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的不平等
二戰後，隨著國家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推行、戰後恢復經濟增長需求和對外出口貿易的增加，美國經歷了近30年的經濟繁榮。在這30年中，美國社會各群體尤其是普通民眾普遍受惠於這一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段時間也成為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所稱的，資本主義歷史上少有的貧富差距沒有擴大的時期之一。特別是，1944年美國通過的《軍人安置法案》，允許大量美國退役軍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使得大學畢業生占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從1940年的6.4%增至1970年的13.8%，也使這些人成為勞動力市場和恢復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並被稱作「偉大的一代」，造就了現代美國。同時，美國政府還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來加強對工人福利的保護，包括1946年推出《就業法案》、加強工會與資本家進行工資談判的能力、完善失業和醫療保障體系等，有效維護了工人階層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美國針對少數富人開始實行高額的累進所得稅制度，將個人累進所得稅率分為24個級別，頂層所得稅率最高時一度達到90%以上，有效防止了少數富人群體過度聚斂財富。通過這些舉措，美國實現了國家財富和普通民眾財富的同步增長，推動形成了一個穩定的中產階級群體，奠定了日後幾十年社會穩定的基石。
進入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經濟危機，進入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時期。就美國而言，這一危機的發生，直接因素是國際石油危機和石油價格的上漲，背後原因則是美國科技發展陷入低谷、實體經濟缺乏增長點，同時隨著德日等國製造業的快速發展，美國出口貿易額大幅下降。滯脹危機的發生，促使美國經濟思想界發生重大轉變，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應運而生，並逐步取代凱恩斯主義而佔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政府最小程度的干預，認為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和實行高稅率的效果並不好，遏制了有效投資、風險承擔和發明創新，最終會妨礙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增長。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影響，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頭掀起了一場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由革命，採取了縮減政府開支、放鬆政府管制、公共部門引入私有化、減少對富人徵稅、削減社會福利等措施。正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所宣稱的，這些措施重塑了美國經濟的市場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美國擺脫了滯脹危機。自那以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政策主張逐漸主導了時至今日美國經濟社會政策大的走向，也為日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埋下了伏筆。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信息通信技術為主體的高科技革命蓬勃興起。美國國內產業結構相應發生轉型，逐步從製造業轉向IT、生物科技、現代服務業等新興產業。在這些新興產業的帶動下，美國經濟重新進入一個快速增長的軌道和所謂的大緩和時期。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很難說美國對滯脹危機的擺脫到底是由於採信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政策主張，還是由於高科技革命的驅動。但隨後發生的故事，卻日漸清晰地表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正在催生一個虛假的繁榮和日益不平等的社會。美國國內製造業的衰落一方面是高科技革命興起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製造業的崛起。由於這些新興市場國家擁有低廉的土地、勞動力等成本優勢，一些大型跨國企業出於逐利動機，逐步將製造業向這些新興市場國家轉移，導致美國本土製造業的衰落，美國的製造業規模從1980年的20%減少到今天的11.5%。製造業的衰落引發的是大量工人的失業，而偏向技能的技術變革和新興產業則對工人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這些人一時難以適應新工作的需要。雪上加霜的是，這個時候美國的教育水平卻停止了進步和改善。由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主張政府要減少公共開支，導致政府在教育等方面投入減少和高等教育學費的漲價，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已經難以接受很好的教育。在發達工業化國家中，美國的大學畢業率由領先逐步下降到平均水平。這些因素綜合起來進一步推動大量普通的美國人走向失業和困頓。即使還有工作的人，由於工會等力量的削弱（1981年里根總統終止空中交管員大罷工的事件被認為是打碎工會力量的代表性事件）和公司福利的減少，致使普通民眾的工資開始出現長期停滯甚至下降趨勢。從1971年到2007年，美國企業平均工資從每小時17.6美元下降到了10美元。
另一方面，政府在這一時期繼續實行對富人減稅、放鬆政府管制等舉措。美國富人的累進所得稅率從卡特總統任內的70%下降到了小布希總統任內的35%。而資本收益的累進所得稅更是在減少，從柯林頓政府時期開始，美國長期資本收益稅率只有15%。資本收益減稅優惠實際上等於給了非常富有的群體以減稅優惠。要知道，在美國最富有的400人中，工資只佔其收入的8.8%，資本收益佔57%，利息和紅利佔16%，因此他們收入中的73%是享受低稅率的。而解除管制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金融業監管的放開，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後，金融業監管的放開已被普遍詬病。1933年美國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要求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的模式，並將最具實力的銀行拆分（摩根銀行被拆分為JP摩根和摩根斯坦利），目的就是為了克服金融業的信息不對稱和防止銀行進行自營交易和金融投機。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解除管制浪潮的興起，美國國會先後通過了1987年《公平競爭銀行法》、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實施方案》以及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徹底廢除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基本原則，消除了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投資行業的之間的壁壘，從而為金融市場的所謂金融創新、金融投機等打開了方便之門。由於有效監管的不復存在，這些金融創新和投機更多地是滋生了越來越多地金融衍生品，同時最大程度地滿足了華爾街高管牟取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貪婪欲求。近10年，整個美國金融行業所創造的利潤竟佔美國所有企業利潤的40%左右，而在40年前這一比例僅為2%左右。金融機構在追逐利潤動機驅使下，不斷推出規模龐大、結構複雜、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品，包括今天已經臭名昭著的次級抵押貸款。
一方面是普通美國人的工作和生活境況越來越差，另一方面是少數的富人群體從事大量投機活動、普遍享受著高薪又納越來越少的稅，這樣，美國的貧富差距逐步拉開並不斷擴大。1976年，美國社會最富有的1%的人群所擁有的財富不到國家財富的10%，但2007年這一比例已經達到1/3。其中最上層的0.1%的家庭所擁有的收入是社會底層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也從40∶1擴大到357∶1。
面對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和焦灼憂慮的普通民眾，這時候美國政府做了些什麼呢？除了繼續採取上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主張的措施以外，美國政府並沒有從根本上去考慮和解決普通民眾的實際需求和困難，而是採取了一種自我陶醉和麻醉民眾的策略。實行較低的利率，放寬貸款底線，大力鼓吹民眾提前消費；推行居者有其屋戰略，宣傳每個美國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是美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信貸記錄不良或者實際上沒有足夠償還能力的人可以貸款買房。在進入21世紀隨著互聯網科技泡沫破滅後，這一策略更是推動了大量熱錢湧向房地產和金融業，導致次級抵押貸款等現象的進一步加劇和泛濫。伴隨著房價的上漲，短時間內這種提前消費和購房的方式至少從表面上並沒有暴露出問題，因為有增值的房子作保障，一段時間內美國民眾有錢花、有房住，感覺上過得很好。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隨著2007年房市降溫和房價下跌，次貸危機爆發，大量的美國人開始失去住房和工作，重新跌入了生命的低谷，陷入生活的困境。而美國政府恰恰成為這一幕的重要推手。
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開始考慮救市和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這時，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主張又佔據了上風。他們首先反對救市，認為市場能夠自我糾正危機；即使救市，也要支持那些已經「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同時要繼續實行減稅、削減政府開支和社會福利等措施，認為這樣才能形成更好的激勵，帶動經濟的恢復。因此，美國採取的一輪又一輪的財政支持和量化寬鬆政策中，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注入了金融壟斷企業，僅美國國際集團(AIG)就獲得1700億美元。而這些金融機構獲取資金後，卻更多的將其用於給銀行高管分紅和發放獎金。事後表明，美國的救市措施雖然多多少少帶來經濟的部分增長，但實際上卻是讓這個國家陷入了失業型復甦的境界，因為這些措施並沒有幫助到普通民眾，大量的普通民眾還在陸續失去住房和工作。從2007年12月經濟衰退開始到2009年10月，美國失業率從5%升至10.2%，失去住房的美國家庭達到了800多萬。一邊是大量普通民眾陷入生活困境，另一邊是銀行家坐享大筆獎金，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最終促成了1%的人群和99%人群的對立，爆發了著名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儘管後來，奧巴馬政府逐漸意識到幫助普通民眾的重要性，比如推出了旨在實現全民醫保為目標的醫改法案，但該法案也是一波三折，保受自由市場派人士攻擊和阻撓，甚至一度導致政府停擺。
時至今日，美國社會不平等的故事還在繼續演繹，也引發了經濟學界的深刻反思和討論。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才是引發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最終美國社會將為此付出代價。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一針見血指出的，美國社會正在逐步淪為1%少數人群所有、所治、所享的社會，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則是他們用來麻痹民眾思維的工具。也許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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