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大咖齊聚花溪，莫言化身「段子手」，外國翻譯家關注中國方言

8月14日，貴陽花溪，第五次漢學家文化翻譯國際研討會上，作家和漢學家們分成四個小組，圍繞「一部作品的誕生——中國作家的創作和生活」進行討論，現場作家們交流創作心得，對文學翻譯發表各自觀點。現場金句頻出，討論熱烈。

研討會小組現場。

討論過程中，作家們時而幽默輕鬆，時而嚴肅認真，而作家莫言則成了全場「段子手」，盡顯幽默特質。在有作家讀錯主持人羅季奧洛夫（俄羅斯漢學家）名字時，莫言發言時說「不要說他羅季奧洛夫，就叫他小羅，『麥家』可以翻譯成『麥家羅洛夫斯基』」。

在現場，作家討論電腦寫作用「五筆打字法」還是全拼時，莫言一句「我會全拼，還是用電腦寫了一兩年，但還是選擇手寫。因為我沒有自制力，一上電腦就想玩。」逗得全場歡笑。

而對翻譯家要「吃透」文本的話題，他則幽默地比喻：「半斤茅台沒喝透，一斤就喝透了。」

……

本報記者兵分四路，全程記錄這些精彩言論，來看看他們都說了些什麼。

莫言：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家鄉，我的寫作就有家鄉深刻的烙印，作品中寫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來自於家鄉。還有方言，每個作家可以通過馴化的方式來處理方言。有一些作品就很不錯，比如說魯迅也有很多作品用到方言，但不僅沒有讓人一頭霧水，還會覺得眼前一亮。

前幾天翻報紙看到阿來的一段話：「小說就是講語言的，」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最終還是語言的，作家必須有個性地有自己鮮明特質地去講故事，必須有和別人不一樣的語言來講同樣的故事。作家和翻譯家之間就是語言的一種比較、搏鬥，翻譯家必須對自己要對翻譯的作家、對自己翻譯的作品「吃透」，還要明白潛藏在文本背後的潛台詞，這才有了翻譯的前提。面對自己的翻譯作品，怎樣從自己的語言中尋找一個和它最匹配的辭彙。假如你費勁腦力找到了一個最恰當的詞，最恰當地翻譯出來，最準確地表達原意，這才是對作家最大的尊重，對作品最大的尊重，某些翻譯家懷著強烈的創作慾望去改動原作者的作品，我個人覺得不太合適。如果有一種更高明的手段，將這位作家的文本翻譯出最好的狀態，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放在你自己的母語中有著獨具一格的魅力，那也不錯。

喬葉：前段時間我參加了中歐國際文學節。有一個作家說了一句話，他說：「翻譯的過程就像翻山越嶺送一碗水。這一路上風雨迢迢，水一定會灑，可是有什麼關係呢。」就是天上也會下雨，一路上也會有河，所以也不要太擔心。就是等我們這碗水送到了喝水人那裡的時候，碗里的水不會少，甚至還會多，水裡的成分也會更複雜。水雖然不再是原來的那碗水，複雜的水也有複雜的營養成分。其實我覺得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運氣好的話這碗水還會變成酒呢。這是我的一點感受，謝謝大家。

賈平凹：在創作裡面，在這個時代，沒有一個中國作家是不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在這個大背景下，能夠撇開這些影響寫出中國文學作品的現代性和傳播性，也是令自己有困惑的事情。

莉婭娜：目前，我用西班牙語翻譯了賈平凹的《極花》，墨西哥的一家出版社已經出版，接下來將準備參加北京書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在不同的國家地方產生的效果都不一樣，這是因為社會經歷完全不一樣。文學作品是一個窗口，可以讓更多的外國讀者了解中國以及各色各樣的中國文化，另外，剛剛聽賈老師用了一口流利的陝西方言在發言，我特別高興，這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特色。

余華：我在葡萄牙開講座時，有一個教授的中國學生，為了完成她的論文，自己翻譯了我的一部作品。裡面有一句話「寧要一根草，不要一根苗」。她男朋友看了很不理解，因為葡萄牙人覺得草和苗沒有區別。他找了葡萄牙譯本來看，把「一根苗」翻譯成了「一朵花」，葡萄牙人看了就懂了。

麥家：之前就見過阿齊茲和林恪（翻譯家），這次研討會才知道他翻譯我的兩本書了。因為你們從事中國文學翻譯，我們總會在某個場合相遇。和你們在一起我很開心。我經常說，我就是從翻譯文學開始寫作的，我一開始看的也都是翻譯文學，寫作的起源來自於翻譯家。今天我的作品被廣泛翻譯到海外，也是仰仗在座的各位翻譯家。如果沒有你們，我不會從喜歡翻譯文學而開始寫作，如果沒有你們，我的作品只能止步國內。翻譯家，是我人生中除了父母之外最尊敬的人群。

徐則臣：一個德國記者問我，「看簡歷你是從村裡走出來的，從小生活在鄉村。按理說在中國有非常龐大的一個鄉土文學的潮流，這是中國寫作分類的一個主潮流。可為什麼你從鄉村裡走出來，反而去寫城市文學呢？」

其實，這麼多年中國的城市文學一直飽受詬病，就是因為覺得城市文學寫得不是特別好。在描寫城市與人的關係上好像不是那麼令人滿意。而我們的鄉土文學一千年來是非常龐大豐富的。但是我們寫城市很難找到一些可以把它充分審美化、文學化的資料庫。我之所以寫城市是因為我寫不了鄉村，沒法把現在當下的整個在式微的鄉土社會寫好，這是其一。其二是怎麼寫也趕不上老前輩。比如說余華、韓少功等老前輩。

韓少功：我前幾天看了央視一檔人機對戰的節目，機器和人對戰翻譯。現在翻譯進步很快，對翻譯家的挑戰很大。機器翻譯一般沒問題，但它沒有辦法分析文學。文學翻譯是最難的，它有文化，有情感。文學語言在不同環境下的含義千變萬化。但機器翻譯值得重視，它將會淘汰掉二三流的翻譯家、作家。所以我認為應該寫有文化、有情感的作品。

科羅博娃：我從俄羅斯來到中國後，最先開始翻譯的是馮驥才的小說，他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讀完後讓我很感動，接下來就進行了翻譯。後來，也翻譯過賈老師的《秦腔》。對我來說，翻譯這本書的難度是史無前例的，因為裡面有很多地方特色特別濃烈的地域文化，對大部分俄羅斯人來說，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秦腔，甚至連京劇是什麼都不知道。我非常熱愛中國當代文學，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翻譯更多的中國文學家的作品給俄羅斯的讀者。

王華：羅老師（羅季奧諾夫）翻譯貴州作家作品集的時候，我有幸有兩個作品入選。有一次，我去參加了愛荷華寫作計劃，當時我們的作品要面臨被翻譯，然後問大家建議，我希望能夠保持作品的風格。有一個翻譯家為了高質量翻譯我的作品，專門跑到了我所創作作品的地方，去到我寫作時產生靈感的地方，非常感動。希望以後有更多交流的機會，來改變翻譯過程中的一些誤解，也提高我本人寫作的普世性，改變作品固有的一些格局。

曹永：從事文學創作，還是其他什麼藝術類，歸根結底是自身的提升和改造。人類的命運就像一隻青蛙跳到桶里，它總是不停地跳躍，不管它能不能跳出來，跳躍就是它的命運。

文：實習生高源 記者 白鳳 王迪 趙毫

圖：記者 楊興波

來源：貴州都市報、都市E家

編輯：皮亞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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