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中日金融大戰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企圖使中國淪為其殖民地，還妄圖淪為其侵略亞洲「以戰養戰」的資源供給地。為此，它大肆搜刮金銀，瘋狂搶奪物資，破壞中國經濟。日軍佔領東三省後，通過強征掠奪，使其在華經濟實力急劇增大，大有超過美、英等國之勢。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國共產黨肩負著抗日重任，制定了克敵制勝的正確路線，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軍的野蠻進攻，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今天重溫中日雙方鮮為人知的金融爭奪戰，對繼續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罪行，仍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金融的滲透與反滲透

七七事變後，日本在中國先後設立了４個大型偽銀行，發行偽紙幣，搶佔淪陷區市場，以適應其政治、軍事侵略的需要。如在東北，偽滿洲中央銀行幣迅速佔領了東北的貨幣市場，取得了侵華戰爭中較鞏固的貨幣陣地。在華中、華南，日軍肆無忌憚地採取了５種貨幣進攻戰術，步步加緊滲透，即：以偽幣收兌原流通領域裡的貨幣；採取各個擊破手法，阻擊原有貨幣流通；人為地提高偽幣價值，貶低原有貨幣價值；用偽幣強行購買物資，處處控制市場；以匯票方式大量向我抗日民主根據地匯入偽幣，企圖扼殺解放區金融。

如在山東，嚴禁使用和保存根據地貨幣，發現攜帶北海銀行紙幣超過５元者就抓去槍斃。同時日偽還用高壓政策，搜刮淪陷區法幣，在上海等地套取法幣的外匯。此外，日偽於1939年5月，利用漢奸先後在滬建立了華興商業銀行和中央儲備銀行，兩行均以法幣大量吸收外匯，致使中國經濟遭受慘重損失，連蔣介石也痛心地說：「過去在上海辦理外匯的方法，不但於我們中國商民無益，而且替敵偽維持了其金融生命，實在給敵人以操縱之柄，來摧毀我們抗戰的經濟。」

國民黨政府為了推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進行了幣制改革，於1935年11月4日，由財政部長孔祥熙發表《關於發行法幣的宣言》，宣布以中央、中國、交通3家銀行（以後又增加農民銀行）所發行的不兌換紙幣為法幣，在全國流通。這種新的貨幣，在華東、華中、華北都佔有主導地位，使日偽推行金融滲透遭到了強有力的阻擊。當時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在國統區嚴禁使用敵偽貨幣，在戰區推行地方銀行紙幣；另一方面極力將法幣滲入淪陷區流通，並用法幣來聯絡淪陷區人民的感情，以削弱日偽貨幣的地盤。日偽迫於法幣的價值和信譽，不得不改變策略，放棄對華東、華中法幣的驅逐，轉而利用法幣，以偽幣與法幣等值流通為釣餌，侵蝕法幣市場，擴大偽幣陣地。針對此種情況，國民黨政府採取措施，阻止日偽搜刮法幣和套取外匯，在1938年3月12日公布了《財政部關於辦理外匯清核辦法》。這樣，中央、中國、交通３家銀行停止供售外匯，日偽妄圖使法幣變成「廢紙」的夢想徹底破產。

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開闢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是反對日偽金融滲透的主力軍。由於採取了一系列高超的反滲透戰略，使日偽貨幣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統治。根據地軍民在同日偽的金融之戰中，採取了多種鬥爭方式。首先是發行自己的貨幣，消滅土雜幣，嚴禁日偽幣在根據地流通；其次是運用靈活多變的策略，以偽幣打擊偽幣，使法幣沉澱於民間而不被日偽套取。再次是配合物資、貿易鬥爭，佔領貨幣市場，嚴格控制對外貿易，限制偽幣輸入和物資輸出。這樣到抗戰勝利前夕，金融陣地的爭奪戰形成了新的格局：在淪陷區，偽聯銀券的貨幣陣地已被晉察冀邊區銀行、冀南銀行、北海銀行等根據地貨幣圍困於大中城市之中。在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經過激烈的貨幣鬥爭，已形成了將偽中儲券從根據地掃除的態勢。從而使根據地貨幣如同敵後軍事鬥爭一樣，在經濟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金銀的掠奪與反掠奪

掌握黃金和外匯是世界各國保持經濟穩定的重要手段。雖然因許多國家的貨幣制度放棄金本位使黃金失去流通手段的作用，但金銀本身的價值仍被當做貨幣發行的後盾，在國際經濟往來中起著平衡國際收支、換取任何國家的法定貨幣的「硬通貨」作用。有了它就等於擁有財富。有鑒於此，日軍每佔領一地，便挨家挨戶搶奪金銀首飾，並在瀋陽、長春、哈爾濱、延吉等地設立黃金收買店，同時下令各日偽金融機構普遍吸收中國的金銀硬幣，在東北偽滿政府設立滿洲採金公司，壟斷黃金開採。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各銀行保險箱內的金銀、寶物全部被日軍搶奪，日軍還組織漢奸化裝成中國軍人和難民，收買銀元和銅鎳幣。此時，中國金銀和金屬輔幣慘遭日軍空前浩劫。據有關資料記載，僅偽滿中央銀行就搜刮黃金32.443噸，輸出黃金29.248噸，輸出銀塊19.767噸，輸出小洋113.345噸，輸出大洋169.588噸。這些金銀大部分用於換取外匯和購買物資，以圖增強其發動侵略戰爭的經濟實力。

面對日偽在我國大量掠奪黃金和白銀的罪行，如何進行反掠奪，成了當時金融界的頭等大事。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顧問楊格建議由國家控制黃金，由銀行收購民間白銀。1938年10月21日，財政部採納此建議，決定禁止黃金出口和運往淪陷區資敵。1939年8月29日，國民黨政府明文取締黃金交易，實行黃金國有。為達此目的，還在全國分為10個大區，指定中央、中國、交通、農民4家銀行設立辦事機構，共有623處，以最快速度收購黃金和白銀。經過層層努力，政府手中大約擁有600多萬兩黃金。為了避免外流，實行了嚴格監控。然而在抗戰後期由於戰爭日益擴大和殘酷，這些措施顯得蒼白無力，不少地方管理鬆弛，出現了混亂局面。

黃金與白銀，對我解放區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硬通貨，它既是財政來源，又是銀行基金；既是外貿資金，又是作戰經費。它是從罰款、捐款和戰爭繳獲中取得，如「攻克浦城籌款五十萬元，黃金千餘兩」。根據地政府將這些繳獲、沒收、收購所取得的銀飾、銀器、銀元寶和群眾開礦採集的金銀，集中到造幣廠，用硬幣機器鑄造了大批模擬銀元和輔幣，從國統區購買各種物資。同時在敵占區設立地下商店，以灰色面目出現，進行對外貿易，並大量吸收向我根據地的匯款，以擴大外匯活動資金。為了堵住日偽掠奪中國金銀和防止根據地內貨幣流通受阻，還對金銀和硬幣採取了保護措施。一是准許人民收藏，並由銀行吸收；二是嚴禁私人金銀出口，防止套取；三是嚴禁銀元流通，停止兌換；四是強化各種管理，打擊金銀投機商。對於金屬輔幣也採取了保護措施，以防資敵。如發出《嚴禁以銅元、銅塊資敵》的訓令，規定凡往敵占區攜帶銅元者，每次不得超過20枚，商民不得借口營商，大肆收買碎銅爛鐵運往敵占區，凡以各種方式為敵偽收集銅鐵者，概以漢奸罪犯論處。這樣，既免遭日偽的掠奪，又維護了抗日根據地貨幣的地位。

紙幣的偽造與反偽造

日本為了偽造中國紙幣，榨取戰略物資，製造國統區的通貨膨脹，在其本土設立了造假幣科研機構，在淪陷區設立了造假幣的印刷廠，由日軍參謀部直接指揮，其代號叫「杉工作」，即研究制定假幣的印刷技術和流通措施。

1935年冬，國民黨政府進行幣制改革後，日軍參謀部指派第七科所謂「中國通」的山本憲藏大尉，聘請「造幣專家」，研究如何偽造國民黨法幣並以大量假幣充作收買漢奸經費，充當「開發事業」的資本。經過一番籌備，日軍於1938年底正式下達仿造「中國法幣」的命令和11條計劃實施綱要，決定首先在上海施行。1939年11月，假法幣試製成功，在上海購買物品未被識破，但向銀行兌換日元時，因假幣太新，露了馬腳，致使兌換失敗。

1940年2月，山本憲藏採取措施，對所有新印假幣進行污臟處理，然後成捆外運。於是成批偽造的「中國農民銀行」1元券、5元券、10元券共計500萬元拋出搶購物資，控制貿易。1941年德軍潛艇在太平洋上俘獲一批美軍軍艦，在艦艇里發現大量未印好的中國法幣，約有10餘億元，日軍從德國買了這批紙幣半成品，進行加工偽造。同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在清查國民黨設在香港的法幣印刷廠時，發現印好的大量法幣及其他印製材料，於是將全部設備和器材運回北京，從此，假幣的印紙、墨色、機械等和重慶國民黨印製的法幣完全一樣。

1942年日軍攻佔緬甸後，又發現幾家印刷中國法幣的秘密印刷廠，從中查獲了大量鈔票半成品、印鈔機、法幣編碼暗賬底冊等。後來又在南洋等地發現了20億元「中國銀行」小額紙幣的半成品，從而獲得了印製法幣的全部秘密，至1945年，日軍印製假法幣高達40多億元。

面對日偽大量拋假幣，國民黨政府斷然採取「以假對假」策略。為了擾亂日偽統治下的財政金融，下令軍統局與美、英鈔票公司合作，在重慶歌樂山建立一座偽造日本鈔票的造幣廠，從美國購買紙張和印製設備，挑選「中國銀行」造幣廠的技術精英，日夜精心製作。當時日軍在其霸佔的統治區內，流通著各種面值的日本鈔票，每當日軍發行一種新的紙幣時，就由戴笠從汪偽漢奸周佛海處得到日偽銀行的印鈔票版，在山洞裡日夜趕印，總數達１.５萬多箱，然後運至江西上饒，由交通部門源源不斷地偷運到汪偽控制的淪陷區使用。這些鈔票與淪陷區所流通的鈔票一模一樣，連日本制幣專家也難以鑒別，輕而易舉地購買了大量黃金、棉紗、布匹等物品，破壞了日軍獨霸的金融市場，加劇了日偽統治區內的通貨膨脹。

國統區與淪陷區的假幣大戰，迅速波及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日軍為破壞根據地金融，大批偽造了紅色區域的紙幣。他們在天津、石家莊、太原、安陽、徐州、集寧、新鄉、開封、濟南、邢台、邯鄲、武安等地建立了12處印製機關，印製的晉冀魯豫邊區的假貨幣高達二三十種。至1943年日軍更是肆意地在邊區周圍遍設推行假票的聯絡點，再利用漢奸偽裝成商人或抗日根據地的工作人員，向抗日根據地拋出使用，收購土特產、山貨、藥材、土布等物資。還派出偽裝人員，在集貿市場以查禁假鈔為名，專門沒收真幣，推行假幣，使抗日根據地蒙受了經濟損失和物資損失。

各抗日根據地為凈化貨幣流通，也開展了一系列反假幣鬥爭，採取了舉辦晚會、化裝演講、組織宣傳隊、張貼宣傳標語等方式，如每到場日，銀行就將假幣粘在布上，懸掛起來，進行宣傳，而且將假幣的特徵向廣大工農和學生講明，軍民一起查假幣，廣泛建立假幣識別小組和識別所，在邊沿地帶、游擊區乃至敵後根據地，都進行嚴密的檢查和緝拿，並明確獎勵辦法，千方百計堵塞假幣向根據地流入的通道。同時組織人員在糧市、布市、匯票市等假幣集中的地方進行巡迴查緝，每發現一種新假幣，便找出其特點，及時曝光，發動群眾一追到底，跟蹤收繳，務求人贓俱獲，就地消滅。太行山八路軍總部金融部門還利用山西產的本地紙張，在紙漿池中加入各種有色纖維，製成防偽纖維土紙貨幣，並加以水印，全部以手工印刷，使日偽機關無法仿冒。因這種土紙印刷的抗日根據地紙幣上有密碼及號碼，耐磨性不甚強，一般就使用七至八個月時間，屆時更換新幣。而更換的新幣又因換掉了顏色，使日偽更加無法仿造，因此山西抗日根據地、解放區、游擊區的金融秩序得到了有力的維護。

歷史表明，當年根據地軍民在中日雙方全方位的金融戰中，以貨幣為武器展開了英勇鬥爭，對挫敗日軍的經濟侵略發揮了積極作用。日本投降後，開始對我國進行歸還掠奪物資工作，從1947年至1949年，國民黨政府派船從日本運回銅幣109.8噸，銀幣103噸，共計價值524.6萬美元。

【來源：《文史精華》2005年第12期 文/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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