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覺疲憊，與君談談自由
自由
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你思考，要緊的是深刻地做自己。
——維特根斯坦
01
1974年，一艘油輪停靠在費城德拉河碼頭卸油，見習船員趁機乘計程車到了附近小鎮，又給司機150美元拉他到了紐約。
24歲的台灣少年在紐約開始闖天下。
就這樣成為非法移民十四年，直到1988年獲得大赦。
少年便是世界級藝術大師謝德慶，1967年高中肄業，由繪畫開始實踐藝術。
在美國的最初四年，追尋藝術實踐的同時，謝德慶以洗盤子和做清潔工維持生計。從1978年至1986年，謝德慶發表了五件一年表演，轟動藝術界。
1978年至1979年，他自我監禁在一個十平米見方兩米多高的籠子里。一年期間，不交談，不讀寫，不聽廣播，不看電視。
人人都想逃避牢獄之災，他倒好，自我監禁。
他進籠子那天由律師貼了封條，每日三餐由一個朋友送，對伙食不滿，只得摔碗抗議。
他每天在牆上畫一道，整整三百五十道。
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籠子，只是往往意識不到而已。
1980至1981年，他把自己關進同一個籠子，穿著工作服，每小時打卡一次。
為了精確，他買了日本打卡機，與1978年間的半冬眠狀態相反，他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每天打卡24次。
他說打卡久了，就像瘸子走路般自然而然。
在他看來，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時間是無限的，在打卡中他強烈感受到生命與時間荒謬的關係。
人生最可怕的是習慣，一切不合理的，只要習慣了就自然而然如同生來如此，然而，其實很多事情並非生來如此。
1981年至1982年，他在戶外生活一年，不進任何建築物，地下道、洞穴、帳篷、火車等。
他背著睡袋，在紐約流浪。
那年紐約的冬天奇冷，最低零下38度，他把所有衣服穿在身上，烤火取暖，一休息就會凍死。
有一回他在一家工廠附近喝茶，老闆趕他走，拳打腳踢，他只能拿出護身用的三節棍稍作抵抗。
不久，老闆又在街上看見他，叫來警察。先關了15個小時，還要判刑，他請來律師。開庭時，法官同意他留在室外。律師的鐵齒銅牙和法官的同情，他被放了。
他像離群的孤狼一樣在室外待了一年，旁觀著一個城市的人間百態。
1983年至1984年，他和一個美國女藝術家琳達用一根八英尺的繩子在腰間互綁一年，雙方身體不可接觸。
吵架時非常棘手，有一回他正在洗澡，琳達大吵著要衝出室外，差點把他光屁股拖出去。
和平共處時，他們一起打工賺錢，一起教書，一起坐飛機去演講。
由於完全沒有隱私，1984年分開時，兩人幾乎到了彼此憎恨的程度。
1985年至1986年，他堅持不做藝術、不看藝術、不談藝術一年，也不進入畫廊或博物館，只是生活一年。
1986年到1999年，13年時間，他做藝術，但並不發表。在千禧年的第一天，謝德慶在紐約的約翰遜紀念教堂（Johnson Memorial Church）做公開發布，宣布「我存活了」。
他說我的作品不是哪一件，而是一生。
真正寶貴的從來不是生命以外的東西，是非成敗轉頭空，功名利祿久不過百年，甚至一旦失去心智更被其綁架，泯滅人性。不忘初心，這個初心便是從生命起以生命歸，最珍貴的是「我就是我」。
陳丹青曾說：「我很早就認識台灣的行為藝術家謝德慶，很佩服他，二十多年前他就做，做得很誠懇，現在的大陸行為藝術家受到他影響。」
02
西方現代藝術，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西方藝術，主要是沿著杜尚的思想軌跡行進的，他打開了所有藝術家的腦洞。
可以說，杜尚改變了西方美術史的進程，更改變了全人類對「美術」一詞的理解。
馬塞爾·杜尚出生於法國，1955年成為美國公民。他在繪畫、雕塑、電影等領域都有建樹。
1906年杜尚離開軍隊到了巴黎，那是各種現代藝術流派如火如荼的年代。杜尚的兩個哥哥積極投身其中，並與許多現代藝術家過從甚密，杜尚輕易進入了他們的圈子。
在1906年到1912年的短短6年里，他把印象派、野獸派和立體主義等各樣風格都嘗試了一遍，並成為巴黎先鋒派藝術家沙龍的成員，有資格參加每年一度的全國展覽會，也有畫廊經銷他的畫。
在1912年出現的最早介紹立體主義的書中，杜尚名列其中，他的成功順利而迅速。而同年，杜尚卻做出震驚世人的事。
1912年，杜尚送作品《下樓的裸女》參加獨立沙龍展被拒絕了，理由是「超出了人們所能忍受的限度」。
在今天，這幅作品被認為是未來主義的先驅之作。如果哪一位學美術的學生說他沒聽說過這件作品，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在當時：巴黎不承認。
於是，杜尚離開了畫家們的圈子，找了一份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從此不再參加任何標榜著某種主義和某種精神的藝術團體。
五十多年後杜尚在評論此事時說：他們對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已經有了明確的界限了，這是一種多麼天真的愚蠢。
巴黎之所以不承認《下樓的裸女》，是因為巴黎的藝術審美有了固定的常規（習慣），一旦超出常規就會被不假思索地否定。而否定的恰是思想的自由。
在1917年，杜尚將一個從商店買來男用小便池起名為《泉》，匿名送到美國獨立藝術家展覽要求作為藝術品展出。
不出意外，這件作品立刻遭到了獨立藝術家協會的拒絕。
而在2004年，英國藝術界舉行的一項評選，馬塞爾·杜尚的作品《泉》打敗現代藝術大師畢加索的兩部作品成為20世紀最富影響力的藝術作品。是現代藝術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1919年，杜尚用鉛筆給達·芬奇筆下的蒙娜麗莎加上了式樣不同的小鬍子，它遭到了以前衛自詡的組委會氣急敗壞的抨擊。
但杜尚通過這幅畫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大師」們的作品？如果我們永遠把「大師」的作品壓在自己頭上，我們個人的精神就永遠只有受到「高貴」的奴役。
他的作品總是獨特、大膽、充滿狂想。他對藝術的邊界和本質提出了質疑，促使我們以新的眼光和視角來看待整個藝術史和藝術品。
「帶鬍鬚的蒙娜麗莎」成了西方繪畫史上的名作。
他隨心所欲地冒出許多奇怪的念頭，輕而易舉地顛覆了人們心目中的神聖。是一個在西方藝術史上，石破天驚，讓許多人匪夷所思的藝術家。
偉大除了膜拜，它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以其為鑒，看見自我，如果自我迷失在神聖中，不假思索地膜拜，沒有了自己的看法、選擇、判斷，必然造成自我的喪失，那生命又有何意義。
他的否定一切是為了呈現一種自由的人生境界。他所達到的新境界至今無一人能超越。
他說：「我喜歡生活，喜歡呼吸甚於工作。我不認為我的作品將來對社會有任何重要性。所以，我的藝術就是生活藝術，每一秒，每一呼吸都是一件銘刻於無處的作品，既不是視覺的，也不是思考的，那是一種恆久的陶醉。」
杜尚帶給藝術界的啟發性和影響力整整影響了一個世紀的藝術家。而他對待藝術不卑不亢，不期待、不功利的態度甚至超過了他驚世駭俗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屠殺現象令杜尚至感絕望，他帶領志同道合的藝術家掀起一場抗議的運動，也就是所謂的達達主義運動。
他被稱為二十世紀實驗藝術的先驅，紐約達達主義團體的核心人物。但其實杜尚不屬於任何幫派，因為他一生都在追求自由，真正心靈的自由。
美國人說杜尚是「達達」派的領袖人物。杜尚卻說：達達是什麼？我不知道。
杜尚後半生氣定神閑，樂在「棋」中。
曾有人問杜尚：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是什麼？杜尚說：是我度過的美好時光。
03
維特根斯坦出生於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父親是奧地利鋼鐵大亨，同時也是非常成功的投資人，在奧地利富甲一方。極富音樂修養的母親把他們家在維也納的豪宅變成了上流社會文化精英的中心，人稱維特根斯坦宮殿。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25歲的維特根斯作為志願者積極參軍，然他在戰壕里寫成了足以改寫西方哲學史的《邏輯哲學論》。
一戰結束後，維特根斯坦和其他五十萬奧地利士兵一起，成了義大利的戰俘。
為了把他儘早從戰俘營弄出來，維特根斯坦家通過梵蒂岡的關係派來一位醫生為他做體檢，而後宣布他的身體狀況不適合呆在戰俘營。
維特根斯坦偏偏拒不接受這項特權，對當局堅稱自己身體完全健康而選擇和其他人一道繼續留在原地。
一戰結束從戰俘營出來，當維特根斯坦回維特根斯坦宮殿時，他是整個歐洲最富有的人之一。然僅在一個月之後他就一無所有了：他遣散了自己名下的所有財產，並且在法律上堵住了所有收回的可能。
為了生計，維特根斯坦決定成為一個偏遠山區的鄉村小學教師，為此，快三十歲的他天天和一幫十七八歲的孩子一起坐在板凳上聽師範老師講課。
師範老師偏對他的姓產生了興趣，問他是不是富有的維特根斯坦家的親戚。他回答說是。老師似乎並不滿足，又問：「是很近的親戚嗎？」維特根斯坦只好回答：「不很近」。
在一戰開始前維特根斯坦在劍橋跟羅素學哲學的日子裡，他一直很有錢。
他為自己挑選的傢具時，對款式和質地極盡挑剔，劍橋傢具店裡的東西他都看不上，最後是定製了傢具，他和摯友品生特到挪威旅遊的所有費用都由他一手包辦，極盡富家子弟的風範。
1914年，維特根斯坦主動聯繫素不相識的出版人費克爾，表示願意出資10萬克朗援助「缺乏生計的奧地利藝術家」。當時的10萬克朗相當現在的50萬英鎊，那可是一筆讓費克爾十分震驚的巨資。
從自主脫富致貧的那時起，直到他死，他從未有過很多錢。
1923年，友人到維特根斯坦教書的山區去看他，發現「他非常窮，起碼他過得很節約」，牆上刷了石灰的房裡只有一張床，臉盆架，小桌和一把椅子。
早飯只有難吃的粗麵包，黃油和可可。
對這個著名的哲學教授來說，從事體力勞動不僅從來不是懲罰，而且是他認為體面的生活方式。
家庭門第和社會地位，歷來是隔絕社會縱向流動的藩籬。不過，這在其他人生活中意義巨大的社會分層，在維特根斯坦的眼中就像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
在終於擺脫了家庭的光環之後，維特根斯坦於1929年重返劍橋，這時他的學術聲望，已經超過了他的導師羅素。
他成了西方哲學界的領軍人物，劍橋最具人氣的教授之一。
不久，二戰爆發，維特根斯坦到了英國。那時，倫敦處於德國戰機的狂轟濫炸之下，普通民眾在戰火和瓦礫中頑強地堅持抗戰。
不願意置身事外的維特根斯坦覺得在戰火之中做哲學是件荒謬的事，所以離開了三一學院的教職，選擇去做一些最卑微的體力勞動。
在申請成為救護車司機未果後，他去了倫敦一家醫院做勤雜工，負責把藥品從藥房分發給傷病員，幾周後又被調往實驗室去配製軟膏。
對已年過五十的教授來說，醫院的體力工作是繁忙艱苦的，一天下來，他往往累得幾乎走不動路。然而他不為所動，在給朋友的信中寫： 「像一個騎自行車的人一樣，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著踏板」 。
這位著名教授，一生也做過花匠，木匠，小學老師，看門人，工程師，藥劑師等等。
對他而言，所謂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不是一個在理想世界裡應當被消除的社會頑疾，只是一個人心裡毫無意義的魔障。
1949年，維特根斯坦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後，清點了自己的積蓄，那筆錢差不多夠他過兩年。對此他也並不上心，「那之後會發生什麼我還不知道，也許我反正活不了那麼久。」
到了他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的積蓄快要告罄，為此他的學生兼朋友馬爾科姆為他申請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
然而在給基金會的信中，維特根斯坦坦白地敘述了自己不容樂觀的身體狀況，但卻總結道：「以我目前的健康狀況和智力上的遲鈍，我不能接受資助。」
他賦予自己一種嚴苛的律己精神，絕不接受任何不是他自己掙來的東西。
妻子祝他「生日快樂，幸福再來」。他說「沒有『再』了」。他臨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
有這麼一人，獨立強大，執著於自己的理念，一心只做自己熱愛的事情，無論貧賤富貴。他超脫與瀟洒，為世界注入一股人性的清流，使人變得更加高貴而豐沛。
2002年，在一份由多國哲學家聯袂推薦的書單上，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名列榜首。
謝德慶說我的作品不是哪一件，而是我的一生；
杜尚說我度過的美好時光是一生中最好的作品；
維特根斯坦臨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
愛你所選擇的生活，便是人生的意義，太多的硬性指標，反而會讓自己焦慮，同齡人縱然甩我一萬條街，亦是一日三餐，好好生活，好好睡覺，認真工作，獨立思考。
有人問陳丹青是否對自己畫拍賣不出好價錢而不滿？
陳丹青回答:「有個畫室多好啊，夠了，還要怎樣？現在已經是我能想像的最好的生活。」
喧囂的不是世界，是內心的浮躁不安。
認識自己，尊重自己，愛自己，當下所度過的美好時光，獨一無二的生命本體就是存在最真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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