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新加坡學習了什麼

新加坡是個很優秀的國家。其中最優秀的一點如NUS董教授所言，他小學的課本上新加坡國土面積才500多萬平方公里，如今已經突破700萬平方公里了，「新加坡估計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不靠戰爭而將自己國土面積擴大了20%以上的國家！」

優秀不？

必須的！

國土從哪來？填海。填海的沙和土呢？一開始從隔壁馬來西亞買，馬來西亞發現後很生氣，就轉而向印尼和柬埔寨購買，現在據說印尼和柬埔寨也已經不賣沙子給新加坡了。

談到填海——不知道是否國內的填海行為也是向新加坡學習的？比如深圳，別說前海後海了，半個南山區都是填海填出來的，如今繁華的海岸城購物中心、前海合作區，十多年前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基建狂魔並非浪得虛名，由此可見一斑。

想到這些，主要是上周末終於把鄭永年教授《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這本著作看完了。看前兩章的時候我已經在悅讀群里向同學們安利，說這本書一定程度上是「憤青治癒系列」，能不能治癒，估計還得看個人體質，但內容確實值得一看，可以換從「政治」的角度來重新認識國家的一些所作所為（似乎還是很有道理的）。有些概念長期以來可能被某些人誤解，比如「高薪養廉」就是其中之一，但如果了解其背景之後，發現完全是正確的——如果環境適應的話。

所以下面所寫的，當是讀書感觸吧，但只是與新加坡相關的一些感想。一篇文章，總要有個主題，哪怕讀書筆記也一樣。

中國曾經向新加坡學習了什麼？依鄭教授書中所言，「公積金制度」、「住房制度」、「工業園區」、「淡馬錫」（類似國資委）、"金融監控制度」以及「高薪養廉」等等，都是新加坡總結出來的國家管理經驗。又如雖然中國自古以來當權者與理想主義都有著「居者有其屋」的情懷，但這個理想首先也還是在新加坡實現的。

這裡重點提一下國內一直有所誤解的「高薪養廉」。曾幾何時社會輿論一直懷疑、探討、爭論高薪是否真的能養廉？但《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里給出理由後，就覺得是非常可行的，原因在於：首先，新加坡儘管一黨獨大，但政治體系是向社會開放的，執政黨需要在全社會、全世界尋找優秀人才，黨的幹部來自社會使得黨和社會維持有機聯繫，來自社會的人才能夠更好了解社會需要，更好表達和代表社會利益，更重要的是，社會對他們的認同度高。

其次，社會精英的高收入會減少腐敗，這些人本來就有很好的經濟基礎，所以他們進入執政黨擔任公職並非為了經濟利益，而是為服務社會。所以，為什麼要有高薪制度——既然要和社會競爭精英人才，如果那些人才在企業都能拿到年薪幾百萬了，為什麼要到政府來拿少得多的薪水？所以，要吸引這些人才就必給他們一個基本的報酬。

最後，高薪能夠推行是因為新加坡的精英制度。如果幹部隊伍過大，高薪就很難實現。

新加坡儘管國土面積很小——甚至不及廣州轄區面積的10%，但各方面實在太突出了。以電子政務的發展來說，《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2018》中新加坡在世界排名第7，對比我們的排名是65，在世界銀行《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中，新加坡名列第二，對比中國排名是第78，比越南都落後了10位。

不是說要妄自菲薄，而是需要客觀的認清現實，才有可能進步。而進步最快的方法，標杆學習法可算是其中之一。中國領導層從鄧小平開始就對新加坡經驗非常重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特意強調要學習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經驗和社會治理經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向各國學習，但對新加坡經驗的重視不是其他國家的經驗所能及的，中國各級政府與派遣了無數的代表團前往新加坡學習和進修。畢竟，作為一個沒有任何資源的小國，建國不到半個世紀就完成了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巨大轉型，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蹟。

以鄭教授的看法，中國其他除了向新加坡學習經濟發展的經驗外，國家治理是更應該向新加坡學習的。比如融政黨於社會，從體制上變革建立執政黨和社會優秀人才的直通道，把黨內精英和社會精英聚合在一起，分領域的開放，改變整個社會泛行政化的做法等等。所謂泛行政化，是指行政級別在各行業、領域內廣泛存在，如銀行、國企、學校和研究機構等。鄭教授認為，「有了行政級別，這些職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會阻礙人才的使用……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費人才」。

從經濟發展到國家治理——也許有一個可以學習的標杆與可以參考的經驗，國家會有更多奇蹟發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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