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智多星」，堅持寫日記20年卻缺失這8個月，此間發生什麼？

文｜周渝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隨之土崩瓦解。這一年的海峽格外擁擠，大批國民黨高級將領與官員踏上前往台灣的輪船，永遠離開大陸。與此同時，許多來不及帶走或銷毀的文件被解放軍和人民政府所繳獲，不僅有公文檔案，也包括來不及帶走的私人物品，其中不乏一些重要人物的日記。其中一份被人民政府所繳獲的日記意義非常重大，那就是唐縱的日記。它之所以重要，同樣與主人身份有關——唐縱所供職的機構軍統局，可以說是民國史上最特殊和神秘的組織之一。

公開出版的唐縱日記雖然缺失甚多，卻也並非全是因為編輯刪節。《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開卷也提到「內缺1933年4月至12月」，也就是說，在唐縱原版的日記中，這8個月的日記是缺失的。以唐縱堅持記日記的習慣，中斷如此長的時間很不正常，或許是意外丟失，又或許是自行銷毀，也可能根本就沒寫，要破解這個謎團，得看這這段時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唐縱

1933年對於國民政府而言，是多事之秋。年初日軍進犯山海關，長城抗戰爆發，經過幾個月的武裝衝突，5月31日以中方簽訂屈辱的《塘沽協定》告終。在此期間，日本在華北製造分裂陰謀，並策反北洋舊軍閥張敬堯作為其代理人，企圖炮製「華北國」，不久後這個計劃因張敬堯被戴笠派人擊斃而宣告破產。與此同時，國民黨方面加大對蘇區的兵力，調集大軍，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0月9日，日本指使內蒙古德王在百靈廟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妄圖實現「滿蒙獨立」「以華制華」的陰謀。

11月，東南發生了更大的變故：以國軍第十九路軍將領為主的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福建福州建立反蔣政權，史稱「福建事變」（閩變）。這次事變與之前的寧漢分裂、寧粵分裂性質都不同，因為福建政權直接拋棄了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的所有「旗幟」，另建國號為「中華共和國」，政府稱「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軍改番號為「人民革命軍」。政府以「抗日反蔣」為主旨。同時，李濟深、蔡廷鍇、陳銘樞等8人聯名致電宣布脫離國民黨，共同組織「生產人民黨」。

唐縱

這次閩變對國民黨震撼極大，事變一發生，蔣介石立即調集重兵進行鎮壓，包括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胡漢民在內，都對福建政府持敵視態度。就在國統區最敏感的時刻，唐縱卻在首都南京幹了一件讓蔣介石震怒的蠢事。11月27日，時任特務處書記的唐縱下令南京通訊組組長兼首都警察廳特務組長方超，讓他將社會民主黨人士張正超、周雲錦、施經伯、包華國等分別秘密誘捕。在閩變弄得南京方面風聲鶴唳的敏感時期，唐縱此舉必然造成極大負面影響，給南京政府大拉仇恨。事發時戴笠正在鎮江處理事務，於11月28日回京後才得知消息。政治嗅覺敏銳的戴笠立即斥責唐縱、方超失察，並訓斥：「以今日政治環境之複雜，吾人樹敵不可太多，且首都關係重要，不應造成恐怖。」當晚便下令將張正超等人一一釋放。

正如戴笠所預料，蔣介石於12月1日得知此事後，大為光火，發電責備戴笠：「此次在京擅捕人員，並非急事，何以不先請命！以後非先請命，不得自由行動，並將現捕人犯應即交公安局辦理，不得秘禁，希即復，並來南昌一見！」戴笠接電後，次日即離京赴贛，於12月6日以報告的形式向蔣介石請求處分。此事處理結果由蔣介石親自批示：「戴笠記大過一次，唐縱、方超禁閉兩個月，降一級，其職務由徐、石代理可也。」

這是目前為看到的與戴笠相關的資料中，唯一一次被蔣介石記大過處分的記錄，而肇事者正是唐縱！批示下來後，唐縱自然要捲鋪蓋過禁閉生活去了。也就是說，這一年不僅中國出了很多大事，唐縱本人也闖下大禍。日記停寫，很可能與此事相關。1933年的最後一天，唐縱留下一篇日記：「在填寫『工作實錄』上，對於特務處的工作我是這樣寫著：『負責則恐越權，放任又將誤事，時在戒慎恐懼中』後來想，假如給雨農（戴笠）看見，豈不引起誤會嗎？馬上又塗了。在此一年中，全部精神與心力，都在盡忠職務上做工夫，故能取得主官之信任，但其結果不佳，亦一憾事也。」唐縱闖禍時已是1933年年底，至於前8個月的日記為何一併失蹤（或是沒寫），已是永遠的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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