徐悲鴻的意見,選在傅厚崗與徐悲鴻為鄰。

父親從來沒有讓母親窮得沒飯吃,甚至對母親的情緒變化、高興與否都很關心。母親是父親心裡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門,就開始給母親寫信。在日本留學時,父親差不多隔天寫封信,不論什麼細節,比如新居里傢具的位置,比如與朋友相聚時各人的座次,等等,都會寫信告訴母親。後來,在與江蘇畫家作兩萬三千里旅行寫生時,也是日日或隔日寫信。當時同去的年輕畫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寫了十來封,而父親卻寫了三四十封,讓同行者們唏噓不已。父親不論是出差還是出國,總是精心為母親挑選衣物,而且只為母親一個人買。在羅馬尼亞商場里,父親為母親挑大衣,竟找了身材與母親相仿的女售貨員左試右試,才買下來。

母親的文章也寫得很好,對此我記憶猶新。我現在手上有很多母親的信,這些信的內容多為家常,但感情非常細膩,而給父親學生沈左堯的信則涉及一些文化。母親在父親留學期間一度到武昌上美術專科學校,也畫過畫,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還收藏著母親的一張畫,是當年母親寄給父親的,後來被父親保存在老師金原省吾處了。

媽媽寫過《傅抱石愛書如命》一文,憶念父親的細節很感人:

抱石一生的時間不算長,但他沒有浪費一天光陰,哪怕是在抗戰逃難的途中,他也能抓住空隙時間讀書或寫點短文,甚至躲警報時,在防空洞中的微弱燈光下,還孜孜不倦地看書。偶然有一天因故沒有做他想做的事,到晚上便會感嘆著說:「今天算是白吃飯了!」他最怕過年過節日,說,這都是浪費時間的日子,尤其是春節,耽誤的時間拖得長。童年時,他母親叫他到外祖母家拜年,他卻躲到書店裡,半天才回家,哪知外婆已坐在他家了,後被母親打了一頓。他對春節拜年這個習俗非常不滿,一生不拜年,不串門子,只串書店,每天晚飯後,一定要到外面走一二個小時,朋友們以為他是去逛馬路,稱他為「馬路巡閱使」,其實,他只是到舊書攤集中的地方,東翻翻,西找找,經常在舊書攤發現書店裡買不到的書。到他五十歲以後,舊書攤沒有了,便去古舊書店,有時在小縣城中倒可買到一些很有價值的書,甚至有善本、孤本書,被他發現,即高價買來,視若拱璧。直至他去世前十八天,齊燕銘先生因受他之託,找到了一套(十本)書寄來(書名我忘記了,價格是五百元),我認為太貴,他卻抱著書爬上樓,連呼「好得很!好得很!」高興的勁頭,如同孩提。因此,他一人睡一個偌大的床鋪,還感到不夠使用,原因是床上的大部分空間被書佔滿了。那些線裝的古舊書,是蠹蟲生長發源地,是以不斷地發現蠹蟲在床上爬行著,如果我不去天天打掃,他也滿不在乎,甘與蠹蟲共處。

父親的作品,母親是第一位觀眾和評判者。1961年秋天,父親從東北寫生回來,畫了一張很大的畫,母親進門一看,脫口而出:這不是林海雪原嗎。於是父親就為此作命名為《林海雪原》,並寫下題識:「今夏薄游東北,端午前一日得陟長白山巔,真可謂『茲游奇絕冠平生』者也。迨後數數為圖,均不易得其雄渾闊大氣象。此幀經始於長春(時正寫《天池林海》長卷),落墨於青島,而完成於歸寧之後。時慧見而曰:此林海雪原也。遂題之。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傅抱石,南京並記。」

父親還畫過一幅柳蔭仕女,母親看到人物臉上的神情,即為之點題,深得父親之意,立刻把母親的意思題在畫上,篆書「春光」二字,小款:「余寫此幅未竟,時慧曰:此春光也,即題之。乙酉清明前一日,傅抱石。」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父親畫大畫用墨特多,有時來不及磨墨,母親就上前助力,戲稱自己為「磨墨婦」。父親在杭州休養作畫時,有一幅畫上要有輛小汽車,因為對現代交通工具不熟悉,畫了幾次都不理想,最後母親上街買了輛玩具小汽車給父親做參照,父親的畫一下子就畫好了。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們之間好像有說不完的話。我記得父親住在樓上,母親住在樓下,常常晚上,母親總要端一杯茶送父親上樓睡覺,過一會兒,父親送母親下樓來,可他們說著話,不知不覺地,母親又把父親送上去了,他們常常這樣樓上樓下送來送去,我們看在眼裡,在旁邊笑個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憶父母生活細節的文章中寫道,南京夏天特別悶熱,我們全家在院子里乘涼,母親常常穿一套半新不舊的黑綢衫褲,睡在小竹床上,父親就坐在母親身邊,手裡拍著扇子,兩人一邊說話,父親一邊幫母親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親睡熟。母親的腰病是生二姐時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親就幫母親捶了多少年……

母親在父親逝世二十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聲情並茂的文章,談到父親的家庭責任感。母親這樣說:「在家庭,他上對老母,下對兒女全都關心到無微不至,有時甚至使我感到有些過分。他哪怕是離家只有三天,必定有兩封信回來。有時人都到了家,他進門便問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說沒有。他卻有把握地說:『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著看,郵遞員馬上便會送來的。』真教我好氣又好笑。他一生離家的時間,加起來也不滿五年,家信卻有一大皮箱。」

父親有個自定的規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給母親做壽,買東西,然後給母親畫張畫,而他自己則從來不做壽。

父親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當時血壓已高得不得了,跟隨父親一起去的學生寫信告訴我母親,說晚飯時傅公喝了很多酒,儘管很晚了,但仍說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為這一天是母親生日,他要給母親畫張畫,是一張很漂亮的扇面……

父親去世得很突然,頂樑柱一倒,母親就覺得天崩地陷,一個月內完全不知所措。她從前不是個能獨立處理事情的人,但自那以後,母親忽然具備了這種能力。「文革」開始,我們兄弟姐妹全倒霉,用母親的話說是「全軍覆沒」。我大哥因「反革命」言論判了十年,二哥也被抓回山東。為了大哥、二哥,母親跑山東,跑北京,千方百計救孩子,背著包袱去上告,真是咬心嚼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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