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締造者∣還是 德意志 邪惡的幽靈
帝國的締造者，現代化的攔路虎和白色革命家，軍事家，老百姓，戰爭發動者，和平主義政治家，民族英雄和天才，德意志邪惡的幽靈和魔鬼……
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人們給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Bismarck）起的外號能列出一長串來。然而不管他多麼地讓人捉摸不透，有一點卻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靈魂是四分五裂的。從政治方面看，德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比俾斯麥更能引起爭議，也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形象比他更沒有定論。在德國，只有一個政治家比他更經常成為被著述的對象——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不過與對希特勒眾口一詞的評價不同，人們對俾斯麥的評價根本無法統一。
只有在評價俾斯麥於政治方面創造的價值時，人們才能達成共識。即便那些頑固不化、輕視個人對歷史發展影響力的結構主義史學家們，也把俾斯麥視為一個例外。比如漢斯-烏爾里希·韋勒（Hans-UlrichWehler）就認為，俾斯麥是「政治上的一股獨特力量」（eine politische Potenz sui generis），「連他這個不相信『男人創造歷史』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歷史將從根本上被改寫：在敘述歷史時，這是一種常見的假設，或者說至少是一種暗示，而絕不只出現在有關「鐵血宰相」的傳記中。
然而，這種假設或暗示幾乎總是存在，而且歷史文學作家在這方面表現得更加大膽。縱然他們智力超群，也許也最富有想像力，但是其中對俾斯麥時代最有意思的反事實猜想，卻非作家卡爾·阿莫瑞（CarlAmery）的作品莫屬。在他的流浪漢小說《在萊爾馬克的炮火中》（An den Feuern der Leyermark）里，贏得1866年普奧戰爭的並不是俾斯麥領導下的普魯士，而是極其出人意料的「候補隊員」——巴伐利亞王國。在他風趣的筆下，一名弗蘭肯官員在慕尼黑國防部為了破壞巴伐利亞王國的軍備部署，在戰爭準備階段從美國西部招募了500名暴徒。這些人在普軍於克尼格雷茨戰役中戰勝奧軍後，切斷了普軍的補給線。事實上，普軍當時駐紮在波希米亞地區，其補給路線途經易北河畔薩克森的巴特尚道（Bad Schandau）地區。不過這片砂岩質地的山脈還給了卡爾·梅（Karl May）創作狂野西部故事的靈感：裝備最先進速射機槍的美洲皮草獵人和印第安人在這裡消滅了霍亨索倫王朝的精銳部隊。
戰敗的普魯士和它突然被邊緣化的首相俾斯麥迫於無奈，不得不將正處於暴亂中的萊茵省割讓給了一個由巴伐利亞王國領導的南德意志聯盟。此外，阿莫瑞還讓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在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領導的一次人民起義中被趕下台。在他的筆下，瘋狂熱愛藝術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和他的作曲家好友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也沒什麼好下場——他們被埋在了坍塌的舞台下面。它是路德維希二世用普魯士的戰爭賠款在基夫豪塞爾（Kyffha¨user）山中所建，坍塌時台上正進行著瓦格納著名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的首演。在他的浮想聯翩下，巴伐利亞王國、法國和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各邦國變成了實行共產主義合作式社會制度的共和國。這些共和國又和瑞士聯合起來，最終成立了「中歐聯邦」。在阿莫瑞這部反事實文學作品的結尾，「由鐵與血凝結成的」德意志帝國被一種實行草根民主制度的反資本主義歐洲聯盟形式所取代。而俾斯麥也如卡爾·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掉進了歷史的糞堆。
《在萊爾馬克的炮火中》是一部出色的、充滿了奔放想像力的戲謔作品。乍一看上去，這本書關乎純粹的想像力，然而這種想像力會讓讀者最大程度地偏離真實的歷史發展軌跡。實際上，卡爾·阿莫瑞的這本反事實小說完全是他生活時代的產物，也就是此書的出版年代——20世紀70年代。當時西德的左翼黨社會覺醒氣氛濃厚，特別在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執政時期，這種氛圍達到了巔峰，阿莫瑞在這種影響下於1967年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此後，他竭力爭取實現更多民主，並試圖通過實施徹底的社會改革政策摒除資本主義。前途一片大好的勃蘭特卻在1974年辭去了聯邦總理職務，幻想破滅的阿莫瑞再次退出了社民黨。《在萊爾馬克的炮火中》一書出版時，他恰巧正在進行綠黨成立大會的準備工作。
他的這本書反映出一種觀點，即由俾斯麥完成的德意志帝國建立是災難性歷史進程的開端。在20世紀70年代，這一觀點在史學界和對歷史感興趣的公眾中幾乎贏得了新的正統地位。它認為，1871年是一條德意志特色道路的起點。從那以後，德意志民族主義同普魯士軍國主義、工業資本主義、獨裁政體一起，構成了一個極具威脅的混合體。俾斯麥經常以戎裝和尖頂頭盔示人的形象因此也變成了一個令人厭惡的共生標誌，彷彿通過這種共生現象他最終無法挽回地誘發了納粹主義一樣。不僅如此，人們還認為這位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所推行的政策主動將這條德意志特色之路引向了深淵。
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於瑞士出版了一本俾斯麥傳記，俾斯麥在其中的形象就如這般具有批判性。但是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刻畫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們以往對俾斯麥的崇拜情緒。漢斯-烏爾里希·韋勒所著的《德意志帝國》（Das deutsche Kaiserreich）也表達了同樣典型的批判性觀點。卡爾·阿莫瑞在《在萊爾馬克的炮火中》一書中同樣也抓住了這一點，並在此基礎上加入了草根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弦外之音。他將對20世紀70年代的烏托邦幻想投射到了過去。歷史學者們只是暗示了這樣的論點，阿莫瑞卻乾脆將它挑明：要是讓俾斯麥來實現這個烏托邦幻想的話，哪怕沒有完全受到阻礙，這個計劃也要推遲一百多年。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許多人都持這一觀點。然而，它當然也會被一些人反駁。其中洛塔爾·加爾（Lothar Gall）的觀點最具有說服力。他首本關於俾斯麥的著作於1980年出版，時至今日它成了堪稱最具影響力的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傳記。加爾並沒有陷入過去那種對俾斯麥毫無批判意識的個人崇拜，他明確表達了10年前就廣為流行的批判性觀點。他主要強調的是，1871年的德國統一是一種符合歷史潮流的國家建設形式，沒有它德國這個現代化國家的出現將無從談起。同韋勒和阿莫瑞的著作一樣，加爾在1980年出版的俾斯麥傳記也讓人聯想到了現實的烏托邦，即便被敘述的對象不是老聯邦共和國的內部發展，而是有關德國的重新統一。
從那以後，圍繞俾斯麥的爭論便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廣泛展開。直到今天，對俾斯麥生平的各種描述仍或多或少地被置於一個坐標系中，其參照點正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對於漢斯-烏爾里希·韋勒這樣的「歷史社會學」擁躉來說，俾斯麥一直都是一個用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阻礙了德國民主化和現代化進程的人。他認為，作為「波拿巴式」或者「愷撒式」統治藝術大師，俾斯麥為希特勒的登台鋪平了道路。因此在德意志民族史中，俾斯麥的形象是負面的，其核心就是納粹主義。相反，洛塔爾·加爾刻畫的俾斯麥形象則自始至終都更加正面，他所使用的關鍵詞非常明確地表達了這一點。他用更加多變的方式將俾斯麥塑造成了德意志帝國的統一者，並將這一形象同現代化理論聯繫了起來。加爾特別指出，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國家行為的擴大也是現代性的一部分。
對於當年的這些經典論述，較近出版的俾斯麥傳記做了略微的改動，它們的論述更加一針見血，或是變換了感情色彩，它們還經常將這些觀點結合在一起表述，但不管怎樣其實質都是一種重複。譬如萊納·施密特（Rainer Schmidt）、西奧·施瓦茲穆勒（Theo Schwarzmüller）和喬納森·施坦貝格（Jonathan Steinberg）就對加爾「帝國締造者」和「外交官」的論斷做出了正面評價，而作為「歷史社會學」代表的他們又對俾斯麥施行的內政政策進行了批判。埃伯哈德·科爾布（Eberhard Kolb）在一段簡短的闡述中著重談到了1990年德國的重新統一，他強調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是俾斯麥的傑作，同時又對俾斯麥的內政政策進行指責，這兩點形成了鮮明對比。相反，約翰內斯·威爾姆斯（Johannes Willms）卻將俾斯麥勾勒成「德意志的惡魔」，奧托·普夫蘭策（Otto Pflanze）也在他1990年完成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傳記結尾表達出這樣一種憂慮：在喪失民主架構的情況下，使得俾斯麥形象更加正面的「德國重新統一」是否就能促進德國傳統民族主義的發展呢？
因此，對俾斯麥形象的描繪不單是在已有的軌跡上輾轉，它圍繞的核心自始至終還是實際上已成為歷史的問題。
本文節選自
《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
索·恩已推出
TAG:索恩thornbi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