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帝一意孤行，桂良的苦心經營將化為泡影？

英國專使額爾金在清方的一再請求下，也認為英國公使駐在充滿敵意的北京，並非上策。他於1858年10月30日致函桂良，宣稱若《天津條約》能得到嚴格的遵守，若英國公使次年至北京換約能得到適當的接待，他將提請英國政府考慮，英國公使不常駐北京，而是定期或有事隨時前往北京。額爾金的答覆距咸豐帝的期望十分遙遠，他只是提出了須得到本國政府認可的個人意見，而且也封絕了桂良的口，即不得再議修改條約。桂良在咸豐帝的嚴旨催令下，於11月15日上奏，含混其詞，「駐京一節，說至再三，方肯不長行居住」。桂良並沒有說明額爾金的先決條件，也沒有將額爾金的信件上呈。咸豐帝對此仍是十分不滿，諭旨中稱：「若仍准其隨時往來，豈能日久相安？」並讓桂良明確告訴英、法使節：「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炮。」

桂良

額爾金

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咸豐帝一直在發怒，不停地要求桂良消弭「四事」。桂良並沒有與英國等國商議更改條約，而是不停地在筆墨上與咸豐帝周旋。「公使駐京」消弭後，咸豐帝的要求改為消除公使「隨時進京」，又隨著英、法公使進京換約期限的臨近，咸豐帝的要求又變為在上海換約。儘管桂良此期不停地挨罵，但他的政治經驗告訴他，咸豐帝色厲內荏，已經退縮。1859年1月29日，咸豐帝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頭銜也從「管理五口通商事務」改為「辦理各國事務」。3月19日，桂良終於將額爾金的條件和盤托出。

咸豐帝見此底牌，只得再讓步，同意英、法使節進京，但提出條件：「所帶人數，不準過十名，不得攜帶軍械。到京後，照外國進京之例，不得坐轎擺隊。換約之後，即行回帆，不許在京久駐。」他還要求桂良儘可能在上海換約。而4月22日桂良奏請將《天津條約》的批准文本發下，以便新任英、法公使到上海時可以在上海互換；咸豐帝卻宣布：「如『四事』說明，另立專條，該夷肯在上海換約，即迅速馳奏，再將條約發去。」直到此時，他仍沒有放棄修改《天津條約》。

1859年6月6日，英國公使卜魯斯(F.W.A.Bruce)到達上海，7日，法國公使布爾布隆(A.de Bourboulon)到達上海。英、法使節堅持進京換約，拒絕與桂良會晤。15日，英、法公使乘船北上。25日，英、法使節強入大沽，戰事重起。

大沽口炮台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託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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