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任何形式的身份標籤都會令我不安

原標題：托尼·朱特：任何形式的身份標籤都會令我不安

身份認同，是現代社會許多矛盾的根源，尤其是在一個愈發多元化、也愈發撕裂的世代。

馬克·里拉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身份自由主義的終結》一文中指出，關於身份的道德力量當然有正面影響，60年代轟轟烈烈而起的女權運動、LGBTQ和種族平權運動，使得這些長期被邊緣化的群體在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中都逐漸走向正常化。然而，他提到「學校和媒體對多元主義的「執念」培養出了一代『孤芳自賞』的自由派和進步主義者，他們對自我定義外的群體狀況一無所知」。他們甚至也不願與那些不屬於該團體的人進行接觸和對話。

在《記憶小屋》一書里，托尼·朱特也從個人經歷出發，表達了對「身份」的懷疑——它們很容易就導向了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運動，歷史已經不斷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更為危險的是，這種由「身份」形塑的共同體也是「對不在此列的人的一種排擠和否定」。當一個國家和城市在面對所謂的「外來人口」時，我們看到越來越多「身份控制」的政策手段，它們針對的往往都是基本的居住權和教育權。

朱特說，他更欣賞的是「邊界」——它意味著不同國家、社區、立場、喜好和根系碰撞在一個不安的地方——這些看似相互衝突甚至敵對的人群，是能夠共存的；而其中的每一個體，也能夠自由地選擇去留。在多元化時代，警惕「社群唯我主義」，強調包容、強調我們作為人類的普世價值和公共利益，顯得分外必要。朱特相信，這也是對人類惡性的一種約束。

另外，此次新版的《記憶小屋》還新增了朱特之子關於父親的紀念長文。通過丹尼爾·朱特（Daneil Judt)的文字，我們能夠一窺身為一名平常人、一位父親的朱特，和同時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朱特，是如何去體驗和解讀這個世界的。

托尼·朱特：任何形式的身份標籤都會令我不安

文/托尼·朱特

節選自《記憶小屋》

原標題為《邊緣人》

標題為編者所加

身份」是個危險的詞。它在當代已不存在善意的用途。在英國，新工黨政府在裝了比其他任何民主國家都要多的閉路監控攝像頭後，仍不滿意，竟試圖（雖尚未成功）以「對恐怖分子宣戰」為契機，強制推行身份證。法國與荷蘭杜撰出對身份概念的「國民輿論」，不過是為兩國利用民眾反移民情緒牟取政治利益找了個拙劣的借口——也是兩國將民眾對經濟前景的焦慮引向瑣碎小事的無恥詭計。在2009年12月的義大利，身份政治的下限再次被刷新，布雷西亞地區竟然針對有色人種進行了一次挨戶搜查，因為區政府做出了讓大家過一個「白色聖誕」的無恥承諾。

校園生活使用該詞的惡意也毫不遜色。本科生如今有一大堆針對身份的課題可選：「性別研究」「女性研究」「亞太美國人研究」，不勝枚舉。這些課外研究的問題不在於它們對地理上分布不廣或族群上佔少數的群體的關注，而是在於，其各自勉勵吸納的參與者往往就是其研究的對象自身——這不但違背了自由教育的初衷，也加強了它們本應消除的學生的宗教、種族意識。且這些研究項目還動輒就被作為參加者就業保障計劃所必需的一部分，此外的興趣常會遭到勸阻。最後局面是，黑人研究黑人，同性戀研究同性戀。

學術界的口味一如既往地跟著流行趨勢走。這些選修課都是社群主義唯我論的副產品：今天的我們大多具有雙重身份：愛爾蘭裔美國人、美國原住民、非洲裔美國人，諸如此類。大多數人——尤其是來自歐洲的那些——不再說先人的語言，對「故鄉」也所知不多。然而由於上一輩以遭迫害為榮，他們便也自豪地將自己所知甚少的罹難史當成身份徽章戴了起來：你祖輩的苦難造就了你。在這苦難的角逐中，猶太人自然處在領先地位。許多美國猶太人對猶太宗教、文化、傳統語言和歷史的知識都少得可悲。不過個個都熟知奧斯維辛，那對他們來說就足夠了。

這如同洗熱水澡般令人愜意的身份歸屬，於我而言向來遙遠。我在英國長大，使用英語思考、寫作。倫敦——我的出生地——雖然幾十年來屢經變化，仍為我所熟悉。我很了解這個國家，甚至也有些這個國家的人特有的先入為主的好惡。然而當我想到或說起英國人時，會本能地切換到第三人稱，而不與他們為伍。

托尼·朱特

這其中，一部分因為我是猶太人：在我小時候，猶太人曾是基督教英國中最大的一支少數群體，且雖不嚴重，但不可否認地受到了由於文化不同而導致的偏見。還有一部分，是因為我的父母與猶太社區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距離。我們不過猶太節日（家裡卻總有聖誕樹和復活節彩蛋），不受拉比的約束，只在周五晚與祖父母吃飯時才暫時回歸猶太教。由於受的是英語學校的教育，我對聖公會的禮拜儀式比猶太教的儀式和修行更為熟悉。所以，即便說我是作為一個猶太人長大的，我也是個一點兒也不猶太的猶太人。

那我對英國的歸屬感如此似有若無，難道是因為父親出生在安特衛普的緣故嗎？有可能，但他自己也同樣缺乏傳統意義上的「身份」意識：他並非比利時公民，他的父母也是從沙皇俄國背井離鄉的移民。今天我們可以說，他們分別出生於現在波蘭和立陶宛的領土。可這兩個年輕的國家，自然誰也不會去關心這對比利時猶太人——更別說接納他們為公民了。而雖然我母親（像我一樣）出生在倫敦東區，是真真正正的倫敦人，她的父母卻分別來自俄國和羅馬尼亞。她既不了解這兩個國家，也不會說當地的語言。於是，他們像千百猶太移民一樣用意第緒語交談，可到了他們孩子那一代，連這種語言也派不上用場了。

所以，我既不像英國人，也不像猶太人。但我又強烈地感到自己二者皆是——在不同的時候，出於不同的原因。也許基因、血統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具有影響力？那麼我經年來自願親近的人、事有影響力嗎？我算是法國歷史學家嗎？我無疑熟知法國歷史，法語說得也好；但與我在法國的大部分盎格魯-撒克遜同學不同，我從來沒有愛上過巴黎，且始終對它懷有矛盾的態度。常有人指出我的思想甚至寫作方式都像個法國知識分子，這在我看來可不是恭維。除了極個別的幾個人物外，法國知識分子令我興味索然：我很高興自己不屬於那個圈子。

那麼我有政治身份嗎？作為俄國革命陰影下成長起來的懂得自學的猶太人的孩子，我很小就對馬克思主義文本和社會主義歷史略知皮毛，而這已足夠讓我對60年代興起的更大的新左派狂潮有了免疫力，並讓我穩穩地留在了社會民主主義陣營里。但是今天，我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稱號本身毫無益處），又總是被與一息尚存的左派聯繫在一起。

相反，大學裡許多同事卻又視我為反進步的「史前生物」。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我教授的是已故多年的歐洲人所留下的文本遺產；我對表達不精卻美其名曰「個人表達」的做法不加容忍；我不承認無能者的努力；在教學上，我一開始就著重現實而非「理論」；審視如今這個勉強算是歷史研究體系的東西時，我總是帶著懷疑的眼光。從貫徹老式教學、研究法這一點上看，我簡直保守到冥頑不靈的地步。那麼，我究竟屬於哪一個身份呢？

是生在英國，修習歐洲史，又去美國教書的人？是多少有些看不慣橫行於當代美國的所謂「猶太民族性」的猶太人？作為社會民主主義人士，我又常常無法苟同我那些自詡「激進」的同事。大概我只好援引「無根的都市客」這個耳熟能詳且令人不快的名號來稱呼自己了吧？可它又太不準確，充滿了刻意包容萬物的惺惺作態的感覺。我並非無根，而是牢牢紮根於一系列相互矛盾衝突的土壤之中。

2012年中國反日示威活動。

不管怎麼說，任何形式的標籤都會讓我不舒服。我們見識過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運動已經夠多了，對任何形式的排外性質的團結都該有足夠的警惕。不僅應與明顯受到非議的「主義」——法西斯主義、極端愛國主義和沙文主義——保持距離，也應警惕更具魅力的主義：這之中當然有共產主義，但民族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也不容輕視。此外，還要警惕所謂的民族自豪感：距塞繆爾·約翰遜首次提出「愛國主義」已有兩個世紀，它卻仍是惡人惡事最後的擋箭牌，這一點，任何一個過去10年間長居美國的人都可以證明。

我更欣賞邊界：不同國家、社區、立場、喜好和根系相互碰撞的不安的一個地方—在那裡，所謂「世界主義」不再只是一個標籤，而是一種自然的生活狀態。過去有很多這樣的地方。到了20世紀，許多城市都仍同時居住著多個人群，使用著不同的語言——且群與群之間雖然常相互敵對，偶有衝突，但居然也能共存。這其中有薩拉熱窩，有亞歷山大港，還有丹吉爾、薩洛尼卡、敖德薩、貝魯特和伊斯坦布爾——小城市如切爾諾夫策和烏日霍羅德也在其列。與美國各地千篇一律的程度相比，紐約在某些方面尚有一些已然消失的都會城市的遺韻，這也是我定居此地的原因。

當然，說每個人都總能處在交界、邊緣，無疑是過分了。世上只有具備特殊條件的特定人群才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當然更不願意顯得突出：因為突出是不安全的。如果大家都是什葉派，便最好也做什葉派。如果丹麥所有人都高大、白皙，誰——倘使有選擇餘地——又願意長得又矮又黑呢？而且即便是在一個開放民主的環境里，一個人除非性格反叛，否則也不會存心逆群體主流行事，尤其是當這個群體很小的時候。

但如果生來就在一個人群混雜的城市，又與高等教育學院簽了賣身契，能自由選擇去留，對我來說，這樣一處立身之所是有利而無一害的。不過，為知英國，須離開英國，於是我離開了。另一方面，倘若血統對我的人格果真能產生決定意義，那麼我在批判以色列——「猶太的領土」「我的人民」——以前，理應會躊躇。就像那些身在故土，與以色列有著比我更真實的聯繫的知識分子那樣：他們會本能地自我審查，在自曝家醜前，他們總會三思。

與已故的愛德華·薩義德不同，對那些真正明白愛國究竟意義為何的人，我相信我能理解，甚至能產生同情。我不覺得這種情愫有多費解；我只是沒有這樣的感受而已。可是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對國家、對上帝、對一個理念或對一個人的激烈的、無條件的忠誠，變得越來越恐怖了。文明表象所包裹的，也許只是我們對「人皆有人性」的不切實際的信念。不過，無論是否不切實際，我們都會牢牢抓住它。但也正是這個信念——以及它對人類惡行的約束——在外戰與內亂的當口，總是頭一個消失無蹤。

我覺得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充滿災難的年代，擾亂我們安定感的將不僅是恐怖分子、銀行家或氣候惡化。全球化——和平共處於同一個「平」的世界的白日夢——本身將會給上億向各自領導者需索保護的人民帶來恐懼和動蕩。從印度的德里到美國的達拉斯，貧窮而流離失所的人們，敲打著佇立在每一個固若金湯的集團外的那不斷升高的圍牆，而與此同時，所謂的「身份」控制，將變得越來越嚴厲無情。

發生在去年的「北京切除」。

「丹麥人」「義大利人」「美國人」或「歐洲人」，這些稱謂不再僅僅是「身份」，也是對不在此列的人的一種排擠和否定。國界並沒有消失，它反而壯大了：優待公民，保護持卡者的居住權，這些做法都將被作為政治手段。民主政權中那些善於煽動民情的政治領袖們一旦不願容忍，便會對新來者要求知識、語言、態度等方面的「檢測」，以此考察其是否配做英國、荷蘭或法國的「公民」。他們已經在這麼做了。在這個美麗新時代，我們將會失去包容心，失去不符合社會標準的人：邊緣人。像我這樣的人。

註：題圖為羅興亞族難民逃離緬甸村莊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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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小屋》

[美] 托尼·朱特 著

何靜芝 譯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ISBN : 978-7-5086-5770-7

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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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映照世紀浪潮的知識分子回憶錄

新增朱特之子關於父親的紀念長文

托尼·朱特罹患「漸凍人症」後口述的回憶錄。在一個個無法動彈的寂靜黑夜裡，朱特以空間為線索搜索、整理了過往的記憶，築成了一棟「記憶小屋」。他坦言，病中的寫作基本上來自對記憶小屋的夜訪。他有時關注小事，描寫祖母的猶太料理、倫敦的綠線巴士、瑞士的小火車。有時放眼大千，論及西歐戰後一代鬧劇式的革命，時代的思想禁錮，以及自己對政治的觀察與參與。這些文字在動人與銳利、私人性與公共性、具體發生的歷史與身處其中的個體感受之間穿梭，追索的既是一個歷史學家的人生歷程，也是20世紀的複雜歷史。

編輯 | 咬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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