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29歲，生無可戀，所以選擇去死…」
我們都聽說過，有一些重症病人，每日承受著折磨。他們其中一些人，想提前以一種有尊嚴的方式，主動死亡，這叫安樂死。
這種做法，是否應該被接受，一直有爭議。
但今年在荷蘭發生的一例安樂死案例，則更讓人驚異——因為這次選擇主動結束自己生命的姑娘非常年輕，甚至沒有任何身體絕症。
她想死，只是因為她不想再忍受精神疾病的折磨了。
「我今年29歲，自願安樂死，因為我長期受精神疾病的折磨。這令我難以忍受，甚至絕望。對我來說，每一次呼吸都像受刑…」
這個姑娘名叫Aurelia Brouwers。她的祖國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荷蘭法律規定，安樂死只能對12周歲以上的人實施，而且必須符合「合理關懷標準」（Due Care Criteria），即患者「被無法忍受的疼痛所折磨」和「無減緩治癒的希望」兩大要求。否則，將構成刑法中所規定的受囑託自殺罪。
但是，一千個人，有一千種「無法忍受的疼痛」的界限。這種不能量化的標準也能算標準嗎？
所以，Aurelia這樣的精神疾病患者，主動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還獲得了批准，才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人們開始從頭去了解她的故事。
Aurelia12歲的時候，得了抑鬱症，被診斷為邊緣型人格障礙。接著，各種各樣的診斷相繼出現：感情障礙，厭食，慢性抑鬱，焦慮症，妄想症。
從15歲，她開始自殘，在自己身上留下了各種傷疤。
肉體的傷害對她來說是一種解脫，因為她可以專註傷口的疼痛，而不是頭腦中的折磨。
這個可憐的女孩還長期有自殺傾向。
她還付諸了行動，前後已經自殺過20來次，甚至曾有好幾次真的走到了死亡的邊緣。
每次被搶救回來，大夫都說：真是個奇蹟，她挺過來了。
但是，對Aurelia來說，「挺過來」卻未必是自己想要的結果。
每每回憶起來，她便說，每當依然能聽到自己心肺跳動的聲音，就很絕望。
雖然這些年一直在看病，也在配合醫生治療、服藥，但她的病情並沒有實質性好轉。哪怕有過短暫快樂，沒多久又會陷入更大的自我懷疑和折磨中。
Aurelia渴望真正的解脫，結束這樣生不如死的生活，她想到了申請安樂死。
但她的醫生認為她還年輕，不同意安樂死的診斷。她最後來到了大城市海牙，向「生命終結診所」遞交了申請安樂死所需的材料。
當時，這家診所派出了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全程協助Aurelia。他們都和Aurelia是老熟人了，幾年前就開始了解她的病情。
2017年的最後一天，診所告訴Aurelia了一個「好消息」，她的安樂死請願獲得了批准。
診所負責人說：「Aurelia雖然年輕，但我們認識她已經好幾年了。我們的評估過程是足夠謹慎的。她符合自願安樂死的條件。」
而Aurelia自己也非常開心，她如釋重負，在社交網站上寫道，「這是我收到過最好的新年禮物了。」
她時常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自己的狀態，因此獲得了不少網路關注。她決定，把自己生命最後一個月的時光，每天都發在網上跟大家彙報一下。
在她最愛的城市——荷蘭代芬特爾騎車。
和她最愛的玩具小恐龍看風景。
和她愛的朋友們一起度過最後的時光，他們做遊戲、聚餐、相互道別。
每一張照片旁邊，都有一個倒計時的數字，是她的安樂死倒計時。
距離死亡還有九天時，她去了殯儀館，計劃自己的後事。
工作人員帶她參觀了禮堂，跟她詳細介紹了葬禮的流程。她為自己選好了葬禮的背景音樂，拷在U盤裡，交給工作人員。
音樂聲起，Aurelia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禮堂里，想像著葬禮當天的每一個步驟——她會被靈車送到門口，她的靈柩會先被停放在家庭房，爸爸會在這裡和她告別。隨後她的遺體會被送到大堂，所有親朋好友會在這裡見自己最後一面。
想著想著，淚水就划過了她的臉頰。
她並不是為自己「安樂死」的決定後悔了，也不是留戀帶給她痛苦的今生宿命，而是想到了自己的父親。
「我知道安樂死的日期在一天天逼近，我已經準備好了。今天早上，我就在想：yes！又近了一天。」
「但是對我爸爸來說，這可能會非常艱難。」
Aurelia的家庭這幾年也遭遇了不幸。她的母親，在去年8月一次心臟手術後突然死亡，而父親現在也重病纏身，無法來到女兒身邊陪伴她經歷死亡。
但女兒的痛苦父親看在眼裡，他知道女兒想做這件事很久了，他接受了女兒的決定。
女兒說：「我聽說，這（失去孩子）是一生最痛苦的經歷之一。去年我們剛剛失去了媽媽，我也要離開了，短時間內失去兩個親人，對爸爸來說太難了。」
倒數計時中，最後的這一天很快就到了。陪伴Aurelia生命最後時刻的，是她的兩個朋友。
29歲的Aurelia在卧室躺下，她懷抱著最喜歡的粉色恐龍玩具，聽著最愛的音樂，喝下了「生命終結診所」醫生帶來的毒藥。
10多分鐘過後，她永遠地「睡過去了」。
好友說，「她讓我躺在她身邊，臉上帶著微笑，然後漸漸入睡，一切都是那麼平靜。」
她和這個世界最後的互動，是當天上午在facebook上的留言：「我已經準備好去『旅行』，感謝大家，只不過，今後我將不再上線。」
Aurelia離世後，荷蘭很多民眾都為這個年輕的生命感到惋惜，認為她還太年輕，她還有被治癒的可能。
畢竟，精神的疾病不同於肉體，人們能夠接受給肉體傷害分層級、下定論，但無法想像精神創傷要到什麼程度，才是「無藥可救」。
荷蘭一所大學的倫理學教授希恩·鮑爾，曾是安樂死合法化最積極的支持者，但最近，他從一家安樂死監管機構辭職了。
他說，從個人而言，他非常同情這個姑娘，很欣慰她死得很體面。
「但從社會文化層面來說，我擔心她會被拿出來宣傳，就好像安樂死是個『多麼勇敢的解決方案』。她在網上的影響力太大了！」
的確，Aurelia生前不僅在社交網路上備受關注，她的故事還被電視台拍成了一部紀錄片，當地報紙拿她做了頭版頭條，裡面還有整整六個版的報道。
所以這位教授擔心，安樂死會變得越來越正常，會降低人們心理承受能力。這對社會發展很不利。
在荷蘭，因為是合法的，安樂死也確實有逐漸「日常化」的趨勢。
今年1月，當地政府公布數據，2017年在荷蘭安樂死人數近6600人。相比2010年的3100多人，這個數字已經翻了一倍。
其中絕大部分人，患有癌症、心血管或者神經系統疾病（例如帕金森）。169人因患有阿爾茲海默症（老年痴呆症），申請安樂死獲得許可。還有83人因嚴重精神疾病獲准安樂死。
後兩種申請者都是患有非肉體創傷性疾病，而這兩類人安樂死的比例，都以較大幅度在逐年增長。
有時候，當一個國家中的安樂死變得越來越「平常」，發現自己存在這種需求的人，也變得多起來。
現在的荷蘭就是這種狀態，人們開始對安樂死習以為常，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這一方式，將「無可奈何而死」慢慢變成「有組織地尋死」。
這會讓人們的求生意識降低，心理承受能力變差，當遇到一些覺得難以克服的問題時，可能就會草率地做出主動「求死」的決定。
比如，目前世界上有幾例因酗酒、潔癖而申請安樂死的患者都獲得了批准，他們「如願」死去的時候只有四五十歲。
還有一種更可怕的後果，就是患者在社會趨勢的推動下「安樂死」，他不一定是真的無藥可救，或者他本身無法明確自己的決定。
這就導致安樂死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
比如去年，荷蘭批准了一名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72歲女性的安樂死。可等到執行時，這名女性拚命掙扎，最後家人把她按住，醫生才注射了藥物。這件事是否合法，還在調查中。
現在，荷蘭的一些老年患者對為其治病的醫生也越來越不信任，擔心他們對自己「合法下毒手」。即便是對自己的家屬，患者們也開始產生更多疑慮，擔心自己有朝一日成為「安樂死」的對象。
所以，為逃避這種變相被家屬和醫生「合法促死」的命運，老人和患者開始向周邊國家「逃亡」——移民不接受安樂死的國家。
但與此同時，世界各地每年也有很多人前往荷蘭、瑞士等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去儘早結束自己的痛苦。他們希望，臨終期走得沒有痛苦，最後的日子是有尊嚴的。
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是不同的，多數人可能都會覺得，一個人活著的意義，不能以生命長短作為標準，而應該以生命的質量和厚度來衡量，沒有必要為了人性、人道等為理由，付出高昂的代價去換取低質量的生命。
主動結束必然死亡的生命，不僅可以免除患者在死亡前承受的痛苦，同時也減輕了家屬的經濟壓力和精神負擔。
但人都是感情動物，越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可能就會越珍惜在這個世界上的分分秒秒。
更何況，人類科學是不斷進步的，隨著醫學發展，現階段不可治癒的疾病，在將來也可能得到解決。
我們不希望看到活著的人飽受痛苦，但更不希望看到鮮活的生命個體放棄自己的人生。
安樂死，究竟是對還是錯？
人們還是沒有答案。
但在人們繁雜的思辨中，這一年，又有幾千份安樂死申請提交到了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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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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