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並非調控明星片酬的最佳方式？要從根本上解決還需這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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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明星的片酬回歸到理性、合理的水平？簡單靠「一刀切」的方式或許難以達到效果，還需要更深層次的行業機制的改革，國外一些影視產業更為成熟的國家或可提供經驗。
文 | 彭侃
來源 |影視產業觀察
近日，關於控制明星片酬的新聞不絕於耳，一連串的行業協會發布聲明，同仇敵愾地向明星高片酬宣戰。
其中三大視頻網站和六大製作公司的聲明更是具體規定了其採購或製作的所有影視劇，單個演員的單集片酬（含稅）不得超過100萬元人民幣，其總片酬（含稅）最高不得超過5000萬元人民幣。
一方面，我們的確可以看到，近年來，隨著中國影視市場的高速增長，影視內容產量節節攀升，優質藝人供應出現嚴重不足。
明星「天價片酬」因而成為突出問題，既影響了影視行業的健康發展，也產生了不利的社會影響，「天價片酬」的確需要調控。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處理明星片酬可能不能簡單的靠「一刀切」的方式，例如此次三大視頻網站提出的5000萬限額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能否起到普適作用，便值得商榷。
如何使明星的片酬回歸到理性、合理的水平？在筆者看來，恐怕需要更深層次的行業機制的改革，國外一些影視產業更為成熟的國家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的經驗。
提高市場集中度，培養市場龍頭
明星天價片酬問題本質上是由市場供需關係決定的。當市場上從事影視生產的主體眾多，又缺乏市場龍頭，競爭白熱化。
而具備市場號召力的明星卻數量有限，自然會出現哄搶明星，片酬水漲船高的局面。因此要遏制天價片酬，最重要的是使市場供需關係達到相對平衡的狀態。
縱觀國外比較成熟的影視市場，在市場競爭長期的優勝劣汰中，大多形成了少數幾家龍頭企業控制大部分市場份額的局面。
幾家企業之間既非白熱化競爭，也非一家獨大，而是保持著適度競爭，這會使市場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
由於市場上有競爭力的影視內容產品大多由這些龍頭供給，因此他們相對明星的議價能力也較強，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天價片酬。
以電視行業為例，大部分成熟的電視市場都會保持幾家電視台（網）適度競爭的局面。
如美國三大電視網NBC，ABC和CBS從1950年代便開始形成三足鼎立的態勢，直到1980年代加入Fox電視網，形成四強並立；英國的公共電視台BBC和商業電視台ITV保持兩強對峙；韓國電視業主要由KBS、MBC和SBS三大電視台控制；而日本的四大電視台Fuji TV、NHK、NTV和TBS也佔據了大部分市場。
因此在這些國家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綜藝，其明星片酬始終處於可控的狀態。如在日本，明星出演電視劇或綜藝每集的最高片酬都在300萬日元（20萬人民幣）左右。
完善藝人培養體系，增加優質藝人市場供應
除了提高市場集中度，調整明星供需關係的另一個維度則是增加優質藝人的供給，形成「後浪推前浪」的競爭局勢，避免因藝人的短缺而造成價格哄抬。
在韓國，藝人出演的價格之所以能保持在相對較低的價格，很重要的一大原因便在於其建立起了一套「流水線」式的藝人選拔和培養機制。
目前韓國藝人數量約2.5萬，佔5000萬人口總數的0.5%。而這0.5%背後，還站著一大撥渴望成為藝人的「練習生」們。
普通人通過電視選秀、星探挖掘或每周試鏡等方式進入演藝經紀公司成為練習生，開始經歷至少兩三年，多至七八年的培訓生涯。他們要學習很多課程，包括聲樂、舞蹈、儀態乃至如何應對媒體等，直到培訓合格後才有可能出道。
培訓的費用均由經紀公司負擔，而練習生出道時則需要與公司簽署長期合約。這一過程的淘汰率非常高，光是成為普通練習生，選拔率便達到了800選1，而練習生當中，最終只有一半左右能夠出道。
出道後的藝人也將面臨殘酷的競爭，有數據顯示，從2010年起，韓國娛樂公司在4年多的時間內，共推出了102個偶像組合。其中僅2012年，就有39個組合出道。
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中，即便是大牌明星也不敢掉以輕心，因為可能很快便被層出不窮的新人取代。
激烈的競爭將藝人薪酬控制在合理水平，韓國勞動部2013年發表的年度報告顯示，2012年韓國人年平均收入約合人民幣20.6萬元。
而根據韓國稅務機關提交給財務部的2013年報告推算，韓國藝人的年平均收入約合人民幣19.8萬元。這就意味著，如果做不到一線藝人，那麼當藝人可能還不如普通上班族。
在日本，也建立了類似的「藝人事務所」體系。傑尼斯、HORIPRO、Burning系、吉本興業等事務所每年培養出來的藝人數量龐大，據統計，2012年新出道的日本藝人超過一萬人，平均每天有27個新面孔出現在電視屏幕上。
每家事務所形成了「流水線」式的藝人培養機制，傑尼斯擅長培養偶像男明星，HORIPRO擅長打造玉女明星，吉本興業則專註搞笑藝人培養。
「類型化」的快速生產能力，使得日本藝人的更新換代也非常快，如果不能快速被大眾接受或記住，立馬就會淘汰。可以說，在藝人資源眾多的日本，缺的從來都是出鏡的機會而不是出鏡的人員。
因此，一般日本藝人出演影視作品的片酬都不會很高，他們主要是藉此來增加曝光度和知名度，以提高在觀眾中的號召力，爭取更多的廣告代言。對藝人們來說，廣告才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將明星片酬轉化為收益分成，形成「命運共同體」
明星「天價片酬」之所以飽受詬病的一大癥結在於其往往不是「以結果為導向」，明星不用承擔什麼風險，往往在作品還沒開拍之前，便拿走了大部分收益。
針對這一問題，好萊塢常用的「收益分成制」值得借鑒。
好萊塢一度也面臨著大牌明星片酬過高的情況，例如在1990年代早期，當時好萊塢片廠的電影產量出現了較快增長，而且海外市場變得更加重要，但像哈里森·福特、金·凱瑞、湯姆·克魯斯和施瓦辛格等能夠在國內和國外市場都有票房號召力的明星卻很少見。
因此出現了哄搶這些明星的勢頭，片酬隨之上漲。
從1990年到1995年間，好萊塢片廠的電影平均成本翻了一番，增長的部分主要用於支付明星片酬，如哥倫比亞影業為金·凱瑞出演《王牌特派員》（The Cable Guy，1996）和哈里森·福特出演《與魔鬼同行》（The Devil"s Own，1997）分別支付了2000萬美元。
而糟糕的是，很多收了巨額片酬的明星主演的電影最終市場表現卻很糟糕，例如史泰龍主演的《特警判官》（Judge Dredd，1995）成了當年迪斯尼票房最失利的電影之一。
針對節節攀升的明星片酬和缺乏保障的市場表現，好萊塢片廠不得不探索新的合作方式，說服明星降低開拍前的預付款，再讓明星參與上映後的電影票房分成或是全版權收入分成的做法逐漸變得普遍。
例如基努·里維斯在拍攝《黑客帝國》時的預付款高達1500萬元。但拍攝《疾速追殺》（John Wick）時僅收了200萬美元的預付片酬，回報是里維斯擁有這部電影的部分所有權。而喬治·克魯尼主演《在雲端》（Up in the Air），據稱也只收取了200萬美元預付款。
好萊塢一般會要求電影的收益達到「盈虧平衡點」時，即電影的投資已經收回，產生盈利時開始給明星進行分成。
但是由於在好萊塢狡猾的會計系統下，一部原本大賣的電影可能也被算成虧損，而那些簽有電影利潤分成協議的主創人員難以從中獲得任何收入。因此，一些有話語權的明星會提出對「毛收入」，而非利潤進行分成。
一般來說，收益分成的方式優勢在於既可以讓片方減少電影的部分前期投入，又可以讓明星與電影變成「命運共同體」，實現風險共擔，如果電影市場表現出色，明星可以獲得比以往的固定片酬形式更豐厚的回報。
例如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在出演《弱點》（The Blind Side）將其原本千萬美元級的片酬降到了500萬美元，外加部分分成，最終因為這部電影大賣，其收入超過了2000萬美元。
而如果電影市場表現失敗，則明星也將承擔部分損失，減少片方的壓力，是一種比較合理的市場機制。
形成行業協商機制，建構統一片酬標準
由行業組織出面協調，通過業內主要機構的商議，確定明星的一般薪酬標準，也是一些國家為了調控明星的天價片酬而採用的有效辦法之一。
例如，在日本，各大廣告代理機構以及各個電視台的選角部門會進行市場問卷調查。
他們針對不同年紀、性別和階層的觀眾進行「電視上出現誰時，你會觀看呢？」的問卷調查，並結合歷史數據製作出明星的潛在收視排行，再綜合考慮明星的業內地位、知名度、演技等其他因素，給出不同的片酬標準。
一般情況下一集電視劇的出演費大約為100萬日元（6萬5人民幣）到300萬日元（20萬人民幣）。
如日本老牌女星篠原涼子2015年出演的秋季劇《成熟女人》的片酬為300萬日元一集，大熱的偶像劇《朝九晚五》的女主角石原里美的片酬是140萬日元一集（9萬人民幣）。
綜藝節目方面，日本目前收入最高的藝人薪酬是300萬日元（20萬人民幣）一期。能拿到這個數額的都是一流的，長期「霸佔」電視屏幕的王牌主持人。比如松子和有吉弘行，不僅有觀眾號召力，也是各大讚助商的「寵兒」。
第二段位的是150萬日元（10萬人民幣）到300萬日元（20萬人民幣）之間，這些是經常在電視節目上露臉，曝光機會較多的藝人。
再往下就是名氣不大的搞笑藝人、雜誌模特、性感女星等，一期節目只能拿到50萬日元（5萬元人民幣）到150萬（10萬人民幣）左右。日本幾大電視台都基本遵照這種標準執行。
在韓國，為了限制大牌藝人漫天要價，業內也制定出了「出場費標準」，按照藝人的資歷、地位、演出的分量等分成大約18個檔次，出場費逐層遞加，到18級封頂。
韓國KBS、MBC、放送協會、電視劇製作協會、作家協會、韓國藝人協會等影視相關組織、電視台等，2014年3月還針對演出費、製作費改善方案和評價系統召開了研討會，最後出台的方案規定：
普通藝人演出費的上限是總費用的10%以下（不超過3000萬韓元）；主演級（3人）的演出費上限是總製作費的30%以下（不超過7000萬韓元）。
儘管因為種種原因，該方案遲遲未能得到推行。但可以看出，韓國影視行業建立了有效的行業協商與溝通機制，藉助行業統一的規範力量對遏制明星天價片酬可發揮重要作用。
扭轉不正之風、建立健康向上的行業價值觀
明星「天價片酬」的產生與業內風氣也有重要的關係。
一是唯市場成功論，將票房是否大賣作為衡量電影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而忽略了電影的藝術標尺，使得整個行業籠罩在「拜金主義」的氛圍中，天價片酬，而非藝術成就，成為了明星們追求的目標。
二是明星依賴論，將明星作為影視作品能否成功的主要依靠甚至唯一賭注，而忽略了打造優秀作品的其它重要維度，如劇本、特效、技術水準等。
針對業內這些不正之風，需要主管部門，協同行業組織、輿論力量和業內意見領袖等，予以扭轉，建立起健康向上的行業價值觀。
即便是在美國，這一全球最大、最商業化的電影市場，也並沒有將票房作為衡量電影是否成功、演員是否有突出成就的唯一標準，而是通過各種方式引導業內對於藝術水準的追求。
由於美國政府對影視業的干預較少，對行業風氣的引導主要是通過工會這樣的行業自律組織來完成的。大部分的影視從業者都加入了工會，工會很重要的一個功能便是確立行業標準，既包括工資、福利等權益標準，也包括衡量會員們職業能力的標準。
每年，工會組織評選、頒獎活動，對行業發展有重要的引導作用。如美國銀幕演員工會每年會評選「演員工會獎」，獎項的入圍由隨機抽樣的4200名會員決定，而入圍後的作品則由十幾萬會員全體票選而成。
獲獎的標準並非是演員們票房的高低，而是他們的演技能否有足夠的藝術水準，得到同仁們的認可。
科學而民主的評選方式保證了獎項的公信力和含金量，獲獎對演員們的職業生涯意義非凡，也有重要的激勵作用。
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每年評選的奧斯卡獎更對行業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對於很多好萊塢明星而言，在片酬之外，他們更看重自己的藝術水準是否得到了業內、輿論和大眾的認可。
在遇到優秀的劇本時，往往會不惜自降身價出演。如在2010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拆彈部隊》中，大部分明星演員的工資僅為演員工會所規定的最低工資。
馬修·麥康納（Matthew McConaughey）也為了出演《達拉斯買傢俱樂部》（Dallas Buyers Club）而拒絕了一份1500萬美元的片約，並只收取了20萬美元的片酬。最終這一決定幫助他獲得了第86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成為業內佳話。
在中國，雖然也存在這種明星為了優秀作品而自降身價的做法，但並沒有在行業蔚然成風。
影視行業儘管有各種評獎，但其評選程序有待更加透明化，公信力和引導力有待進一步提升。
針對過度依賴明星的現象，也有待業內共同努力扭轉，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去明星化」。當代好萊塢的發展在這方面提供了一些經驗。
例如1990年代以來，好萊塢片廠大力發展以視覺特效為主打元素的商業電影以及非真人扮演的動畫電影，既使電影業呈現新的氣象，也降低了對明星的依賴。
在電視行業，1980年代末期，隨著電視劇明星主演和編劇片酬的高漲，電視網和製作公司開始著力開發真人秀，作為一種更經濟的替代電視劇的節目形式。
在發展的早期，美國真人秀中唯一知名的參與者通常只有主持人。隨著真人秀節目的繁榮，才逐漸有一些二、三線的明星被邀請參與節目。
而為了讓素人真人秀具備媲美電視劇的可看性，美國電視業運用更具社會性的主題設定，更具刺激性的規則設置，以及更加紮實、耐心的選角和拍攝過程。
這種創新既使影視內容的供應更加多元化，也有效平抑了明星的價格。這些實踐證明了使用明星並非影視作品取得成功的唯一道路。
但要擺脫行業的慣性思維，走向「去明星化」之路，則需要有膽識的領軍機構率先垂範，以及主管部門等力量的推波助瀾。
發揮主管機構的引導和調控功能
主管機構的引導和調控也是解決「明星片酬過高」問題的輔助手段之一。
為了促進影視業的發展，很多國家會出台相關的資助、扶持政策，影視項目要獲得這些資助和扶持，往往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
而政府在制定這些入選條件時，可以將明星片酬的因素考慮在內，達到一定的調控目的。
以法國為例，每年，法國國家電影中心會從電影票房、電視業和音像與視頻點播商等渠道收取數億歐元的費用作為扶持經費，以促進民族電影的發展。
資助被分為「自動性」和「選擇性」兩種形式。「自動性」資助與電影票房掛鉤，而「選擇性」資助則用於支持比較薄弱的電影產業領域或是利於電影業整體發展的項目，如扶持新人新作，保護中小製作公司等。這些資助成為了法國政府調控電影業發展的利器。
在21世紀初，法國曾遇到明星片酬不斷高漲的困擾，2012年，電影製片人文森特·馬拉瓦爾（Vincent Maraval）在《法國世界報》義憤填膺地發表了一篇名為《明星片酬太高了!》的評論，公開批評丹尼·伯恩（Dany Boon）等明星片酬不合理，引來了業內一片共鳴。
此後，應法國文化部的要求，法國國家電影中心進行了一項關於電影片酬的研究，發現2012年向知名的法國演員和導演支付的工資為6200萬歐元，較2011年的4900萬歐元增長了29%。
2013年底公布的報告指出在少數富裕的明星與大部分領著低工資、工作機會不足的演員間存在著不平等。
隨後在2014年，法國國家電影中心頒布了一項新政策，規定預算在700萬到1000萬歐元之間的電影，其向明星演員、導演或編劇支付的片酬不能超過預算的5%，否則會喪失申請電影資助的資格。
而預算在1000萬歐元以上的電影，其支付的單筆片酬不能超過99萬歐元。對於低成本電影，規定要更為寬鬆，預算400萬歐元以下的電影，片酬不能超過15%。預算400萬到700萬歐元的電影，片酬支出不能超過8%。
此項政策對法國電影業產生了積極影響，明星片酬回落到合理水平，電影市場回升。2015年，法國的電影產量達到了300部，較2014年增長了42部。
總的來說，遏制明星天價片酬是一大系統工程，既需要發揮市場的力量，理順供需關係，也需要建立行業協商機制，以相對統一的行業標準去規範市場，還需要主管部門運用一定的政策調控力量，引導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