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幻燈片事件」
想必大家都對魯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有所耳聞，裡面的不少作品都被選入了中小學教材。其中有一篇名為《藤野先生》，講述了嚴謹治學、善良寬厚的醫學老師藤野嚴九郎與「我」之間的點滴故事。
特定年代的文學作品，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藤野先生》可以作為一個側面突破口，給我們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去看待「清國速成班」的歷史意義。
文章中有不少細節引人深思，最著名的，當屬「幻燈片事件」。原文描寫如下：
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幻燈片事件」可以說是魯迅棄醫從文的導火索。但其實，「幻燈片事件」還有一個更早些的版本，魯迅在1922年《吶喊·自序》中談到早年在日本留學時棄醫從文的經歷（對比之下，《藤野先生》寫於1926年），說微生物課課餘，教師照例放些風景或時事的幻燈片給學生看，其時正當日俄戰爭，有關戰事的畫片自然較多，而作為滿堂日本學生中唯一的中國人，「我在這一個講堂中，卻須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示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鑒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兩個版本的最大區別，僅僅在於日軍處決犯人的方式。
簡單地看，魯迅先生是在批判「國民劣根性」，即國人「愚昧無知、麻木不仁」的一面。但正如「一切歷史即當代史」一樣，魯迅先生在二十年代寫十多年前的往事（日俄戰爭發生於1904~1905年），其用意絕不僅僅局限於回憶。聯繫魯迅的思想歷程來看，這些文字當中有著明顯的時代烙印。魯迅於二十年代開始接觸並轉向社會主義，蘇聯的異軍突起、「列寧同志清掃世界」的壯舉大大鼓舞了包括魯迅在內的眾多中國知識分子。人們彷彿看到了新的希望，一條全新的、更加徹底的救國道路。魯迅的思想真正達到高潮並趨於成熟，正是在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後發生的。這也為魯迅在三十年代初期成為「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核心人物，領導左翼民族主義文化救國運動奠定了基礎。
那麼，何謂「左翼民族主義」呢，左翼民族主義，追求民族民主革命。它同時在三條戰線上作戰，即反對本國封建主義和外部帝國主義，又主張階級解放。這是不是很眼熟？沒錯，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就全面地體現的左翼民族主義的訴求。鴉片戰爭以降，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我們從條件一一對照，很容易發現左翼民族主義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它正好是「對症下藥」。但歷史總是這樣。「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處在時代漩渦中掙扎彷徨的人們，往往偏於感性，同時也受限於階級性等等制約因素，並不能夠輕易看到真相。我們對此要抱有「歷史的同情心」。切不可做「事後諸葛亮」，肆意評價。因為，如果把你放在當時人們的位置上，你未必能做得更好。
前面已經談到了人們不同的道路選擇，那麼，在「以俄為師」以外，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畢竟，蘇俄模式影響中國，是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以後的事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中國效仿的對象，是日本。
雖然鴉片戰爭前後就已經有先驅「睜眼看世界」。（參考林則徐和魏源）但中國真正開始大規模學習，要等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秉承「中體西用」的原則，大力學習西方器物之術，以圖「師夷長技以制夷」，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功效。
但是，洋務運動嚴格意義上並不是一種新的道路選擇。因為它頑固地試圖保留落後的封建專制制度，這註定了它的努力終將化為空中樓閣。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就是洋務運動成果的一次失敗的展示，當然也就成了它唯一的謝幕演出。
維新派人物嚴復這樣描述，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眾，一戰而剪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都動搖，三戰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威海之海軍大替矣。」堂堂中國，得西洋之先進武備，卻不敵小小日本，這實在是令當時的中國人困惑不已。康有為等人上書叫囂「恢復琉球，掃蕩日本，大雪國恥」。
不過，幸運的是，等大家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以後，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為前駐日參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撰寫的後序中，梁啟超這樣感慨。
《日本國志》詳盡介紹了日本的明治維新，點明了日本的強盛之道，稱其一切政制「皆摹仿泰西，事事求肖」，以至國家富強。黃遵憲明確指出，今日之國人學習西方，無須遠赴英美，近觀日本新政即可一探究竟。
康有為和梁啟超在這方面轉變得很快，從盲目仇日轉向積極鼓吹「以日為師」。二人隨後領導了維新變法運動。
但是，這場「以日為師」的改革，由於沒有得到朝廷當權派的認可，很快就失敗了。事後朝廷大肆捕殺維新派，戊戌六君子殉難。康有為、梁啟超僥倖逃過一劫。接受兩位「維新導師」避難的，也正是日本。
由於康有為僅在日本住了半年多就在北美華僑組織的邀請下去了美國。真正全身心投入「以日為師」的，是旅居日本長達十二年之久的梁啟超。在此期間，梁啟超已經受到了日本「泛亞主義」思潮的影響。泛亞主義是一種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意識形態，主張亞洲各成員團結一致，結成利益共同體，對抗歐美俄等白種人霸權。他公開呼籲「以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他同時也搜集日本之書籍來提升自己，使得「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
梁啟超留日期間最傑出的貢獻，在於其對世界先進思想的吸收、內化，並將這些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傳播給廣大中國的讀者。他先後創辦了兩份影響深遠的報紙——《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他以這些報紙為宣傳陣地，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國民的思想啟蒙。
除了在國內閱讀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人士轉譯過來的文章著述以外，還有一種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供人們選擇，那就是去日本留學。
平心而論，赴日留學的確有諸多好處。張之洞就特別推崇這種做法，他在《勸學篇》中撰文稱：「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
一、路近省費，可多遣；
一、去華近，易考察；
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
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張大人不愧是晚清重臣，言簡意賅，寥寥數語，留學東洋之利，一覽無餘。
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也在客觀上促進了留日學生的增長。據不完全統計，1905年，中國赴日學生高達6000多人，比上一年增加了3500多人，這很自然地讓我們聯想到清廷於1905年廢除科舉、興辦西式學堂的政令。因為廢除科舉，實際上把原本大批要依靠八股文改變地位的農村青年逼到了留學的路上來。相比於西洋諸國，去日本留學明顯更加實惠，因而大家一擁而上就很好理解了。
既然留日學生中有那麼多的人原本是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的，那麼他們在日本的會以怎樣的面貌登場，是可以想像的到的。
回到《藤野先生》，魯迅如是寫到，「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現實則更加不堪。留日學生中的一些人「放縱卑劣」，「素質極差」，如：高聲喧嘩、亂扔垃圾，不愛洗澡，打架鬥毆等。還有更嚴重的，據有著多年留日經歷的不肖聲回憶，東京神田區的千餘名中國留學生，日均發生一起犯罪案，每月都會有中國留學生因賭博和賣淫嫖娼被警署逮捕。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一部分中國留學生的不良行為就對整個群體產生否定。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學有所成，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了叱吒民國歷史舞台的風雲人物，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比如說，魯迅。
更為重要的一點，留日學生大都接受了帶有日本特色的民族主義，（魯迅先生當時能夠有獨立的思想，不隨波逐流已屬難能可貴）。很多人贊同類似「大亞洲主義」這樣的變相種族主義。這也和清末知識階層對西方傳入的民族主義思潮的誤解，他們似乎一開始就將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混淆了。嚴復、梁啟超很早就在強調黃種人和白種人的差別，並堅信黃種人應該結為共同體以對抗白人霸權。日後孫中山等人積極提倡「大亞洲主義」即是受到了這種風潮的影響。
因此，當日軍在日俄戰爭中取勝後，不少留日學生歡呼雀躍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為，在他們心目中，這不單單是日本的勝利，這是全體黃種人的勝利。在中國的報刊上，國人普遍視這場戰爭為「白人受辱與黃人之第一次歷史」（應該說是近代以來的第一次歷史，古代的黃種游牧民族經常痛擊白種人，比如匈奴和蒙古）。
如果把目光放遠一些，我們會發現，早在日俄戰爭爆發前的1903年，中國就因俄國撕毀《東三省交收條約》、妄圖霸佔東北而爆發了「拒俄運動」，部分激進的留日學生甚至組成了「拒俄義勇隊」，試圖武力抗俄。
雖然最終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從大局出發，沒有支持這些自發組織的民族主義運動。但從中可以看出那個時候的國人明顯的親日拒俄的傾向，這和30年後的抗日戰爭中的主流意識有著天壤之別。
俄國獨霸東北的野心也讓清政府覺得有必要暗中引入日本的力量予以牽制。隨著越來越多國家的干預和挑撥，俄國和日本之間終究難免一戰。
尾聲
歷史沒有什麼想當然的事，存在即合理。我們在批判國人愚昧麻木的同時，也有必要注意到中國人對日本的情感態度在具體環境下的變化。以上是我的粗淺之見。我想，「幻燈片事件」的背後，一定還隱藏了更多被我們忽略的歷史細節有待大家去探索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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