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所謂「無條件投降」，都提出了哪些條件？

原標題：（揭秘）日本所謂「無條件投降」，都提出了哪些條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歷史的謬論肆意泛濫，為軍國主義戰犯招魂的醜劇連年迭演。不少國人總是不理解為何德國能深入反省歷史，而日本卻否認當年的侵略罪行。要明白其中的原因，就不能不客觀地回顧歷史，探究一下日本戰敗時所謂的「無條件投降」究竟暗藏著怎樣的玄機。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接受波茲坦公告，宣告二戰正式結束。多數文章和書籍在說到日本戰敗時，寫得都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無條件就是沒有任何附加的情況下不做任何反抗的投降。但其實，事實並非如此，當時日本提出了3個條件，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同意了大部分，日本才決定投降的。

那麼，在兵敗如山倒的困境前，日本為何還敢於提出投降條件？這些條件都是什麼？美國又為何同意了日本的無理條件？日本所謂無條件投降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內幕？日本天皇投降詔書中又暗藏了怎樣的不可告人的玄機？如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根源又是什麼呢？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日本「無條件投降」都提出了哪些條件？

在二戰後期，日本本土尚未遭到地面攻擊，在海外尚存100多萬軍隊，因此日本人的抵抗意識還是很強烈的，1945年6月提出了「本土決戰」「一億玉碎」的戰爭計劃，寧願本土化為焦土也不願意投降，當時日本的神風特戰隊更是以自殺式的攻擊來進行反抗。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前，日本朝野都是主張抗爭到底的，有的還主張遷都到中國東北繼續頑抗，如當時的首相鈴木貫太郎，就堅決主張抵抗。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裕仁天皇不願意投降，因為他害怕受到制裁。但是，在美國投下原子彈，蘇聯又出兵東北切斷日本人後路後，日本決策層不得不開始選擇投降。

其實，當時日本政府與軍部仍在降與和的問題上有著較大分歧，雙方對峙，直至天皇最後「裁決」。天皇的如意算盤是，在盟軍還沒有一兵一卒攻上日本本土時，同意停止抵抗便有了討價還價的餘地。而此時美軍在硫磺島和沖繩戰役中因日軍的拚死頑抗而遭受重大傷亡，倘若美軍登陸日本本土作戰，勢必要付出巨大損失。因此，美國迫切希望促使日本儘快投降，以減少美軍損失。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日本政府隨即向盟軍提出了投降的三大條件，其中最為核心的第一條就是，保障日本天皇制度，不能追究天皇的責任。

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曾提出：「最有效和最能減少損失的做法是，在日本投降和實行佔領時利用天皇。反之，如果盟國採取嚴厲的態度——主張廢除天皇制，日本人就會為了天皇誓死戰鬥到底，這將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損失。」所以，由美國起草，以美、中、英3國政府名義發表的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美國有意不寫進廢除日本天皇制的條款，並把原稿中曾寫有的相關條文，在發表前刪掉了。

眾所周知，二戰日本最大的戰犯就是裕仁天皇。保留天皇制，對日本而言，實際起到了保留日本軍國主義主要精神支柱的作用。這為其死灰復燃奠定了基礎。而且，二戰軍國主義打的旗號是為天皇而戰，罪魁禍首的天皇卻得不到處置，以後一旦有時機，天皇一聲令下，日本軍國主義還會東山再起。

戰後日本進步史學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書中概括說：「日本投降實際上是以天皇為首的上層在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同美國進行的一場交易。」天皇「詔書」依舊頌揚侵略，把侵略目的辯護為「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解放東亞」。這一詔書，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勢力所鼓吹與運用。

日本天皇裕仁宣讀投降書

日本天皇「八一五」詔書的性質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應引起重視，有必要弄清楚的問題。國內對該詔書的叫法不盡相同，如「停戰」「終戰」「投降」，但是幾種叫法都一樣地把詔書的內容性質概括為「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這種概括極不準確，模糊了「詔書」內容的實質，也麻痹了國人對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的警覺。「詔書」的實質是護皇應變、頌揚侵略、謀圖軍國主義之再起。

為了爭取免除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以及保護日本的天皇制，同時也試圖減少國內強硬派引發危機的可能。「詔書」在措辭上採取了諸多狡猾而隱晦的手段——模糊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實質;規避日本對亞洲諸國的戰爭責任，只將對象限制在美、英兩國等等。

如果對「詔書」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看出：第一，「詔書」中沒有任何一處涉及承認日本戰敗的事實;第二，「詔書」強調宣戰並非自己的本意，而是為了日本所謂的「自存」和東亞的「安寧」不得已而為之。「詔書」中「死不認輸」的邏輯是：之所以現在投降，並非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戰敗，而是因為預見到「如仍繼續交戰，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按這種邏輯，天皇是為了挽救人類之文明才接受《波茨坦公告》，並未公開承認戰敗;第三，「詔書」中所指的戰爭是自1941年開始的「已閱四載」的與英美的戰爭，而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侵華戰爭則不置一詞，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綜上所述，可見同以往天皇的詔書一樣，在這裡特別突出的仍是所謂日本的「國體」，仍然堅持的是皇國史觀。如果對「詔書」的意圖解釋得更清晰一些，那就是：雖然日本現在遇到了暫時的波折，但只要護持日本國體，雖任重道遠但日本不會滅亡，仍有希望。而後來日本的右翼勢力一直鼓吹為侵略翻案，正是堅持「詔書」的精神與內容。

日本天皇裕仁

日本投降的第二個條件是，不接受向日本派兵。這一條主要是為了避免日本跟德國、朝鮮一樣被肢解的命運，也是為了最大限度的保存日本的實力。

關於這個條件，美國雖然沒有完全聽日本人的，但卻在戰後處置上耍了很多手腕。

當年，德國首都柏林被攻克，國土被全部佔領，德國才是真正的無條件投降。戰後德國（包括東德、西德）由反法西斯人士組建了歷屆政府，自然會徹底清算其納粹的罪行。而日本則相反，投降後的日本由美國實行單獨佔領，而不是像德國那樣由蘇、美、英、法4大盟國分區實行軍事佔領。對日本戰敗投降的處置，主要是在美國政府的控制下完成的，實際上是在麥克阿瑟一手壟斷下進行的。

包括中國抗戰史在內的世界戰爭史證明，不僅落後就要挨打，而且落後和衰弱的國家即使獲得戰勝國地位，最終也沒有多少發言權。舊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是戰勝國，可是因實力不濟導致自己的領土權益仍被他國瓜分。在當年的亞太戰場，中國和美國是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國家，但中國積弱，特別是由於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使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在外交上完全依賴美國。蘇聯在戰後日本投降的處理上，沒有與美國展開過多的爭奪，只以得到自己的那部分利益為滿足，沒能發揮類似在處理戰後德國問題上那樣的影響力度。所以，在亞洲，美國實際上壟斷著對日本敗降的處置權。而美國戰後在遠東的戰略需求，也成了日本不肯徹底清算其侵略罪行的根源之一。

除此以外，在「東京審判」中，日本皇室成員沒有一人受到追究，也埋下了日本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復活的禍根。

日本投降前提出的第三個條件就是，要求自主處置戰犯和軍事工程。這一條其實更為陰險，因為當時在中國、東南亞的戰犯級別都沒那麼高。而大部分的日本最高的戰犯都在本土，但是日本人提出要自己處置戰犯，其最終結果可想而知，大多數不了了之。這使得日本最為主體的軍國主義得以完整的保留下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可以說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罪行的最輕微的部分清算，既不完全，也不徹底。美國出於世界人民包括本國公眾對發動侵略者要給予追究的壓力，同意對戰犯進行審判。當時追究日本戰犯對美國是一件難事，這既要履行和日本當權者的約定，又要對受害者有個交代。

美方將襲擊珍珠港時擔任首相的東條英機列為第一號戰犯，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財閥則被描繪成任軍人擺布的傀儡。了解日本情況的人都知道，戰爭結束前日本實行的是天皇制軍國主義，天皇身兼陸海兩軍的統帥（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首相、陸相、海相都沒有統軍權，大的軍事行動都出於所謂「聖斷」。東條英機只是戰時十幾任首相之一，作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惡極，其地位卻只是一個天皇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臣子，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影響如何能夠相比？

在東京審判中，經中國法官據理力爭，最後表決時以一票的微弱優勢，才最終得以判處東條英機、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7名甲級戰犯以絞刑，使這伙昭和軍閥頭目受到了懲罰。不過這種追究明顯是不徹底的，日本皇室成員沒有一人受到追究。

最令亞洲人民氣憤的是，1948年12月24日，即對日本7名甲級戰犯執行絞刑的第二天，麥克阿瑟就宣布，釋放仍在巢鴨監獄中的岸信介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出於反蘇、反共和反華的需要，1949年1月26日，麥克阿瑟指令國民黨政府釋放了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以岡村寧次為首的260多名在押戰犯，並將他們送回日本。10月19日，又宣布對乙、丙級戰犯結束審判，不再逮捕、搜查戰犯嫌疑犯。

1950年3月7日，麥克阿瑟又悍然頒布了「第五號指令」，規定所有根據判決書仍在日本服刑的戰犯都可以刑滿前按所謂「宣誓釋放制度」予以釋放，這實際上完全破壞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先後為18萬左右的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重返政壇。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戰犯被赦免並重新走上政壇，為重演過去的軍國主義歷史埋下了禍根。

自從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美國便把建立美日軍事同盟視為其亞洲政策的「基石」，採取扶助日本的政策。朝鮮內戰爆發後，美國急需利用日本的軍事、經濟和技術為朝鮮戰爭服務，所以違反波茨坦會議的有關原則，擅自採取與遠東委員會各成員國分別進行單獨討論對日媾和的手段，拒絕蘇聯和中國提出的實行全面對日和約的建議，與日本吉田茂政府於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簽訂了《對日和約》和《日美安全條約》，把蘇聯、中國等排除在外。結果沒有使日本結束和蘇聯、中國的戰爭狀態;允許美國以託管的名義半永久性地對沖繩實行軍事佔領;沒有解決戰爭賠償、領土等通常簽字和約必須解決的問題。可以說，《舊金山和約》不僅使日本再次逃脫了反省謝罪和損害賠償的戰爭責任，而且成為戰後日本右翼勢力復甦、軍國主義思潮泛濫的契機。同時還種下了「台獨」和南海爭端的重要種子。

《舊金山和約》簽署

自20世紀60年代後，美國拋棄了在日本實行的非軍事化、民主化政策，轉而採取扶植日本右傾保守黨政權，變日本為反共的東方前哨陣地和美國「遠東兵工廠」的政策。從而為日本不認真清算過去的侵略戰爭罪行，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政治上，美國將投降後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動地搬過來，變為美國佔領軍的政策執行機構，並且保留了幾乎全部中下級官僚，軍國主義的政治體制機構完好無損地得以保留。

在經濟上，在美國的保護和扶植下，日本大批被解散拆除或提交當作賠償對象的軍需工廠又重新恢復生產，為美軍朝鮮戰爭的需要而大量生產槍炮子彈和軍需物資，日本成了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的後方兵站和補給基地。

在軍事上，隨著美國佔領政策的轉變和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圖逐步明朗化，殘存的軍國主義勢力變換手法得以保存和發展：首先是用舊軍官充當警察，到1950年7月，日本建立了以現役軍人為基礎的7.5萬餘人的警察預備隊;其次，以掃雷需要為借口，日本於1948年5月成立了海上保安廳，實際上組成了一支小型海軍，並成了後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前身;第三，美國還放任殘餘的軍國主義團體發展壯大。到1952年，以原將軍級和上校級舊軍人為主的日本軍國主義團體有60多個，他們大多是極右翼派，不斷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翻案，主張重整軍備。

麥克阿瑟與裕仁

二戰後，由於「冷戰」政策的需要，美國顛倒是非，在《舊金山和約》中不承認日本於1941年12月8日以前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使日本多數青少年只知道本國遭受過原子彈的轟炸，而對日本當年對中國和亞洲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卻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思想教育的誤導使日本殘餘的軍國主義思潮得以繼續擴大。在戰爭責任問題上，日本社會被搞得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毫無正義可言，結果使日本國民沒有像德國國民那樣有負罪感。

當今的日本，否認歷史的言行非但很少受到日本國內的道德譴責，反而出現越右就越受歡迎的反常現象。

歷史是一面鏡子，總是由今人來觀照。在明治維新和甲午戰爭後，「日強中弱」的形勢導致日本幾十年持續侵華;當年中國取得抗戰勝利，卻因國力衰弱並未贏得戰敗者的尊重。戰後日本在軍事上雖然沒有獨立地位，卻在經濟上長期對華居於優勢，結果中日邦交恢復後中國依然處於受援國地位。現在，中國實力增強，使得亞洲出現了中日「兩強並立」的局面，從而刺激了日本當權者要加強同美國的聯盟。

戰後的日本人普遍只承認敗給了美國，而對中國並不服輸，從而助長了日本右翼勢力的生存與發展。而日本所謂無條件投降，更是無稽之談，日本投降的三個條件，個個陰險，為軍國主義的復活埋下了伏筆。

《紅岩春秋》王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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