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 為中國當代藝術做一部檔案

一個人一輩子只要做一件重要的事，就很難了。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事就是等待。

朱青生

孤獨的修史者

修史，這件事歷來是孤獨的。何況，是為活的藝術而修史。

朱青生，這位來自中國的學者，做了世界藝術史學會的主席，而從1986年至今，他一直在為中國當代藝術做檔案，一部時時刻刻都在生長的、活的檔案。他主編的《中國當代藝術年鑒》，是這部檔案的年度索引，記載著中國當代藝術每日發生的事情。朱青生和他的團隊多年來，第一時間進入展覽和活動的許多現場，參與並進行素材採集，現在《年鑒》還以展覽的形式，以現場的方式集中還原。

中國當代藝術年鑒系列出版物

在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正在展出的「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展2017」上，展出了141位藝術家的作品，其中包括37位藝術家的原作，作品和文獻記錄是《年鑒》編輯部以2017年全年近4000個藝術展覽及活動、12780位藝術家的材料、4652篇文獻為根據進行甄選，最後根據資深學者和編輯委員會的意見並修訂補充後的結果。

北京大學燕南園52號

進入北京大學燕南園52號這座小樓，朱青生領導的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團隊在這座兩層的小樓里推進著日常的工作，《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徐悲鴻年譜》、《吳作人全集》、《江豐檔案》、《漢畫總錄》、國際藝術史學會英文學刊《World Art History》都出自此，看似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在此處彙集，「檔案」成為了這裡重要的工作方式，大量的文獻、手稿、書籍和圖片被收集在各層空間，數據也被歸檔。在書架的一角，AAC獎盃和《中國當代藝術年鑒》系列並置在一起。

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的檔案庫，隨著時間積累，不僅僅是實物，更是檔案本身

從校尉衚衕5號到北大燕園

1982年初，作為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畢業生，朱青生從南京師範大學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期間，追隨邵大箴先生學習「舊石器時代美術」。和易英同屆，與稍晚的范迪安、尹吉男、周彥、孔長安，和當時就讀本科的溫普林、費大為、侯瀚如一起就學，後來，他們都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發展中的重要參與及推動者。「那時，美術史系在教育上下了很大功夫，學校除了調動學校各方面的師資如黃永玉先生、常任俠先生任課之外，專門請外校學者生講課（如周一良先生講唐代文獻、啟功先生講書法史）。」

很早，朱青生對歷史和知識的喜愛，他曾通讀過許多種字典、辭書，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入校時還沒有改革開放，沒有什麼書可讀，大一時就把一套蘇聯編撰翻譯成中文的《世界史》，整整一書架從頭到尾讀完。

中央美術學院舊址校尉衚衕5號

朱青生對於中西方藝術的關注線索一直並行，這或許和他接受的教育相關。文革時期停課，少年時的朱青生從1966年開始，追隨父親老友儲元洵學習「西畫」，儲元洵曾擔任老「蘇州美專」的教授兼總務長，在他的指導下，朱青生畫素描與色彩寫生，接受了典型的西方「學院式」初始教育，後來拜在房虎卿、周子青兩位先生門下學習國畫和書法。「兩位老先生教我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國式師徒關係，當時房老師80多歲了，周老師70多，我才十幾歲，他們手把手教我畫畫、寫字是在我面前先寫，作為課圖稿，還教我怎麼舌尖選紙、測光選墨、指腹選硯，主要是帶我認識高人，教我如何判定書畫。這一套不是知識，而是感覺和經驗，都是只有在他們身邊才能學會，傳統就開始嘗試。」這種中西方的融合從少年時期便埋下種子。「當時在我深切地意識到最好的畫家其實有兩種，一種是倫勃朗式的；一種是『八大山人』式的。」

儘管學習「舊石器美術」方向，但面對當時活躍的社會環境，朱青生一直保持著對當代藝術的參與，在1984年至1987年期間，他在美院組織了「星期五沙龍」，很多藝術界的人都在此聚會。並且參加《二十世紀文庫》編輯，負責藝術學系列。

和很多藝術家一起，朱青生一直有意識地介入運動，1984年，朱青生作為《美術研究》的代表，前往南京第六屆全國美展中國畫研討會，在會議閉幕時的簡短演講中，他提出「反傳統就是大繼承」、「深入生活即是脫離自我真實生活」、「形式本身就是藝術的內容」三個理論，在當時的美術界引發巨大爭議，對他的影響延續至今。時隔一年，李小山也發表《當代中國畫之我見》，談到中國畫的「窮途末路」。

一部檔案的建立

為中國當代藝術做一部檔案這件事，朱青生從1986年就開始進行，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最早，中國現代藝術檔案的建立，是與中央美術學院的學術傳統緊密相關。

1986年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資料室主任賀齡華召開「中國當代美術資料」的會議記錄

時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資料室主任賀齡華是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創始館長賀昌群之女，她把老一輩學者對於史料和學術研究基本材料嚴謹的研究方法，直接引入美院，並鼓勵年輕學者進行地繼承。「我當時做了舊石器時代洞窟壁畫所發表的全部圖像的檔案，賀齡華老師發現我是個『讀書的材料』，就給了我一把資料室的鑰匙。在資料室關門以後，我也可以在裡面『值班』閱讀，於是我就在書中間『睡』了幾年。別人讀書是論本，我當時讀書是論架的(書架)。」

這一把鑰匙開啟了朱青生在美院的閱讀，同時也建立了他與中國現代藝術檔案數十年的連結。

會議時間是1986年11月11日上午9點，這也是「中國現代藝術檔案（CMAA）」的開始

朱青生根據整理舊石器時代的藝術手制的卡片形成對於資料的管理知識，建立了對圖像檔案最基本的規則的意識。隨著85新潮時期現代藝術運動的風起雲湧，中央美術學院開始有意識的記錄這一現象，這一重任就落在了朱青生的身上。

「做思想的人覺得『85新潮』是一個思想運動。但是做學術的人他認為這是一個歷史現象，所以就要將之記錄下來，於是我們就建立了一個小組，要把的正在發生的藝術運動記錄下來。就有了『中國現代藝術檔案』的雛形。那時還不叫做檔案，是作為資料進行整理，但是一開始卻按照檔案之中有一個原則進行，就是沒有任何記錄的要點是不能通過索引系統查詢的，如果沒有索引，就相當於一堆交纏的東西，是『黑的』檔案，是無法使用的材料。」

在會議紀要中，可以看到當時對於檔案規劃的編輯計劃

作為資料檔案，最核心的框架是拍攝展覽，與藝術家進行訪談和對話，同時記錄當時事件，搜集相關的材料。

朱青生清晰地記得在1986年啟動中國第一屆現代藝術大展策劃的過程中，朱青生也保存了當時的珍貴資料，如在農業展覽館交款時的發票，籌備展覽期間的12次會議紀要等等，都在這一批資料中得以保存。

1986年11月10日《中國第一次現代藝術大展》備忘錄III號，參加者：孔長安、朱青生、范迪安、周彥、高名璐、王小箭、陳威威。此次會議確定「說服文化部長王蒙成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組織這次大展等

隨著1987年朱青生被調到北京大學工作參與綜合性大學的藝術史專業的籌備，「中國現代藝術檔案」也隨著他來到了北大。1990年，朱青生前往德國海德堡大學留學攻讀藝術史博士學位。

在德國留學的五年時間裡，朱青生會藉由短暫的回國時間，前往圓明園和藝術家對話。因為缺席當場，所以朱青生專門指導一位博士研究生詳細收集圓明園畫家村的檔案和原始材料，對1990至1995年之間當代藝術情況予以特殊關注。

1986年11月25日在中央美院討論成立的「獨立委員會」——現代藝術研究會的《意向書》，推出劉驍純、朱青生、高名璐作為召集人

沒有艱難，不灰暗

歸國後，朱青生和吳作人國際基金會秘書長吳寧合作，將檔案的搜集研究範圍從實時的當代藝術擴展到近現代藝術檔案，最初做了吳作人、徐悲鴻和江豐四人的檔案。無論是國家重大社科項目《漢畫總錄》、還是現代個案研究，這些工作的進行，為檔案工作從多方面提供參考和理論支撐。同時2005年起，檔案有了定期索引《中國當代藝術年鑒》。作為圖像檔案，北京大學當代藝術檔案與國內檔案學界有著廣泛的學術聯繫和合作，也與世界不同的國家的藝術檔案構成了互相的聯合關係，他們還支持過哥倫比亞大學關於如何促進和幫助藝術家個人建設檔案的科研項目。但是他們的基本原則建立了苛刻的「三證俱全」制度，就是任何藝術家的檔案，都不可以完全依賴藝術家個人的敘述和整理，而是需要有旁證，也就是其他的人從其他的不同的角度給予的一些證詞和評述，同時還要有當時當場的物質材料作為佐證（物證），這個物證也不能由藝術家活利益相關人提供（因為藝術家會隱藏、修改甚至「製作」一些證據），「三證俱全」才能使檔案具有客觀性，才能作為精神歷史的證據和數據。同時他們還有一些更為得嚴格的、創新的方法，其中影像檔案部分收集一個紀錄片檔案，除了收集正式的片子本身之外，還收集影片被剪掉，特別是被各種原因修改的「部分」，還手收集被拍者的情況和拍攝者的全部與此相關活動、行為和遭遇。一個紀錄片或者實驗電影的檔案就變成一個問題的集中的全部材料的收集。因此，中央美術學院管理教育學院院長余丁稱他們為「檔案學派」。

朱青生在其作品前

朱青生坦言，在至今32年的時間裡檔案理念才逐步清晰化的過程。「藝術檔案的生態性，除了有其一般性的背景生態之外，還有一個更為深刻的全體性，就是深入到人精神的一些不可言說的微妙層次。」朱青生主持下的「中國當代藝術年鑒」以基本事實和主題記載兩大部分，基本事實分為時、地、人、事四個專欄，順次編輯。主題記載是根據一年或一段時期以來發生的藝術情況，從各個特別的觀察、調查角度進行的專項整理。

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展2015展覽現場

朱青生主持下的《中國當代藝術年鑒》以基本事實和主題記載兩大部分，基本事實分為時、地、人、事四個專欄，順次編輯。主題記載是根據一年或一段時期以來發生的藝術情況，從各個特別的觀察、調查角度進行的專項整理。

2016年年鑒展王璜生訪談現場

從2005年以來，《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已共出版12卷，最近2017卷也已完成編輯。《年鑒》的學術基礎是「中國現代藝術檔案」，從1986年，這部檔案全面記錄和研究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數據和事實，並不間斷地對其進行統計、觀察、分析和調查，逐步完成了學術規範的建設，並以嚴格的學術眼光，採用科學的檔案調查與統計方法，正在對每年的中國當代藝術發展逐日進行記錄和一年一度的總結，而呈現為民生現代美術館的「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展」。

「做檔案最艱難的事是什麼？」朱青生當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他爽朗地答道，「沒有！」

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展2016展覽現場

在他看來，中國當代藝術的領域做年鑒，就是希望為中國收集一份檔案，記錄人的心態和思潮。

2016年年鑒展走訪藝術家胡慶雁工作室

「我們做藝術的事，但很少做某一個藝術家的展覽，我們不用明星來講故事。整體來說，我們堅持做了很多年，越做越受「我們做藝術檔案，但很少有機會做某一個藝術家的展覽，我們從不用藝術明星來講故事。整體來說是為中國留下一道隱秘而激越、奇異的歷史痕迹，我們做了很多年，越來越受到大家的理解、肯定和重視，做檔案這件事，並不灰暗。」

2017年年鑒展採訪藝術家肖魯

很多人都曾問過，在德國的學習是否影響了朱青生做檔案這件事。他倒不這麼認為，無疑，德國嚴謹的治學方式，影響了朱青生。但對於編輯一部當代藝術的年鑒，這本身就是一次毫無參照的實驗，朱青生並不認為這使用了「德國的」方法，而是試驗和創造方法來整理檔案和編輯年鑒。

在編輯年鑒的過程中，朱青生提到四點，其一，在中國有哪些人為藝術做出了什麼樣的突出性的貢獻?改變了藝術評價的體系和突破了它的界限？如果做了一點點貢獻，也要想辦法記錄下來；其二，哪些新的方法影響了藝術創作使其成為時代的代表作品；其三，不管使用怎樣的媒介，是否有著對社會的反省和批判、對現實的揭露和關懷，具有「當代性」；其四，已經在不同的時期有成就的藝術家最新的活動是什麼。「因為我們相信一個藝術家曾經取得過巨大的名聲，一定有不同尋常之處。所以我們特別關心他們，也是對他們成就的不斷的尊敬。」

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展2017展覽現場

從2015年開始，《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從現場回到現場」，在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連續舉辦，通過「一年之鑒」這一時段性學術方法，系統性地呈現中國當代藝術在一年時間中的整體狀況及趨勢，已經舉辦了四屆。此刻，展覽已經不再是一種人為的策劃，而是對於一年中各種展覽和活動的集中呈現和對比考察，反過來成為「檔案」的一部分。

2018年採訪藝術家張鼎現場

在採訪中，被問及關於一個關注歷史之人「如何定義自己」，作為國際藝術史學會主席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朱青生說，「其實我什麼都不是，但是我深知我和自己國家的許多普通人一樣，都深受近代中國留下來的民族屈辱的影響，心裏面總有一塊陰影，如果不將之驅除，我覺得不能夠真正地內心寧靜而幸福。我常被批評，有『過度責任心』，但我就是希望用專業知識和持續的努力，來使世界因為我們的勞動和貢獻而尊重我的祖國和人民。」

圖片提供、特別鳴謝：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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