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打春了，天氣漸暖了，可更冷的人心呢？
8月14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電影《大寒》復映了。
在年初賀歲檔，《大寒》票房慘淡，無奈下線。如今，暑期檔重新上映，坦白說，我對其票房依舊悲觀。
往小了說是，人們對這部影片是否會有興趣，是否願意為此付出時間；而往大了說，這可以涉及消費時代如何消解這類沉重的歷史題材。
1
「我恨鬼子，更恨村子裡的人」
其實，單從影片本身來看，有些差強人意。畢竟，抗戰題材的影視劇中，慰安婦這一群體已經「被觀看」了太多，她們的「苦難歷史」不應該被反覆「消費」。
這並不是對影片的否定和質疑，而是對表達方式和視角的一種商榷。
「慰安婦」存在的歷史真實性已經不容置疑，客觀、真實記錄她們的遭遇是對歷史的尊重。但是，影像呈現上，不應僅僅滿足於講述她們令人痛徹心扉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面對她們：我們的態度、我們的反思、我們應有的作為。
影片一開始，上世紀90年代的山西農村，村裡的後生提親，因為是「慰安婦」的「閨女」，覺得名聲不好，以後會抬不起頭來，拒絕了這門親事。
曾經飽受摧殘，幸運地活下來了，等待她的卻是村裡人更長久的偏見、輕視、鄙夷和被疏離，這種村裡人的「嫌棄」，不是更讓人心寒嗎？
就像一位老人所言：我恨日本鬼子，這不假；可我更恨的是我們村裡的人。
影片最後，主角大妮說「打春了」。
的確，依照節氣，打春之後，天氣漸暖，可更冷的人心呢？
2
「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
其實早在1940年代，作家丁玲創作的短篇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就已經關注到這一問題。
丁玲說，作品提出的是「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甚至有研究者認為，這是丁玲最好的作品。
小說以一位女性作家的視角討論了一位在飽受日軍凌辱，逃離慰安所返鄉的鄉村女子貞貞的遭遇，鄉鄰的蔑視、不屑和冷漠，讓貞貞在肉體創傷之外，更多了一層因「不光彩」生髮的心靈屈辱感。小說對這一「社會問題」的探索更多納入到一種革命敘事和女性解放的言說中。
而隨著1990年代，「慰安婦」問題重回公眾視野，這一「社會問題」又有了新的討論價值。2002年，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也被改編為電影《貞貞》。
2016年初，圍繞上海一座慰安所是否拆除的爭論或許是一個更現實的註腳。
在學者們看來，它的去與留要慎重考量，可正是它曾經的身世，讓更多人質疑保留的必要。
有人認為慰安婦就是妓女，有人認為慰安婦事件不是正能量的事件。受採訪的高中生甚至覺得「慰安婦」三個字說不出口，不光彩，還是少了解為好。
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關乎歷史和現在，背後仍是我們當下對這一群體似是而非、躲躲閃閃的認知和評價。
長久以來，我們更多抱持一種「雪恥型民族主義」情緒來看待「慰安婦」問題，極少關切到那些倖存者的個體遭遇和生活命運，她們生活悲慘，無依無靠，背負屈辱的記憶「苟且偷生」，一如魯迅所言，「只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
《大寒》的結尾，一排排帶框的名字，127位，她們都走了。
面對她們的苦難，我們是應該有負疚的，這是生存論意義上的負疚，而並非心理學意義上的負疚。
3
無辜負疚
旅美華裔作家哈金飽受爭議的作品《南京安魂曲》，在小說結尾寫出了一個更為複雜難解的問題。
小說主人公安玲，作為日軍罪行的證人出席東京審判，當她正要走進法庭的時候，一位穿和服的三十歲上下的女子，帶著一個男孩走到她身旁，向她鞠躬，說：
「母親，這是您的孫子。」
然後對孩子說：「叫奶奶」。
「奶奶」，男孩有些訥訥的說。
這原本是多麼溫情的一幕，可就當安玲感受到親情的瞬間，她突然意識到她們不能相認。作為被摧殘的中國婦女的代表，她不能讓人知道她有一位日本兒媳，這是令人羞愧的事情。
這可能是一個更宏大的命題：無辜負疚。
Ps：當然，如果暫時拋開歷史、戰爭糾葛，站在同一人性的角度，站在對女性命運的關註上，日本導演熊井啟在上世紀70年代拍攝的《望鄉》值得一提。
影片改編自山崎朋子《山打根八號娼館》，昭和初期，日本大批窮苦人家的女孩子被販賣到南洋當妓女，被稱為「南洋姐」，命運坎坷，受盡屈辱，有人客死異鄉，有人僥倖回到故鄉，卻要承受世俗鄙夷的目光。
今日日簽
2018年8月
15
星期三
輸
十年後，我們該怎樣回憶2018年的這個夏天呢？於我，應該是這樣的：悶熱的空氣中夾雜著透骨的寒意，在火冰交融之間孕育著勃勃生機，潮起潮湧，大地蒼翠。
優雅刺蝟
封閉自己在無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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