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依靠親人，我們還能如何度過貧窮孤獨的老年？| 從《小偷家族》談起

原標題：除了依靠親人，我們還能如何度過貧窮孤獨的老年？| 從《小偷家族》談起

本周，是枝裕和的戛納金棕櫚影片《小偷家族》即將下線，而電影所反映的多層次的社會問題仍在引發討論。這一次，是枝導演將鏡頭對準了模仿血緣關係而建立起來的家庭，一家五口擠在高樓環簇下的一棟狹窄老屋中，遊走在貧困與犯罪的邊緣。平時，在工地當臨時工的男人阿治帶著「兒子」祥太在超市盜竊生活用品，妻子信代和她的「妹妹」亞紀分別在洗衣坊和色情店上班，一家人主要依賴奶奶柴田初枝的微薄養老金度日。在故事一開始，阿治與祥太在一次偷竊行動後，遇上了獨自待在外面的小女孩由里，天寒地凍，他們不忍5歲的她受凍便帶回了家。最初只是短暫的好意，直到信代發現由里的父母涉嫌虐待，便下決心冒著風險收養她。這一由惻隱之心引發的行為，展現了這個家庭得以組建的原因之一——出於對困境的感同深受和彼此幫扶的心愿；但與此同時，涉嫌誘拐兒童的做法也在另一層面上預示了這種所謂「家庭關係」的不穩定及其與主流社會的不相容。事實上，包括由里在內的一家六口，每一個人的傷口和秘密，都分別與日本社會中存在的貧困、養老、家暴、虐童、色情等問題相對照和牽連，在日常相處與平靜生活之下暗流洶湧。

溫情敘事的轉折來自奶奶的逝世。阿治和信代在短暫的悲傷之後，決定向外界隱瞞她已去世的消息，就地掩埋，以便繼續獲得初枝的養老金，維繫這個脆弱的家庭。直到祥太在一次偷竊行動中故意被捕，在外界目光的介入下，騙取養老金的行為暴露，成為了這一烏托邦式家庭內在殘酷性的重要佐證。然而，為什麼初枝生前再三拒絕社區工作人員請她搬到公寓獨居的要求，而選擇擠在繼承下來的狹窄房屋內與「陌生人」共同生活？為什麼她明知與阿治和信代的聯結有著清楚的利益關係，卻依然願意在海灘上對著他們的背影用唇語說著「謝謝你們」？

左為亞紀（松岡茉優飾），右為初枝（樹木希林飾）

這些散落於電影中的細節，也是日本高度老齡化背景之下貧困老人的一個縮影。根據微信公眾號「電影雜誌社」的文章，是枝裕和認為，他在創作《小偷家族》之初最先關注的，是日本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的現狀，以及很多人冒領養老金的社會現實。當然，對於影片而言，更關鍵的是探尋家庭結合的真正紐帶以及「家庭與社會的聯繫」，是枝裕和也在這一構想之下，埋藏了許多引人深思的線索。我們難以對這些線索一一追溯，本文選擇以奶奶的生活作為切入點，重點探討電影中的一個重要面向，即日本貧困老人的生活狀況及其社會背景。是枝裕和藉由「小偷家族」對傳統家庭的重構，儘管挑戰了社會的倫理規範，卻為日本的貧困老人重新尋找家庭與社會的聯結、應對孤獨與貧困危機，展示了另一種可能的出路。

貧窮孤獨的「下游老人」

日本是全球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根據統計數據，截至2017年10月，日本65歲以上的人口有3515.2萬人，佔總人口比重達27.7%。按照國際通用標準，日本已進入超老齡社會。老齡化導致勞動力短缺，同時也對醫療和社會保障造成了多重壓力。與此同時，日本社會貧困老人的比重也在不斷加大。日本聖學院大學教授藤田孝典在《下游老人》一書中，把生活在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線以下的高齡者以及有此危險的老年人定義為「下游老人」，他們收入低下、沒有充足的儲蓄、缺少可以依靠的人。據估計，這一群體在日本約有600萬-700萬人口。更令人警惕的是，即使這些老人年輕時的年均收入達400萬日元（約25萬人民幣），年老之後仍有相當大的危險墮入「下游」。

初枝無疑是可以被歸為「下游老人」的，她的遭遇與丈夫出軌再婚有關。步入老年後，在遇見信代等人之前，她獨自依賴養老金生活。日本老年人對於養老金的依賴程度很高，根據《2014年版高齡社會白皮書》的調查結果，想要用「國家養老金」支撐老年生活的人超過八成。養老金一般包括國民年金與厚生年金，其中，國民年金在2014年的最高額度為每月6.5萬日元（約4000人民幣），是達到規定年齡之後無論老人曾工作與否都一律享有的保障；厚生年金則以民間正式僱傭勞動者為參保對象。日本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是家庭主義取向的，養老金制度以老年人能夠得到家庭扶助為前提而制定，數額較少，僅僅依賴養老金遠不能維繫生活。日常的餐飲費、水電費、醫療費，甚至是房租，都在一點點地消耗著老人們的積蓄。

《下游老人》

(日)藤田孝典 著 褚以煒 譯

中信出版社 2017-2

然而，如落合惠美子在《21世紀的日本家庭》中所指出的，在核心家庭化（核心家庭指由一對夫婦及未婚子女組成的家庭，即通常所說的「小家庭」）趨勢加強的背景下，日本正走向以個人為單位的社會。伴隨著社會個體化趨勢而產生的，是越來越多的獨居家庭。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於今年1月公布的「日本家庭數未來估算」，全部家庭中的獨居家庭比例到2040年將達到39.3%，較2015年增加約5個百分點，其中，65歲以上的獨居家庭比例將從2015年的36.0%增加至44.2%，且獨居女性老人佔比高於男性約4個百分點。獨居家庭的數目增長與晚婚化、未婚及離婚者的增多相關。該研究所的另一統計數據亦指出，2010年日本男性的終身未婚率為20.14%，女性為10.61%。在缺少家庭扶持的情況下，獨居老人生活成本更高，更容易陷入孤獨貧窮的處境。因此我們或許更能夠理解，初枝為何不惜承擔違法的風險，選擇了信代等人共同生活、互相陪伴。

家庭主義的養老之痛

家庭所承擔的養老功能，正在經濟疲軟與核心家庭化趨勢的影響下漸漸失去它的優勢。事實上，核心家庭化正使得家庭內部的人際關係日漸貧乏脆弱。老人一旦遭遇大病或事故，沒有來自家族的救助，獨生子女或是無法顧全，或是不得不辭去工作全心照料，陷入兩難境地。

另外，老人尤其是團塊世代（指日本「二戰」後出生的第一批人）開始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子女問題。《下游老人》指出，由於日本經濟停滯（所謂「失去的二十年」）和非正式僱傭擴大等問題，處於勞動年齡層的一代年輕人或沒有工作，或收入微薄，他們成為了「家裡蹲」和「窮忙族」，需要父母的養老金和積蓄資助生活——他們既是父母下游化的因素之一，也是未來「下游老人」的後備軍。

這些由獨生的、單身的或失去工作的子女，與退休後的父母組成的家庭，極易陷入貧困及與社會孤立的處境。當這樣的家庭只有養老金一項收入來源時，子女在父母逝世之後，很可能走向「養老金詐騙」的犯罪道路。2010年，日本NHK製作了《無緣社會》，報道了「消失的高齡人」這一社會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當時的日本，光是百歲以上老人，「失蹤」的便有350人之多，有不少人隱瞞父母逝世以繼續領取養老金。《無緣社會》的個案調查曾詳敘了中年男子「寬司君」的經歷：他為照料病倒的母親辭去工作，之後面臨著再就業危機；母親和妹妹相繼去世，沒有工作的他只得與退休的父親相依為命；父親死後，他擔心養老金停發，葬禮錢尚且拿不出，房子仍有貸款，無人可依的情況下，他選擇將遺體藏在家中，騙取養老金，直到7個多月後被發現並判刑。

《無緣社會》

日本NHK特別節目錄製組 著 高培明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3

日本家庭觀念與社會保障制度的相關規範之間也存在著張力。以「特殊生活保護」的申請為例，生活保護可以免去老人在醫療護理上的許多開支，但前提是沒有房產與存款。老人們並不甘心放棄家庭資產，儘管這些資產的維護可能會耗費自己有限的儲蓄，同時，以接受生活保障為恥的觀念也使他們不肯輕易開口求助。日本NHK特別報道組的《老後破產》便記錄了不少類似事例。生活在農村的北見女士常以採集野菜果腹，她不願處理掉代代相傳的田地，接受生活保護，因為「沒臉去見祖先還有親戚」。而且，申請生活保護也會使家人被村民苛責，被人懷疑不負責任，這給家人和老人自己都造成了不小的精神負擔。顧慮家人的心情而拒絕生活保護的現象，並不只存在於農村。生活在城市的谷口先生七十多歲了，沒有結婚，行動不便，弟弟每月會來照護他一次，但遠不能滿足其需求。其實，谷口先生本可以賣掉房子、住進公寓並接受足夠的照顧，但考慮到弟弟並不願意「將這棟充滿回憶的房子交給別人」，他只好選擇留下。家屬的意願與高齡者本人的意志交織衝撞，使得社會福利的支援工作難以開展。

「該由家人來照顧高齡者」的傳統家庭觀念依然普遍存在，束縛著家人和老人的選擇。家人盡心照料尚可接受，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利用或虐待老人的現象。日本針對失智老人建立了監護制度，需要指定法定代理人。然而，《老後破產》一書里提到，不少家屬出於利己主義的考慮，不願承擔擔任代理人的麻煩，亦不願花錢協助機構委託代理人，失智老人的生活就此陷入困境。更有一些子孫認為，無論是否有法定代理人，繼承失智祖父母的資產都是理所應當，因此擅自挪用財產，破壞了老人的正常生活。但就算老人清醒且能做判斷，考慮到與家人之間的複雜情感，他們亦很可能拒絕支援。NHK曾拜訪了一個由年老母親和失業兒子組成的家庭，兒子涉嫌虐待母親，但母親不願求助，外界以及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員也無法強硬介入。

《老後破產：名為「長壽」的噩夢》

日本NHK特別節目錄製組 著 王軍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08

重視家庭是以儒家倫理為本的東亞文化圈的顯著特徵之一。在中國，家庭更是養老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在人口紅利時代，或許尚有許多親友幫助分擔養老重擔。一旦紅利期過去，老人只有一兩個子女甚至沒有子女可以依靠，很容易陷入與日本相似的「下游老人」困境。家庭主義取向的福利制度設計應如何應對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人們該如何走出家庭划出的狹小空間尋求新的聯結，成為了當下緊迫的社會議題。

突破家庭、重建關聯的可能

循著日本家庭與養老問題的脈絡，讓我們重新回到《小偷家族》的故事中。奶奶初枝曾經和信代討論關於羈絆的問題，她的解釋是，「自己選擇的才是羈絆，就像我選擇了你，而你心甘情願地被我拖累，」這恰與日本社會普遍存在的「不想給人添麻煩」的心態相形成了對比。《無緣社會》中的「緣」，實際上便意味著互相添麻煩，並允許互相添麻煩，相比之下，「無緣」則帶著「一種即將單獨迎來自己人生終點的惶恐」，象徵著人與人之間關聯的稀薄和脆弱。在「緣」的建立過程中，血緣關係無疑是最基本的紐帶。許多人在失去與家人的關聯後極易輕生，他們無法再度回歸社會，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價值，他們害怕麻煩家人以外的人，又不甘心死去。NHK曾在在網站主頁向觀眾徵集戰勝無緣社會的經歷，有一位女性在電話中反覆表達了自己想死的心情，並留下了自己的聯繫方式。電話撥過去後，接電話的是一位65歲左右的獨身女性，她喜出望外，「我的電話鈴已經兩年沒響過了」，並說自己數次想到死亡是因為「誰也不需要我這麼活著呀」。在失去與他人的關聯後，對羈絆的渴望和膽怯心情演變成了對自身存在的焦慮，瀰漫在以個體為單位的無緣社會之中，這種心態對於獨居老人的影響尤其嚴重。

初枝對於羈絆的主動選擇，為走出這一困境提出了另一種可能的路徑與希望。她取笑希望她搬到公寓的社區工作者，更願意在夏夜喝著啤酒，與她選擇的家人一起觀看遠處的煙花。她是幸運的、反叛的，死神只在一夜間將她帶走，亦不曾令她忍受病痛的反覆消磨；生前的生活貧窮艱辛，不為人所了解，卻依然浸透了理想化的色彩。儘管在《小偷家族》故事的後半段，這份未由血緣關係承認的羈絆面臨著來自警方、輿論的不斷施壓和質問，但在熒幕之外，見證了這一段情感歷程的觀眾或許能夠形成自己的理解。

《小偷家族》海報

正是在這樣的敘事之中，是枝裕和重構了家庭的可能性和意義。主人公們模仿基於血緣關係的家庭建立角色分工，並不能僅僅被歸因於對原生家庭關愛的渴望，相反，他們以情感聯結，挑戰了家庭作為私產而被限制在血緣關係內的壓迫性含義。不拘泥於血緣紐帶的唯一性，甚至不糾結於業緣（人們由職業或行業的活動需要而結成的人際關係）、地緣這樣的類家族聯結方式，使包括養老在內的家庭功能得到抒解，釋放了未來社會人與人之間建立關聯、對抗孤立的無數可能。

（張之琪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書目：

(日) 藤田孝典（著）、褚以煒（譯），《下游老人》，中信出版社，2017

(日) 落合惠美子（著）、鄭楊（譯），《21世紀的日本家庭》， 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

日本NHK特別節目錄製組（著）、高培明（譯），《無緣社會》，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日本NHK特別節目錄製組（著）、王軍（譯），《老後破產》，2018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王婧如、張之琪，編輯：黃月、朱潔樹，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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