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出路，是和神經科學的連接。」
作者：凱西·施瓦茨（Casey Schwartz）
著有《In the Mind Fields》，她曾為《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等雜誌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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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曼哈頓上東區的公寓里，四周都是精神分析學家。在這一刻，如果我半閉著眼睛，我可以想像正在歐洲的某座城市中，大約是1930年「克萊因學派對於病人對你的反移情感到非常不安。他們正離弗洛伊德的理解越來越遠……」而在2010年代，對話已經截然不同了。
坐在一群精神分析學家旁邊的感受，就像是閱讀狄更斯最初的文章：連續的故事線，滿是生動的角色, 永恆的懸念。
一位精神分析學家講述了她和西奧的故事：西奧30歲，在一場車禍以後因全腦損傷只能在輪椅上度日。西奧的媽媽帶他來諮詢嚴重精神損傷和記憶障礙。
另一位精神分析學家講述了哈利的故事：哈利在中風後患上了左側失語症，他仍然能夠理解語言，但是不能夠表達。
Mark Solms在2001年建立了這個討論小組，並持續專註於神經精神分析的發展,但他並不是第一個去洞察大腦損傷的人。
神經科學中很多最偉大和最具傳奇性的發現都是從受傷的大腦中迸發出的，比如：
Phineas Gage, 19世紀的鐵路工人，他的額葉損傷照亮了自我控制的大腦機制；
一位被稱為H.M的患者，他的根治性手術為科學家們提供了大腦是如何組織記憶的終極案例。
但是，Solms並沒有被動地等待這些案例的出現，他自己主動去探索答案，去發現如何用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研究大腦的損傷。
Solms傾其畢生將弗洛伊德的理論帶到之前只有生物學事實存在的地方，和一群分析學家，科學家們以及其他人。他成為了神經精神分析學——這一全新的跨學科事業的領軍人。
在大眾的想像中，「精神分析」就是把一群沉默的醫師在昏暗的房間中聚在一起，見證著湧現出的夢中圖像和兒時記憶。還有很多的沙發，這是刻板印象、是神化。
但是，這一領域在整個二十世紀都有巨大的權威，並持續影響著我們對人性的最基本的假設。比如無意識思維的力量，兒時經歷的深遠影響，以及事實上，記憶基本上是動態的。
也許是大多數人，不願意將針對內在現實、心理衝突、動態力量和壓抑的研究稱做科學，精神分析因此變得越來越弱勢。
因為精神動力學有效的實證證據相對較少，與能快速見效的處方葯，以及短期的、實用導向的認知行為療法相比較，加之保險公司懷疑的眼光，精神分析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
今天，神經科學還處在黃金的童年，掌握著報紙的頭條，大量的政府撥款，以及越來越多的大眾想像。憑藉著現代化的工具，它為研究大腦提供了看似無窮無盡的可能。
神經科學的研究正在成為文化上的真理：我們是「硬連線的」，是「電路」和「網路」的一部分，在「激活」時「點亮」。大腦已經成為我們現代的隱喻：它是我們去尋找「現實」的地方。
神經科學研究已經滲透到經濟學、法院以及更廣泛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中，顯然不太能聽見精神分析的概念。
擁有著截然不同的目標、方法和文化，精神分析和神經科學看起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物種，彼此疏遠，好似專註於兩種完全不同的追求。但對於一些人，比如Solms，它們只是同樣的事物的兩種視角：
精神分析從內而外地看待大腦——做這件事情是什麼感覺？
神經科學從外而內地看待大腦——測量其行為，探索其物理機制。
Solms每個月都從南非來監督他在紐約的精神分析小組的進展。他身材高大，堅實，厚重，大約五十多歲，但是看起來年齡可能更大一些。他的白髮倒向四面八方，完全不打理，就好像一位他再也不會與之交流的家庭成員。
在紐約，他聽取小組成員精神分析的案例報告。在開普敦，他是神經心理學教授，在開普敦大學的教學醫院巡視，也擔任該大學神經心理學系的主任。他在某種程度上過著雙重生活，這種生活開始於他事業的早期，當他在倫敦皇家醫院和大腦損傷的病人一起工作的時候，並在之後開始在精神分析機構受訓。
Solms的神經心理學培訓是具有先進超前性的。神經心理學是神經病學的分支，它將人們的外部行為和產生行為的特定大腦區域聯繫起來。在神經科學的所有子集中，Solms認為神經心理學是「最有可能讓一個人發現自己的地方」。
令他失望的是，神經心理學看起來迴避了與人格、情緒、動機有關的一切，而這些，是我們談到「人性」時所關心的。操作者進行著嚴格的量化訓練：比如，病人可以在工作記憶中記住多少位數？Solms發現，神經心理學可以通過標準化測試非黑即白地解決問題。
Oliver Sacks（神經病學家，暢銷書作者）有一句名言：神經心理學是令人欽佩的，但是它排除了心靈。
Sloms在本科時聽說了弗洛伊德，當時他偶然發現了一個比較文學系的研討會。他在開學後的幾周加入了這個研討會，正好課上發了一篇弗洛伊德比較鮮為人知的作品《科學心理學大綱》。這篇文章講述了弗洛伊德在全神貫注於心理學之前，曾嘗試致力於神經病學。
在完成了作為神經心理學家的訓練之後，Solms開始認真地研習弗洛伊德的思想；當他在二十世紀末期搬到倫敦以後，他開始作為精神分析家進行訓練。在過去十幾年裡，Solms用下班的時間修改James Strachey對弗洛伊德完整著作標準版的原始英文譯本，一共24卷。他也常常在想自己是如何進入弗洛伊德的領域的。
Sloms花了一些時間才了解，他試圖將心理學的兩個分支結合起來的做法在很多人看來是有爭議，也是有問題的。精神分析和神經科學，二者幾乎毫無交集，甚至，是彼此對立的。但是對於Solms來說，它們顯然是兼容的。
「這對於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為什麼別人不能明白呢？」Solms對我說。「就像其他的一切一樣，這是關係到每個人的。我的哥哥腦部受傷，當他6歲的時候，他從屋頂上跌下，頭部閉合性損傷。我看見我的哥哥再也不是他自己了。他的個性與以前大不相同，我們整個家庭都不同了。因為這個器官和以前不一樣了。」
Solms和他的作品都有磁力，使得人們紛紛離開自己的家鄉來到南非，進入Solms的軌道。當我在開普敦拜訪Solms時，看見了兩個例子：一位瑞士的神經肽學家和一位來維也納的精神分析家特地來到開普敦與Solms合作。
後者正在準備開始一項Solms設計的研究：對一群患有皮膚黏膜類脂沉積症進行精神分析。這種病時一種極為罕見的遺傳病，患者的杏仁核逐漸鈣化直至幾乎完全失能。Solms想知道這對他們的夢的內容會有怎樣的影響。
1920年的時候弗洛伊德就意識到「生物學確實是一片擁有無限可能性的土地。我們會期待它能給予我們最令人驚訝的信息，但是我們猜不到幾十年後它會給予怎樣的回答。」
在實驗室苦幹了20多年的弗洛伊德認為，關於人類思維的問題，不能被當時對於人類大腦的理解所解答。知識不存在，工具也不存在。但是，他相信腦科學終將會做好準備去填補他留白的精神分析理論和原則。
Solms和他的追隨者認為，這一刻就在此刻。
很難看出像Solms這樣的人是如何進入神經科學的領域的。對於向追尋實證真理的人談論「弗洛伊德」，就是冒著立即被質疑的風險。然而，無論多麼不可能，無論多麼難以想像，神經精神分析都會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它提供了一幅內在生活的草圖，在這幅草圖裡，創造力不僅僅被解釋為電波的模式；悲傷就像是可以在1至9之間圈出的數字一般；愛和草原田鼠的交配習性相混淆。
Solms告訴我：「這世上不會有一種神經科學的思維，和一種精神分析學的思維，這個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人類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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